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文豪加谬说：＂人是唯一能拒绝像当下一样生活的生物。＂，拒绝当下是踏出改变自己的第一步，如今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当初都是寻求改变自己才走上＂润＂的这条路。近来＂润＂一词又开始火爆，其实，＂润＂在中囯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远的不说，我们这代人就亲身经历过好几波＂润＂的大潮，从农村＂润＂回城市，从国内＂润＂到国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性使然，也符合自然法则。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叙事而改变。

据说北大、清华毕业生＂润＂出国的比例特别高，是传言？还是事实？我不得而知，但从我舅舅退休之后，还坚定不移的＂润＂出国，应该说这个比例不会低。

1956年，舅舅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北大读书期间，因言获罪，被戴上右派帽子，打入另册。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他们也归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8月，舅舅大学毕业后＂戴罪＂发配去了宁夏同心县王团庄农场劳动改造。

在奔赴宁夏之前，舅舅有十天的探亲假，他回到上海，拜别了老母亲和二个妹妹，还抽空去了一趟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林昭家告别，舅舅与林昭和林昭的男友甘粹都是北大好友，也是同病相怜的右派难友。回北京后，舅舅便同其他右派同学集体坐火车去宁夏报到，并在一片丘陵沟壑的荒蛮之地同心县扎下了根。

发配边疆的日子非常的艰苦，每天都要像当地农民一样种地，砍柴，拉煤，喂牲口，干杂活，没有一天节假日，没有娱乐生活，人就像一台机器，整天没日没夜地干活，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工资仅为32元（右派大学生生活费），有好几次差点饿死，命丧黄泉。1973年3月，舅舅被摘去＂右派＂帽子——这顶帽子整整戴了十六年（含在校三年）。同年回上海探亲，当舅舅敲开我家门时，外婆和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舅舅衣衫褴褛的样子简直像个＂叫花子＂，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舅舅。1974年，舅舅终于结婚，那年他40岁，舅妈31岁，舅妈是宁夏大学中文系1969届毕业生，当时他俩都是同心县同心中学的语文教师。1976年，舅舅带着舅妈来上海探亲，再次去拜访林昭家，但她的家已经是家破人亡，人去楼空。1979年舅舅才得知林昭的死讯，这让舅舅不胜悲伤。

1982年，舅舅的人生迎来了大转机，他不断向中央、自治区、北京大学申诉，要求归口，要求调动。我北京的二姨妈（军队高干）也多次与自治区主要领导交涉，最后同心县答应放人。但北京、上海人员安置困难，只能调往临近的江苏省报社、电台工作。同年11月6日，舅舅一家离开让他永生难忘的第二故乡同心县。舅舅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屈指算来，来宁夏已经整整22个年头，我的生命最宝贵的时光是在宁夏度过的（25岁至47岁），在最艰苦，最困难的那些年月，我和回族兄弟姐妹同喝一锅面糊糊，同背一田粪，同拉一张犁，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我也过了这数十个＂开斋节＂，还有古儿邦节，因为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我有幸存活了下来。＂舅舅接着又写道：＂这一天，离开同心去银川，租了一辆载重4吨解放牌卡车，装了22个大小不等的瓦楞纸箱，一只旧皮箱和二只破木箱，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这就是我们俩数十年来积攒的所有家当。其中三分之一纸箱装的是书。这些行李也只占了半个卡车的空间。＂闻讯赶来的学校老师、学生、家长、村民挤满了院子，舅舅、舅妈含泪同他们握手告别。再见了！善良的乡民，回族兄弟们，学校同事，还有无数的学生。再见了！不堪回首的岁月，挥别人生的创痛，带着新的梦想奔向远方。

11月7日，从银川开往北京的170次列车上，要数我三个表弟最为兴奋。对于他们来说从封闭的山沟沟里出来，沿途一切都充满了新奇，充满着幻想，充满了色彩，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火车越是接近北京，眼前的新奇事物就越多，齐整的农田，四通八达的道路，鳞次栉比的楼房，还有富庶的江南也向他们展开欢迎的臂膀，世界更向他们展现无限的可能。谁都没有料想到，这三个啥都不懂的深山沟里的小男孩，10多年之后，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勤奋苦读，上大学，并考取全额留美奖学金，全都拿了双硕士或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和加拿大成家立业。

在江苏，舅舅任某党报责任编辑，舅妈任某电台记者，没几年舅舅、舅妈竟然入了党，职务更上一层楼，职称评定为主任编辑，成了地地道道体制内的人。2004年，舅舅和舅妈第一次去美国探亲旅游，这时大表弟在得克萨斯奥斯汀市（Austin）IBM公司工作，三表弟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攻读博士学位。后来舅舅和舅妈随二表弟定居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舅舅在国外依然笔耕不缀，2007年写下二十万字的回忆录，以献给50年前受苦受难的右派兄弟姐妹，本书由已故史学泰斗余时英教授作序，余教授称赞这部书有很高的史学价值，特别是舅舅与林昭，以及其他右派难友的书信往来。2020年，舅舅与世长辞，安葬在加拿大圣劳伦斯河畔的一座美丽的小岛上。

舅舅天资聪明，刚正不阿，却走了一段极为坎坷的人生路，让我们小辈景仰之余，也为他的遭遇感到十分难过。舅舅一生光明磊落，始终如一，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离乡背井，＂润＂走它乡。在他的心里一定有许多的不舍和无奈，或许他的身心受创太甚，再也没有余力在红尘中争名逐利，他只想找一个安静、自由的地方生活，让灵魂得以安息；或许他还有未竟的心愿，找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与他一起受难的右派难友（不管是过世的，还是幸存的）把那些年的屈辱摊在阳光下一一审视，把这段悲苦在诚实的灵魂面前一一还原，不能再让这种人间悲剧在中华大地上重演，因为他还深爱着那片土地，那里的人民，＂我们既然经历了苦难，就应对得起这份苦难＂，舅舅最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不容再瞎折腾了，它理应尽快进入世界自由民主強国之林！＂

我还有位从未谋面过的大舅舅，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后被宋哲元的部下逮捕，经我外公所属的国民党高层关系获得保释。大舅舅北大毕业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抗战全面爆发，大舅舅毅然回国参加抗日，经越南海防转赴昆明，再到重庆，任国民革命军炮兵学校政治教官，当时的蒋委员长曾赠送给他一幅照片（蒋一身戎装，手握佩剑的半侧身像），照片的右旁书：＂之源同志留念＂左边是：＂蒋中正赠＂。抗战胜利后，大舅舅任国防部史政局图书馆上校副馆长，后因肺结核病辞去公职，在上海养病，上海解放前夕去逝。

我的大舅舅年少气盛，抱着满腔爱囯热情，奋然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我的小舅舅年迈退休后，却离别故土，远走他乡，同是北大人，兄弟俩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真让人感慨良多！

＂润＂是很私人化的一件事情，它理应不该拿来在公众场合作审视；但＂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不得不引起公众注意，热烈讨论。＂润＂出国的人，虽然＂润＂的理由千奇百怪，但其实质都差不太多，都是＂良禽择木而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对当年的决定无怨无悔，假如人生可以重来，可以再选择一次，他们还会坚定不移的选择＂润＂。当然有些人因自己个人的原因没留下，选择打道回府，如果损失的银子能够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也不失为一种收获。还有一部分人义无反顾报效国家（不是为了钱财），反向＂润＂回去，这样的人言行合一，同样让人肃然起敬。最令人瞧不起的是一部分人嘴上说一套虚情假意的话术，身体却诚实的原地不动，二头捞好处，甚至还大言不惭为自己言行辩解，这种分裂的双重人格，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还是引用一句俗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至于你想成为林子里什么样的鸟，大主意还是自己拿。

最近家里种的几颗佛手瓜的藤蔓爬满了围墙，甚至爬上了临近的一棵大松树上，上百只硕大的佛手瓜挂满了枝头，特别好看。更惊奇的是我家从早到晚都会引来无数蜜蜂，在藤藤蔓蔓的花蕾上飞来飞去的釆蜜，撒欢，而且每天飞来的蜜蜂越聚越多。我在满心欢喜观赏这有趣一幕的同时，突然觉得人们常说的＂润＂是不是有点像蜜蜂釆蜜，人渴望一个平等安定，自由富足的国度与蜜蜂找寻一处花红柳绿的庭院，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下面的连接是我开博的第一篇博文，以纪念过世的舅舅，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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