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坎危机到乌坎转机，共产党的中央政府应该找到了一个继续统治，以为“长治”“久安”的方法。
1。乌坎危机
乌坎这地方，就是90年代走私的大门户，可以说村村走私户户走私。现在走私不大吃香了，又没有发展起别的致富渠道，老百姓就开始埋怨村干部乡干部。如今这世道，哪有不贪的官。只要一抗争，自然有官出事。当然，村干部乡干部这些利益集团必然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钱益、人益。官民双方所索取的利益分割差距就会很大，自然就有了闹大的乌坎抗争事件。
这种抗争只反村官乡官土豪劣绅，不反府官高官中央政府，当然更不反社会制度。所以，乌坎人的抗争跟澎湃的造反不同，跟陈胜的农民造反更不同。不仅是规模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诉求上的不同：现代乌坎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跟宋江的性质一样，当然结果也和宋江雷同：被招安、被和谐。
2。乌坎转机
乌坎事件一发生，人们立即联系到海陆丰农民起义。中央高层也是人，一样会知道海陆丰人的海民风格和“起义”传统，也会担心搞不好会再来次星星之火。你不见那时候，喜欢薄熙来的立马骂汪洋，一个村都治不好还想要治国家；恨共产党至少反对一党政治的立即说，你看中国就要开始大乱了。
我想那时候汪洋也真是傻眼了，一定是上报中央商量举措，准备打压与和谐两手抓。你不见他的警察包围了村庄严以待命，其实就是随时准备实施打压的那一手；然而他又只包围不镇压迟迟不动，显然汪是在待命中央的决定，从21号周永康的“进一步化解社会矛盾”就知道中央集体的决定主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抓那村官乡官去“迎合群众诉求”“补偿群众利益”。显然，这就是破财免灾：牺牲市府的税钱财，避免社会动荡的大灾---权灾，以维护统治地位。
所以才有了这后来的乌坎事件的转机 --- 牺牲小贪官，达到局部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管治。
3。汪洋的仕途是定了
六四前江书记处理导报得分，总设计师选他当了核心一路进京。现在汪总督拿到中央的尚方宝剑一挥，对群众诉求满口应充，将基层矛盾顿时化解，汪督立马得分成了“汪洋政绩”“汪洋经验”“领导同志要懂得化解社会矛盾，懂得管理基层社会”等等进京台阶的大帽子。
天助他有了这次契机，转不利为有利，乌坎已经成了中国新时代社会危机管理的标志性事件。那不仅成就了汪洋个人一步登天，说不定能当个国家副主席，也成就了共产党在新时期新形势新矛盾下“长治”中国“久安”地方的方法 ---- 那就是：
哪里有抗争，就把那里的地方官抓起来；哪里有诉求，就把那里的贪官土豪所得给还于民。
4。乌坎事件给中国基层民主带来榜样的作用虽说中国层层贪官，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但现在的中国不需要革命。从乌坎事件给人的启示：你想得到的，不必要革命，可以有不同的手段不同的道路。其实，喊着要民主的精英们都知道，革命和民主没有必然联系。列宁革命了没带来民主，先帝革命了也没带来民主。精英们现在也知道，一谈革命中国老百姓就反感，那里没有存在的土壤。所以他们来了个新名词叫“颠覆性”。可惜，中国老百姓一听到“颠覆”就联想到“外国渗透”，所以，我说精英们的造化也行不通。
现在的中国不需要造反。虽然我们的文化向来认为造反有理，但现代这社会此路不通，人家手里有基本的东西，一断电一断水一断网络，你就没招了。但中国的每个地方都需要抗争。记住你的抗争“只反地方贪官，别反高官皇帝，更不要反制度”，那你的抗争就离成功不远了。就是说，你的抗争只对人（某个官），别对规则（制度）。人家如何全面浅规则、如何腐败集团化，你都别管别说别涉及，只说你顶头的那个“小官”，就够了。
从乌坎转机我们看到，对抗争的妥协处理，使统治者不仅得到了群众，可以使政权不倒台，延长了政党的执权，还肯定了政权的合法性。君不见，各地的所有抗争者，都是挥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去诉说地方小政府的不是，农民底层人成了中央文件和法制精神的导播者。既然如此，那上一层政府不正好可以拿着乌坎模式，应用在对自己下层危机的处理上。 5。中国政府开始从战略上改变维稳思维
过去维稳，就是抓抗争者，结果民怨四起，党已不党，三个代表成了发财代表，贪污代表，欺诈代表。现在周永康代表科学发展观讲话了：要学会化解社会的深层矛盾，完善大调谐工作体系，把社会的不稳消灭在萌芽之态。
党报开始宣扬乌坎经验，说明中央从战略上想改变维稳观念，从战术上开始改变维稳手段，开始就事论事，就村论村，柔性有效地解决地方/局部抗争事件，以致做到国家真正维稳，在制度建设上推行实用手段。 现在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就看你那里出现了多少抗争事件和上访事件，结果脏乱差的地方问题多乱子多，那的官员不得不动不动就调用警察去镇压、抓人、阻拦上访。结果是官民对立加剧，全社会矛盾加剧，使各阶政府失信于民，使中央失信于整个社会。要是考核当官的谁干得好坏，就看他能多少次成功平息抗议/上访事件的“比例”，那地方领导就不会动不动调用警察了。问题就有望会“和谐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地方。那些地方头头要政绩，就会自觉地选择和谐、妥协的手段，去尽可能地解决自己范围内的事，自然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欺负辖内老百姓了。 乌坎处理方式是个里程碑事件，在中国社会危机管理上会成为重重的一笔，说不定因此会制导中国”民主管理”机制的一大步发展。让乡处理村，县处理乡，市处理县，省处理市，中央没那么累了，社会管理真正分工分层了。这样，老百姓民主抗争的渠道畅通了，政府处理危机的制度也健全了，官员的责任也清楚了。进一步，中国的社会就稳定了，制度就发展了。民主不也就一步一步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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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周永康21日在政法会上表示，要深化化解中国社会矛盾，深化社会管理创新，深化公正廉洁执法，为明年十八大召开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
维稳是他们很头疼的事，逼着他们要“执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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