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一位读过许多外国名著的主席，原来对老子的治国理念也颇有研究，教导其唯唯诺诺的属下：‘治大国如烹小鲜’。

治国，离不开政府。政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创造。群体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人权、自由、平等、立法、执法、福利、救援、治理、环保、以及防御外敌等等，迄今为止都是通过良好的政府，才近似地实现的。这说明，直到可以预见的很长历史区间，政府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迄今无数的坏事，如专制独裁、横征暴敛、杀人如麻、冤假错案、贪污腐化、分配不公等等，又是不良政府的专利。所以政府既不可胡搞、不当干预、扰民和急功近利、索求无度的所谓‘有为’，也不可无能、懒政、坐视的“无为”而治。应该是在该有为的地方有为，该无为的地方无为。这需要对政府这种制度有深刻的理解。老子提出的“无为”不是无知，“道法自然”也不是忽略人的努力和智慧。有人很赞赏中国的传统园林艺术，认为它是中国文化“崇尚自然”风格的体现。后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些新“景点”去了几次，才发现，完全无知无识的所谓“自然”是多么糟糕。那些毫无文化造诣的仿古建筑，与北京与承德的皇家宫殿，和苏杭一带的江南园林简直有天壤之别。在那些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的建筑风格背后，是深度刻意的安排。做得象“自然”一样，其实不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关键是个“法”字，即仿效、效法之意。而效法，就有水平高低不同了。有维妙维肖，也有邯郸学步，还有东施效颦。要仿效，首先是要理解，要把自然“吃透”。所以，在“无为”的背后，是理解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大学问。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其核心是以烹饪比喻治国：“烹小鲜”不能随意翻动，油盐酱醋要按时按量配合，恰到好处；火候要掌握得当，否则就会或烂或焦，过咸或过淡。治国亦然，不能朝令夕改乱折腾，不能操之过急、只求政绩，又不能懈怠、马虎、不负责。

专制制度下，怎么能避免把国家像烙大饼似地翻来覆去呢？以北宋王朝为例：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来，连小鲜那样还保持着一条鱼的完整形状都说不上，只能说是即将散架，还没有马上散架。像快要箍不住的一只漏水的木桶。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补的保守疗法，而是大卸八块，这只桶不完蛋，焉有它哉？王安石先生充满自信，伸出两只手，对神宗皇帝讲，陛下您看，每个手有五根手指，从理论上讲，一下子按住十个跳蚤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笑话，然而也是熙宁二年的真实。几百年后，毛太祖也以为一夕之间亩产万斤、钢超英美、跑步进入吃饭不要钱的‘共产天堂’是可能的。。。

中国人要是神化起一个人来，也真是匪夷所思。但是，要给一个人加上伟大这两个字的定语，我们不是看他“说“得多么伟大，”想“得多么伟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么伟大，对于时代的”贡献“多么伟大，在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多么伟大。光有前面两个伟大，而无后面的三个伟大，这种半截子伟大的人，任凭你花言巧语，强词夺理，也难以真正伟大起来。

在老子看来，治国的关键犹如“烹小鲜”，重在不折腾！具体来讲，统治者要清静无为，少私寡欲，轻徭薄赋，简政放权。统治者只有少干预经济和社会，百姓才能休养生息。反过来讲，百姓只有休养生息，社会财富才会不断增加，反而会增加税收。政府和百姓各得其所，两全其美。在老子看来，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可见，“治大国若烹小鲜”，是对“无为而治”的一个形象表达。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个经典比喻还暗含另外一层意思：举重若轻。如你所知，“治大国”当然是大事，重如浩浩泰山；“烹小鲜”当然是小事，轻如微微鸿毛。当一个人举泰山如鸿毛时，他的力量有多么大！当一个政治家用“烹小鲜”的方式来“治大国”时，他的治国艺术有多么高超！可是，抬眼看看历史，如此高超的政治境界，有几个政治家能达到呢！

社会不良现象的发生，归根结底在于统治者施行“有为而治”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瞎折腾！一方面，统治者总是从自身的私欲出发，肆意增加徭役和税收，浑然不顾百姓死活。另一方面，统治者总是朝令夕改，恣意妄为，政策缺乏稳定性，百姓苦不堪言。

要把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事做好，就得有担当有作为，就得治懒政，治不作为。老子强调无为是有为前提下的无为，无为就是不肆意妄为，就是不搞人治模式，不搞机械化一刀切，不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搞无原则无底线的掩己过追人责，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政绩工程……当这些不应该搞的东西蔚然成风时，不煎烧饼瞎折腾的“无为”正是勇于担当负责任敢作为，正是关键时候豁得出去。您说这怎么可能是小菜一碟呢，“若烹小鲜”难着呢。

里根对老子思想的认同。他在1983年元旦国情咨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让每个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自由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如同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过火过分不要煎烧饼瞎折腾”。

人家把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搞成了英文"Govern a great nation as you would cook a small fish; do not overdo it"，

“烹小鲜不可扰，治大国不可烦。烦则人劳，扰则鱼溃。”

主政一方（包括负责一个单位）的领导，多些人之所以要跟老子对着干，热衷于煎烧饼瞎折腾，概而言之无出三端。

一是擅权立威。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官上任三把火。平地好起新楼，新官不理旧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否了前任再说。时移世易，千变万化，怎能墨守陈规？以前的人可以调整，以前的事可以叫停，以前的举措可以调换，以前的目标可以新设，以前的思路可以更改，甚至以前的城市定位都可以重来……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任环境条件千变万化，任新官千能万能，那一方山水总还在那里啊，你的坐标系再大，那方山水的经纬度能变化到哪里去呢？我曾比较过相邻几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凡是主帅换得频繁折腾得厉害的地方都民怨大不景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流水般不歇气地“破旧立新”，新的怎么立得起来呢？更何况标新立异的新的也未必真的比前任高明啊，不断地否定前任，颠过来覆过去，那地方不被折腾得“人烦鱼溃”才怪呢。相反，搞得好的地方都是一任接着一任干，工作不断提升，事业稳中求进，局面越来越好。

二是跟风抢功。仕途官帽都在握在上级手里，下级服从上级天经地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本来心里也知道上头的政策指示未必放之全域而皆准，往往自己还已经琢磨出更适合本地的办法路径，忽然间领导金口一开，上头文件一来，什么也顾不得了，大干快上，限时限刻，一切推倒重来，不折不扣紧跟形势落实要求争先恐后誓夺头功。在上级面前已无自我，上级又有上级，层层下来，搞到最基层，那一锅嫩仔鱼还能不被烧成鱼鳞屎肠四合一“蛋黑粉”？

三是利令智昏。有些主政者的折腾煎烧饼，好像是为立威，又似乎是为建功，只有等到他垮台后才晓得他原来是为赚钱。陈四益先生《绘图双百喻》有一则寓言写得极有意思：

某公爱柳，尝谓人曰：“‘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此何等景致！”及为县令，遍伐杂树，以柳易之。任满秋迁，继任者恶柳而好梅，曰：“柳无风骨，岂若梅之耐寒也。况‘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胜似‘江上柳如烟’。”乃伐柳易梅。又三年，新官莅任，曰：“梅固耐寒，未若竹之常青也。坡公有言：‘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又令伐梅种竹。民苦于屡更，作《天净沙》咏之：“前官种柳平沙，后官换了梅花。新竹这官种下，心惊胆怕，怕再来的他偏爱枇杷。”

《诗经·桧·匪风》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河上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这两段的意思是，烹鱼不宜繁琐，反复扒拉来扒拉去，这鱼就碎了。治理人民也不能太繁琐，折腾来折腾去，民心就散了。如果你真的懂得烹鱼，也就真的懂得治理民众了。又说，烹小鱼，不能去掉肠子肚子，不能去掉鳞片，不能挠来挠去，如果这么折腾，这鱼就烂了。这后一段，有点让人觉得奇怪。不去掉肠子肚子，也不能去掉鱼鳞，这鱼就是煮好了，那还能吃吗？后来琢磨了下，好像明白了一点，所谓小鲜，即小鱼，也就寸来长的鱼。这么小的鱼，也实在不好去掉肠子肚子。更不好刮掉鱼鳞。所以就囫囵着煮算了。北方有所谓炸小鱼，也就是一股脑儿，囫囵着个儿给下到油锅里了。吃过的人都觉得很香。我没吃过，也不太想吃，觉得有点脏。或者这也算是有点矫情吧？

这里所说的治大国，其实是指治大国者。治大国者，就不是一般的管理者，而是指最高，或者较高层级的管理者，或统治者。老子的意思是，在这个级别上的统治者，不能翻来覆去地在政策上折腾老百姓。老百姓受不了。你把佐料放好了，火候调准了，只管让它自己咕嘟去吧，别管得那么复杂。时间差不多了，小鱼也就熟了，看上去也是个整的，没给弄碎了。能看得过去，吃起来味道也不错，就可以了。

这里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作为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不能事无巨细，你都一定要插一杠子。你越是插得多，就越是乱乎。当年老蒋指挥打仗，明摆着有一批军官在做作战计划，在临场指挥，老蒋就是不放心，非得自己插一杠子，结果经常是朝令夕改，让下面的人无所适从。这样的指挥不出乱子才怪呢。这一来，可能是老蒋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是最高明的，他下面的人都靠不住。

《韩非子·解老》篇：“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老子的治国思想一直受到我国许多朝代皇帝的重视，如汉文帝、汉景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朱元璋、明朝万历皇帝、清世祖顺治等等。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都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来实施改革，结果无不碰得头破血流。王安石之败，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滴石穿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过程，历代中国的改革家无一取得成功的原因，与王安石同样，就在于常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夙不知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来推动社会变化的。革命允许暴力，暴力可以翻天覆地，反对派敢呲牙，只要手里有枪杆子，二话不说，马上摆平。这只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这就叫革命。而这只桶再坏再破，也不能一脚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颜悦色，就得和风细雨，就得由点而面，由局部而全体，润物无声地细致工作。中国人，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求稳心态，怕乱心态，苟全心态，保守心态，没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作到家的扎实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看到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这样的冒失行事，不失败才怪？

烹饪艺术的核心部分，除了各种材料的配合比例，百味的平衡、调和，就是掌握火候。而小鲜，又是各种烹饪材料中最为娇嫩的，更要细心伺候。所以治理大国的最高境界，就是小心翼翼地掌握火候。那么，怎么掌握火候，大国又如何可以被比作小鲜？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也可以大而化之道来。简单地说，治理国家，首先要考虑人民的性质。从经济学角度看，人民的性质就是趋利避害。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和维系一套基本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任何个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时，就对社会有利；在做对社会有害的事情时，就对自己有害，就可以使全社会的成员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使社会繁荣起来。一般而言，这套制度包括保护产权、维持秩序、调解纠纷的功能。 一旦有了这么一个制度框架，人们明确地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成本，什么是自己的收益，从而自动地按照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行事。

　　当然，什么对社会有害，什么对社会有利，在有些时候并不是那样判然分明的。往往是同样一件事，做得不够和做得过头都会对社会不利，比如货币供给。过多了叫通货膨胀，过少了，我们现在也知道叫作通货紧缩。通货膨胀意味着，当社会所有成员都已经被动员起来进行经济活动以后，仍要增加需求，则只能导致物价的上涨，而不会有新的供给了；通货紧缩意味着，社会上还有一些成员没有工作，却已经没有货币支持他们的经济活动了。在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们采用贵金属做货币，货币供给由贵金属的生产决定，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吻合的情况只是偶然地发生。后来人们又发明了贵金属本位制，即以贵金属为准备金发行可兑换证券，部分地摆脱了贵金属的束缚，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了不兑现的纸币作为货币，才完全脱离了贵金属的限制，货币供给完全可以由政府的货币政策决定。所谓货币政策，一般就是中央银行对再贷款利率的调整。再贷款利率的调整，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利率的些微调整就会影响人们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当利率调高后，就会有些人认为他们原计划的经济活动得不偿失，从而中止他们本来要进行的投资；反之亦然。这样政府通过很小的调整，就从事着造福于整个社会的治理。

政府在它该发挥作用的关节点上发挥着它的智慧，从而避免了它对经济其它方面的干预，反而给全社会成员留下了巨大的“有为”的空间。

还是让我们细细品味老子的原话：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
强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