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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以大胆敢言著称，海龟前就毫不留情痛斥中国教育、科研领域的弊病。回国后，多次在国内媒体发表文章痛陈顽疾。前年院士不入誓言不再角逐院士。对今年的院士遴选，再次选择直言不讳，直述海归学者落选院士是因为“不会搞关系”。他说的对不对，当然对；错不错，有点错。例如，新当选的最年轻的科学院士，就是他们生命科学专业的海龟。
饶毅和施一公是同批“海归”，分别掌舵北大生命院和清华生命院。在此次院士聘选中，两人呼声颇高，却双双铩羽。饶毅在头轮就被出局，施一公在第二轮落选。为此，饶毅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绝非学术原因，而是人际关系问题。
饶毅：我相信绝大部分生物医学院士不会说施一公的学术水平有问题。施一公要比很多人的水平高一大截，不光对候选的院士，他比很多已当选院士都要高一大截。
饶毅：生物医学部本年度当选者，与往常一样，以科研论文为代表性成果。而施一公在国内发表的优秀论文远多于中国同行的任何科学家，他的落选势必引起海内外相当多的生物学家质疑，“中国生物医学部是否以学术为首要标准”。
饶毅：这个时候，把他刷到一边去，或者延缓他，而把比较差的人放进去，这会让同行马上意识到，原来那些东西重要，不是做学术最重要，而是做其它东西最重要。这样就把做学术的文化气息搞坏了。
饶毅：落选并非学术原因，而是海归学者“不会搞关系”。从施一公鸣的落选，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实中的不良文化。
饶毅：中国不光科学评荣誉，在社会各方面，都留有一个很强的习惯，经常是在考虑人际间的关系。这是阻碍我们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人花过多的时间用于平衡和协调人事网络，耽误了做正事。而且，我们还得让很大一部分应该投入做正事的人、意念和智力，不得不投入到去搞人事关系。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很大问题。
饶毅：你们记者要让人们明白，我为施一公鸣不平的目的，不是为了施一公本身能不能当选院士，而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讨论中国现实文化对于我们整个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有多大的阻碍、很不好的那部分。因为长远来看，这将对院士遴选产生很大的副作用。副作用究竟是什么?
饶毅：中国文化根本是好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甚至很严重的问题，这不仅对院士的遴选产生非常不好的副作用，不仅仅是某个人当选不当选，是否公平，而是要想到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导向和示范作用。所以不是对院士当选喋喋不休，而是对院士当选反映的现象应该批评。院士对于中国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了不起的事，因为很多人把做院士作为他奋斗的东西，那院士怎么评选就会影响他怎们做事情、怎么去为人。
饶毅：我们提出来讨论、提出来批评，本来就是促进文化的改变。因为文化的改变不是你怎么做，别人就知道，而是得说出来。现在既然大家都不说，我就做指出皇帝新衣的那个小孩子。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更有意义，对社会的导向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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