八七年,父母来南澳看我,住到八八年八月底才回中国去。在六、七月 中,我弟弟来信说三叔祖又送医院了。不久,又说情况稳定出了院。我父母回 国不到一月,就寄来三叔祖病逝的噩耗。
据他们来信说,那天晚上他吃完晚饭还带上手表说:“七点、七点了。” 声音比平时清楚。过了一刻钟,他小女儿想给他盖被,见他似乎要呕吐状,两 手微微抖动抽搐,不一会儿,脸色已变。连忙按电铃叫他人上来,三叔祖已经 停止呼吸。享年八十七岁。
三叔祖虽一生多难,但他所受之磨难其实无一不与国家和民族所受的磨 难息息相关的。如果撇开他那些因为国家、民族所受磨难而受的磨难,那么, 他的一生也算福寿双全了。
上海二十毛纺厂在为礼耕先生作的悼词中称他为“丝绸工业的巨子”、“真 正的爱国民族企业家”,我想我三叔祖是当之无愧的。
我父亲在三叔祖追悼会上送了一付挽联上,挽联上所说的意思,大概可 说是他一生及与我们关系的极简洁的概括:
“孤露痛鲜民,夙昔耳提面命,叔季由来犹父事;
胸怀原坦荡,平生北马南船,道山归去即仙游。”
注 1: “红卫兵”、“造反队”抄家是 1966 年下半年的事。以后,一直没有确切的政策,说被抄去 的财物是没收了,还是以后还将发还。于是,社会上各种传闻很多:一会传说财物已经 进入国库,不会再还了;一会儿又传说,迟早总会还的,甚至有时还传说已经在开始处 理了。所以,三叔祖每次来我家问的“有没有消息”,除了关于“文革”中政局方面的消息以 外,实际上,主要就是指抄家财物处理这方面的消息。结果,一直到“文革”结束,绝大 部分抄家物资都没有作过什么处理。后来,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就开始正式处理“文 革”遗留下来的这一大问题了。在上海,一开始是,凡是在“文革”中被抄的资本家,都先 发还两千元,至于其余财物,当时并没有明确说要等何时以及如何才处理。当然,既然 政府已经发还两千元,对资本家来说,就好像先吃了一颗“定心丸”,知道其他财物的发 还一定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我父亲,因为不光是“资本家”,还有“历史反革命”这个罪名, 所以,一开始,别的资本家拿到的那两千元,他是没有份的。于是,他就不知前途如何, 终日惶恐不安了。过了几个月, 我父亲也拿到了那两千元, 他才定下心来。我们家和两 位叔祖家的抄家物资得到最终处理,那是已经七九年初了。处理方式是:被抄的存款悉 数发还,利息当然是不算的;其余被抄物资按清单折合当时物价归还。记得那时黄金的 价格是九十多元一两。而首饰、文物、书画、家具等等,当然就更不值钱了。至于我们 与三叔祖家原来的住房,因为那时已被上海长宁区警察局占领,做了全区警察的办事处和宿舍,一时无法归还,就又拖延了两三年,一直到我八 0 年出国后才还。我们那所住 房的三楼,当时已成警察局马局长的官邸,而按照政策,政府干部应该带头落实政策, 于是他就把三楼先还给了我父母。他们搬回去住的时候,下面两层还是警察宿舍,住满 了警察。再过了一两年,警察局另盖了新房子,才把宿舍搬出我家,于是整栋房子就都 归还我们家了。我三叔祖他们,也在差不多时间搬回自己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