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鬼同学提到他的做了副部级干部的同学。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也有这样的同学，据说随着第五代领导人的接岗已经进入准备扶正的行列。不过我又想了想，我的副部级同学于我，或者小鬼的副部级同学于小鬼，好像并不似中国古代的某个公卿于其同年那样更有激动人心的感觉，甚至都不如古代一个进士于其乡里那般兴奋。好，我们接着想想。

汉代的官民比例是1:7000，唐朝是1:3000，清朝1:1000，民国的时候应该在1:100。而如今呢，1:40-30。

按照这个比例怎么看同学里有个副部级干部的问题呢？

汉朝的户部统计最多的时候应该是5000万人的量级，也就是说全国应该有不到一万名公务员，最小的官应该是里正，掌一里。说是一里其实经常不只一里，掌管的人口至少数百户，几千人。

再往上，品级的官员掌管的县道国邑这个级别的行政区划，全国有1500-2000个县官。

县级往上是州郡，全国有100多个州官。

再往上就是朝内的大员，所谓三公九卿等。这个级别的官员二十人左右。

对比一下中国目前的区划县级2000多个，300来个地级市/州，34个省级区划，60个部级/副部级机构。就官员数量来讲，平均一个地方省级单位有副部级以上的岗位20来个。这样算来，全国在岗的副部级以上干部有1000人左右。

从人口数量上看，现在的一个副部级官，是130万人口里出一个。汉朝的州长级以上（现在的地委书记）的干部是50万人里出一个，而公卿级是250万人里出一个。这么看，现在的副部级相当于汉朝的三个地委书记，或者半个副部长，也就是既比上是个汉朝的大局级吧。

如果我们只想到这里，那这篇就不能叫凸子简报，充其量只能叫搂槽打兔子。因为这不过是个八卦的级别。那几个数字，几个比例就能对比出来说今天的不足，这种思维是片面的。需要打回去重写。

光看比例还是片面的，没有考虑工作量。人口数量增加，带来的管理工作量不是正比例增加，而是至少比正比例增速要高的速度上增加的。这应该是官民比例不断增加的原因。这个的道理简单，只有两个人的社会，只存在1对人际间关系需要管理。但3个人的社会，就是3对人际关系。4个人，6对人际关系，5个人是10对。安排列组合的公式可以算出来，当然人多了，不是人人都能发生人际关系，所以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可以打个折扣，但是至少可以知道，简单的正比例递增肯定低估了社会管理的工作量。

但是这并不应该成为高级官员比例增加的原因。因为人口带来的社会管理工作量都是基层工作量，基层官员数量增加倒是合理的，没有必要高层的官员数量也大幅度扩大。高层官员增加需要考虑的是其直接下属的基层官员数量。

现在的中国跟汉朝比县级层面还是那么多的区划，也就是说基层的区划仅仅反映了地域面积，没有考虑人口数量。倒是高层的岗位数量超过基层，副部级人数是汉朝的50倍。从行政上看，除了中央多设的部委，还有地方上也比汉朝多出来的省级。省是为了管县地的，不是用来直接处理人民基层管理工作的。

这让人合理的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在过去2000年内政治改革层面的基本思路，是减少高层的工作量，容纳更多的高层利益单位，而基层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却在随着人口变化而不断膨胀，甚至恶化。基层的情况，当然还要考虑一下历来形成的基层政权的士绅模式。既然基层的管理压力是不断恶化的状态，那么依靠士绅家族的力量来分担一下县级行政压力，就在合理之列。士绅的介入，就带来基层分配方式的严重滞后和不公。而且2000年来历朝历代的政治改革，出发点好的，也不能推广就在这里。新中国60多年，这个士绅体系已经又成为基层政权的主流了，看过冯军旗的论文就知道。

这可能就是中国政治在机制上体系上不能达到持续稳定的原因。解决这个，可能需要多分化设立1000个县，而不是多设1000个副部长岗位。

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那么多民主的形式和道义。我觉得科学的思维，factual，而不是conceptual，是关键。美国民主制度，咱们要学习的不是人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的形式，要看看人家那些founding fathers在300年前都是怎么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