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澳洲,一开始根据当初申请时的合同,我只有六年的教学期限。 但是,六年还未到,大学就根据工作需要及我的教学和研究表现,将我转 为终身教职了。于是我就在澳大利亚定居了下来,并在阿德莱德大学工作 了 26 年半才退休。这是后话,不必在此多说。
在澳大利亚期间,吕叔湘先生与我的通信比我在美国时频繁了一些, 那是因为我的情况逐渐稳定起来,不像在美国时那么颠沛流离、搬迁不定 了。
从对上海方言语音的研究,我发现语言的演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 象,于是,在澳大利亚任教时,就开始对社会语言学感起兴趣来了。我在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曾翻译了两本社会语言学专著:一本叫《语言和情景》 (注 24),一本叫《语言的演变》(注 25),后来都由吕先生推荐在北京的 语文出版社出版了。当时在中国,社会语言学还是比较新的学科,这两本 书被人在论文中引用得相当频繁,我的译笔也曾得到很多好评。
老实说,要是没有吕先生的大力推荐,在当时已经开始的出版业越 来越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两本语言学专著要出版是不太可能的。吕先生在 给我的信中,也常对当时出版业的歪风邪气发牢骚。比如,在 1990 年 1 月 13 日的来信中,吕先生说:
“家人限制我伏案(因为这封的前文中,吕先 生谈到自己最近身体不好的事 —— 笔者注),因之吃 饭睡觉之外,只能手持一卷闲书或坐或躺,遣此永日。 杂志一份不订,报亦草草过目。就这样也难免感慨。 例如数日前见一新书消息,某地出版一本讲《易经》 的书,印数四十万。而有些颇有价值的文史书,则只 印三、二千,甚至一千五百本。《周易》不是不可研究,但为何印四十万?有无四百人真正研究此书?我 怀疑。文化方面比这更乌烟瘴气的还不知有多少。我 几乎有回到五四以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