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的一天,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卫生干部学校的校长 就通知徐先生:经过干部审查,在解放初期徐先生主动上缴军管会的法院案宗里, 发现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间审理的案件中,有数宗涉及镇压革命活动、迫害革命群 众,因此判决定为“历史反革命”,撤除现任一切职务,回里弄,接受群众管制改 造三年。其实,不但这些案件早就已主动上缴政府,并未隐瞒,而且,在上海地 方法院期间,徐先生的职务是检察官,对送来的案件,只能按当时法律代表政府 提出公诉,并无审判权。再说,上海地方法院处理的都是民事、刑事案件,政治 案件另有特刑庭专门审理。即使带有政治性的案件经过徐先生之手,往往也只能 当作“破坏公共秩序”之类的普通犯罪案件来起诉而已。但是,在半个世纪前,这 些情况照例均无机会可以申诉。
三年以后,管制撤销。但到六四年“四清”运动时,忽而又说虽然管制撤 销,但还有“历史反革命”帽子未摘,仍需继续争取摘帽。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徐先生突患中风,从此半身行动不便。幸而右肢仍能行动自如,写作并不受影响。
不久,“文革”爆发,徐先生作为“反革命”和“资本家”双料反动派,当然成 为“文革”首当其冲的对象。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的抄家开始,到十一月初的 扫地出门,“红卫兵”和“造反派”上门翻箱倒柜地查抄、无休无止地批斗不知其数。 扫地出门后,徐先生当时在上海的全家四口,从三层楼的房子被扫进一个十六平 方米的朝北后间,一住就是十五、六年。
所幸这间朝北后间原来的屋主竟是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先生的私人秘书无锡人朱梦华(1891-1973,一名朱烈)、朱龙湛(1914-1996,字复康、又字敬圃) 父子。二朱都是上海很有名望的书画家兼诗人,家中藏书甚丰,有“千明楼”之称, 意为“盼望能收藏明版书一千部”。朱家在“文革”中虽也受到抄家、冲击,但是所 藏书画、文物基本上并未受损。两位朱先生和徐先生原来就住在同一条街上,却 并不相识。现在,“红卫兵”倒作了媒介,把他们拉到同一屋檐下,成了紧邻。表 面上,两位朱先生要和徐先生“划清革命界线”,实际上,三人却相见恨晚,自此 日夕谈文论史、唱和诗词,如鱼得水、得其所哉。朱先生不但把藏书借给徐先生 阅读,还把收藏的书画拿出来请徐先生鉴赏,甚至请徐先生题诗题词。因为怕以 后万一再抄家“红卫兵”发现他们的关系,就故意要求徐先生把题款的日期倒填到 四九年之前。可惜好景不长,朱梦华老先生不久就被当作“地主分子”揪出来批斗, 含冤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