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领导还有一个必须有的重要能力,那就是上下沟通和连接的能力: 对上级领导,要能保持良好密切的关系,得到充分的信任,这是使本单位能随 时得到最大利益的基本保证;对下级成员,也要形成一股亲密团结的凝聚力, 使全校教师都能同心合力,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孙校长的领导技巧,在这一点 上体现得十分充分。
作为基层领导,要得到上级信任和重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能够得 力地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方针。我到建东时,五十年代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都早 已过去,据说,“整风反右”时,小小几十个教职员工的建东初级中学也按上面 的比例“揪出”过好几个“右派”份子。(注 3)有的“右派”当时还只有二、三十岁, 就被发配去了宁夏、青海。我只看到过一位,“文革”后“平反”回来,已经五十 多岁了!六十年代中,搞“四清”,我亲眼看到在总务处揪出一个平时十分老实 巴交、说话结结巴巴的老会计,批斗后交代贪污了几千元,被靠边劳动。不过 后来好像也没有负什么刑事责任,不知问题本身不大还是因为坦白退赔得好。 总之,上级任何政策,建东都执行得十分圆满。我在建东时,时时能够感到孙 泰升从来都是区领导的“红人”,所以,建东也就能从区里得到很多好处。
比如,我刚进建东时,校舍还设在万航渡路和武定西路拐角口一栋两层 楼的洋房里,操场也不大。一栋房子既做办公室又做教室当然不够,于是有的 教室就只好设在靠墙边一排搭建出来的矮平房中。不过不久,区里就分配给建 东一个新校舍。新校舍就在万航渡路康家桥原来赫赫有名的汪伪特务机关“76 号”内,有两栋独立的大洋房,再加一栋正正气气的三层楼教学大楼外加一个大 操场,还有一座独幢的平房可做图书馆。校舍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以后,每 年都有新大学毕业生被派进建东,加强师资力量。“文革”后,教职员工人数超 过一百。全校学生人数,“文革”前已近千人,“文革”中,最多达到过一千五百 人左右,成了静安区一所较大的完全中学。
再如,我刚进建东,“建东初级中学”就改成“建东中学”了,因为开始设 立高中部。虽然班数不多,好像每届都只有一、两个班,但孙校长在高中几个 班上所花时间和精力确实不小。为了保证以后的高考升学率,孙校长除了尽量 与重点中学竞争,争得尽量多的好考生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动员本校初中毕业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投考本校高中部,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学生慧娟,记得就是 这么被孙校长动员下来的。孙校长还亲自蹲点,做慧娟班的班主任。后来可能 因为实在忙不过来吧,才请语文老师童学仁来管实事,担任副班主任,而孙校 长,则始终亲自担任正班主任,还教政治课。可惜的是,这届高中刚要毕业, “文革”就爆发,高考被取消,我们就不知道孙校长精心创办的高中班要是参加 高考的话,升学率究竟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