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美人”素为西方英雄传奇之模式，其源深矣。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亚之战，是由年轻美丽的海伦引起的；十二世纪的骑士文学中的骑士们，则把爱情当作人生首要追求，得到贵妇人的欢心就是他们的最高荣誉。直到历史传奇大师司格特的历史传奇中，仍不绝如缕地弹奏著英雄美人的老调子。

然而在我国的英雄传奇中，情形却恰恰相反。传奇英雄不近女色，似乎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三国演义》中的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几乎和性本能永远无缘。张飞是从未涉及妻小女色之事。赵云偶有涉及，却表现决绝。当桂阳太守赵范见子龙文武双全，威仪出众，要将寡嫂樊氏许嫁他，不料他“大怒而起”，厉声呵斥。 孔明说，“此亦美事，公何如此？” 赵云回答：“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大事？” 刘备说，“今日大事已定，与汝娶之，若何？” 赵云回答：“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 刘备听了连忙称赞：“子龙真丈夫也！” 似乎娶了妻子就不“丈夫”了。

最为突出的恐怕莫过于那位“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了。当他保护刘备二夫人于土山被围，身为俘虏之后，途中在驿馆安歇，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羽与两位嫂嫂共处一室。于是“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以此避嫌。到了许昌之后，“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 但关公仍不为所动，把十个美人“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 曹操送战袍、名马，他都接受了，唯独对女人表现出极端的审慎。对美女的拒留在此成了考验英雄懦夫的试金石。

有趣的是，历史上的关羽并非这样一个无情无欲的“神”，而是爱美人的英雄。据《三国志》 裴松之注《蜀记》记载，刘备曾和曹操一起攻打吕布所占据的下邳。攻城之前，关羽向曹操表示想得到吕布手下秦宜禄的妻子，在城将破之时又屡屡提及此事。曹操怀疑秦宜禄的妻子有异常美貌，先遣人迎来察看，果然美丽无比，于是就自己留在了身边。关羽为此很不高兴。而到了民间传说里，关公却变成一个被奉若神明的正人君子。清代的一出名为《斩貂》的戏曲，描写张飞俘虏了貂蝉送给关羽“铺床曡被”，却被关羽当作误国的“妖女”杀了。从历史人物的关羽到小说、戏曲中的关羽，极其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传奇英雄被“净化”的过程。

在另一部英雄传奇《水浒传》中，那些英勇无敌的梁山好汉亦如出一辙。李逵、武松、鲁智深、刘唐、阮氏三雄等，都从未有过凡心。虽然这些草莽英雄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唯独于女色二字，则避之如恐弗及。似乎一旦沾染了女人气味，英雄之概就烟消冰释了。

英雄传奇中这一大批泯灭性欲、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在现实中是不可思议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 倘若要寻求这种畸形现象的原因，我们只能到以性为耻的文化背景中去找。

虽然说，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同的生殖崇拜现象，但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的自然情欲——性，历来都是被鄙视和压抑的。道家所追求的是无情无欲，超脱尘世的一切诱惑，摈弃功名利禄和各种欲望，色欲当然也不例外。儒家除了重视子嗣延续，对“性”也采取一种淡漠甚至鄙视的态度。贪色，历来为正统儒士所不齿。因此，“万恶淫为首”便成了几千年而未曾改易的古训。

于此相呼应的是“女色祸水”的观点。中国历来就有一种视女人为不祥的倾向，如《诗经》把女人比作鸱鸮（猫头鹰），《左传》说不可与女子同舟、同车。文化人类学家认为，视女人为不祥的起因是原始人对女子经血的恐惧。但也与中国人对性的恐惧有关：在中国古代人看来，精是人体元气之本，一个人一旦贪色，就会伤了元气，一事无成。这种“女色祸水”的偏见在上古即已露其端倪，神话中英勇无敌的后羿，因妻子美貌而被蹇浞暗算身亡。后代史书因女色而亡国丧身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国家的衰败、朝代的更替，无不与女人的罪过联系在一起。野史中那些亡国之君的侧旁，总是有一个或数个“妖妇” 在“蛊惑”“圣主”。似乎国家的重权不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是在女人手中。就连史学巨擘司马迁也说，“桀之放也以末喜……纣之杀也嬖妲己……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

这种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对“女色”、对“性”的鄙视和恐惧，就是不近女色的中国传奇英雄的产生土壤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