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之后,我很快就去了美国,后来又转来澳洲工作、定居。听 说孙校长后来很快调出建东,在静安区当了教育局长,不久又被调任为静安区 业余工业大学校长。但是,当然,他与建东中学还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 再说,以前他周围的一批师生,也还是与他常有来往。所以,〈我与笔友的故 事〉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就复印了一个副本从澳洲寄给那时还在建东中学任 教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很快就把该文传给了孙校长。过后,我就把此事忘记 得一干二净了。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 09 年十月,我回上海旅行,在一家饭店请建东语文 组以前的一批老同事聚旧,邻座是一位与孙校长关系很好、来往密切的严老师。 席间,她小声对我说:
“你写孙校长的那篇文章他看到了,觉得有点委屈。”
“是吗?怎么啦?”我说。
“他说,实际上,他对你印象一直是不错的,也没有要把你当反革命揪出 来的打算。他说,事实上,他还做了一些工作保护过你呢。”
我说,“啊呀,其实呀,就算孙校长当时要把我当作‘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揪出来,现在想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谁都头脑发昏、是非不分,什么 事都按照当时的政策来办。他那时是建东党组织的代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 大胆怀疑我,也是应该的。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那时大家都在做戏罢了。其 实,我对孙校长也没有什么看法。”
我说的倒决不是假话。八十年代写那篇文章时提到孙校长,可能还确有 点想出出怨气的想法;现在又过了十多年,心平气和地想想,那时他是党的领 导,我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群众,大家都只是在认真地扮演着自己应该扮演 的角色罢了。我们之间都并不存在什么个人的恩怨。
严老师听了点点头,说:“孙校长已经八十了,他太太得了老年痴呆症, 要人照顾。他自己腿脚不行了,出门要坐轮椅。但是我们还常去看他。每年总 要与他到饭店吃几次饭,大家轮流请。”她说的“我们”,就是指建东以前“保孙 派”的老师们吧。
我说:“那么请你以后见到孙校长时代我向他问候,并替我解释一下吧。” 严老师说:“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他?他家离我家很近,我可以陪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