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我同时有三、四十位笔友时,那位美国笔友并不是我最早通信的 朋友,但是,我们间通信的频繁程度是远远超过其它笔友的,更何况,我们还 交换过照片及其它礼物,其中包括那张被海关打碎的唱片。“文革”中通信时, 他成了我仅有的两位笔友中的一位,我们当然通信更加频繁了。他是位很忠诚、 认真的笔友,常在信中告诉我:“现在已经半夜一点了,我还在给你回信。”所 以他很少拖延回信。最表现他认真精神的一件事是一本辞典的事。
一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买了一本《韦氏新世界大词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准备送给我。我高兴极了,因为国内当时连中学生用的英 汉小词典都是买不到的。天天等那本词典,结果他来信说,因为中美没有正式 外交关系,邮局规定:寄中国的邮包不得超过某个重量限度,大约是两磅;而 那本词典已经超过了这一限度,所以不能寄。我失望极了。不久,他又来信说, 他与太太将去加拿大旅行,他会把那本词典带到那儿去寄(因为那时加拿大已 与中国建交)。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告诉我,他已从加拿大回来,词典已寄出 了。于是我天天盼,又过了两、三个月,我才收到那本从加拿大寄来的大词 典:仿皮的封面,烫金的书页,外面还有一个漂亮的硬纸盒。这本词典我后来 随身带到美国,又带来澳洲,现在还放在我阿德莱德大学办公室的书架上。
与他通信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交换照片。他寄给我他家里的照片:有后 花园的玫瑰,门前很干净的街道,屋子里的猫,桌上的啤酒罐,还有他公司的 办公楼,他的办公室,甚至他同事的照片。当然,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六、七 年前我刚与他通信时,他还是中学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戴着黑边眼镜,清清 瘦瘦,一副文静相。六、七年后却成了个高高大大的彪形大汉,留了一脸络腮 胡子,如果不是他寄给我这些照片,我根本认不出这就是几年前跟我通信的那 位朋友了。
收了他的照片,我也得回寄照片给他。但那时我居于斗室之中,连照相 机都没有,更没有钱用来拍彩色的了。好容易才拍了两、三张黑白的,不是背 景上是堆到天花板的杂物、书籍,乱七八糟,就是坐在我家唯一的那把椅子 — — 一张破藤椅上的我,一脸尴尬的苦笑。
与美国笔友的恢复通信是我第二次与海外通信的高潮。可惜,这一高潮 只延续了两年多就衰亡结束了。关于高潮的结束,我只得放在下一篇章中详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