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前，原来的学生K跟我联系，说是要带全家来加州旅游，顺便拜访一下母校和以前的老师。

K是美国人，中文非常好，大学毕业后，曾经在香港和大陆留学六七年，才回美念硕士，念的是外语教学专业。拿到硕士后，曾被国防部下属的军事院校聘为中文教师，后因天性喜爱自由，又去俄勒冈州的公立学校学区，那里有个美国教育部资助的K－12中文项目，K去担任主管。

K的太太是日本人，学的是翻译专业，结婚后，成了自由职业者，在家上班，日语笔译的活儿不少，够她忙的。有了儿子之后，他们在Portland 买房，安下家来。

我跟K的关系不错，他随和，不拘小节，极易相处。听说他要来，马上邀请他们一家来家里做客。

跟他们夫妻俩打过招呼后，K就开始用中文跟我交谈。我考虑到这样对他太太不礼貌，便改口英文。K说，不用不用，我们自管自说中文好了，儿子可以翻译。我看看他儿子，才五岁，小小的个儿，倒是很像小绅士，乖乖地不吵不闹，端正地坐在妈妈身边。我们刚说了几句，果不其然，小翻译开始把我们说的话，用日语转告给妈妈。他妈妈用日语说了几句，他又用中文转告给我们。不一定是逐字逐句，但是大概的意思，小孩子居然转达得非常清楚。

令我惊奇的是，这一家人都说英文，为什么要绕个道儿来沟通呢？看着K夫妇一本正经，一个说中文，一个说日文，也不便多问，倒是这么小的孩子，看似心不在焉，却流利地为父母翻译，看着十分有趣。

过了一会儿，小翻译坐不住了，跳下椅子，在房间里东看西看，K太太怕他闯祸，把他带到花园里去游玩，我才有机会问问K是怎么回事。K说，这是他们夫妻俩在孩子出生前就约定好的，K只跟儿子说中文，太太只跟儿子说日文。夫妻俩的共同语言是英文，要直接交流的话，尽量背着孩子。他们的打算是培养孩子“条件反射”，就像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在喂狗的时候，摇一摇小铃铛，以后狗一听到铃铛声，哪怕没有食物，也以为要吃饭了，唾沫就会上来。

这样的计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好在K 太太坚韧不拔，在她的言传身教下，K也努力克服了不拘小节的行事习惯，坚持跟儿子说中文。等到孩子两三岁时，条件反射成功了，孩子看到母亲说日文，看到父亲说中文。父母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常问孩子，对方说了什么。渐渐地，孩子看到两人在一起，条件反射，为父母充当翻译。

我见到孩子的时候，他已经五岁了，完全习惯了翻译的角色，不用父母提醒，自觉地为他们翻译。K还特意提醒，让我只跟孩子说中文，我照办后，他又成了我跟K太太之间的小翻译官。

孩子那时候已经上了托儿所，英文突飞猛进，回家来免不了跟父母说英文，但是父母坚持伪装，逼着他继续用中文日文。父母的努力，使得孩子能自如地驾驭三种语言。

如今，孩子进初中了，早就看破了父母无法沟通的骗局。然而，条件反射，父母用两种语言各说各的时候，还会替他们翻译。

K的奇特家庭，是他坚持要儿子学外语的动力。K的母亲是美国白人，父亲是出生在伊拉克的犹太人。母亲应该是乐于探险、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大学毕业后，在非洲的马里遇到了父亲，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后来离了婚，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美国。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大儿子（K的哥哥）迷上了中文日文，专心研究两国语言和中医，经过八九年的努力，成了针灸师。大女儿则步母亲后尘，去北非的突尼斯猎奇，结果嫁给了突尼斯人，入了伊斯兰教，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小儿子K留学期间，走遍了中国，都以为他会娶中国姑娘，结果娶了个日本姑娘，培养出一个精通三国语言的小翻译。至于K的父亲，再婚了，娶的是台湾太太，现在定居新加坡，开了一家墨西哥餐厅。文化如此多元的一家人，出了个小翻译，似乎也是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