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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生母从我记事起一直住在天目西路老北站的对面，所以我们叫她北站外婆。关于妈妈的身世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说法是十八岁在纱厂做工的外婆爱上了写字间的大学生，有了妈妈。但大学生不知道，留洋去了，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然也就没了音讯。外婆一人无力抚养，就托广东老乡给孩子找个可靠的去处。于是我妈妈就到了横浜桥外婆家。大家都是广东人，自然是要帮的。但两个外婆从未谋过面，我觉得她们也不愿意见。
北站外婆后来找了个刘姓的广东人，安居下来。总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在结婚后去育婴堂领了一个女婴，也就是我的阿姨。等到外婆上了年纪后，是这个阿姨为她养老送终的。外婆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老实木讷，找了个厉害的媳妇，外婆后来就被她赶出门的，再也没有回去过。小儿子是个文学青年，后来不知怎么会弄得一事无成，靠外婆接济过日子。
他们住在老北站对面的大楼里，非常结实的六层楼，典型的72家房客。下面是个大型的日夜食品商店，我的记忆里永远是川流不息的人，因为马路对面就是火车站广场。大楼好是好，搞不懂为什么没有卫生间，上个厕所要到楼下的公共厕所。所以家家都隔出一个放马桶的地方，布帘围着。家里永远是外婆倒马桶，一天两次。厨房就是狭狭的走廊，煤气灶一个接一个。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最热闹，这家的饭菜香和着那家的，小孩们则开心地东串西走，看看王家姆妈吃点啥，梅琴家是不是又在吃咸带鱼。大家都叫外婆“刘婆”，她的小菜是公认烧得最好的。弟弟小时候体弱多病，是外婆一手一脚把他带到五岁，不知道喝过多少广东汤。 外婆是个勤快人，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倒马桶，买菜，烧早饭。等上班上学的一走，她就开始擦灰，拖地板，捡菜，烧中饭。她不仅带自己的外孙，一个接一个，直到七十岁，隔壁的孩子她也帮忙照顾午饭。72家房客的居住条件是不好，但那种邻里关系犹如大家庭，温馨实在。每次去，招呼从二楼打起，直到五楼，大家都知道刘婆的大女儿来了。和舅舅一般大的邻居见了我父母，也都尊尊敬敬地叫一声：阿姐，阿哥，回来啦？
我们通常是十月一号去外婆家吃饭，然后在六楼的大天台上看人民广场放的烟火。天台很大，就是这幢楼的平面面积。住户们天晴时在上面晒衣，小孩们在床单中奔跑追逐，好不快乐！春节的时候，则是楼梯过道里挂满了风鸡，鳗鱼鲞，各种自制的咸肉。有一年，我竟然发现一个风鸡是公鸡，羽毛漂亮得就像书里写的那样。于是，我就站在楼梯上，愣是把一个公鸡拔成半个秃鸡，鸡毛拿回家做毽子。
我和北站外婆开始亲近也是从三年级开始，之前她在我眼里是弟弟的外婆，而我的外婆在横浜桥。那时我们住在虹口公园对面，弄堂出来是18路终点站，买七分钱的车票，就可以到北站外婆那里。每年春节，她都和我爸爸说，要我大年夜中饭吃好就去帮忙，其实是知道我在父母身边不开心，给我找借口。因为交通简单，十岁的我就开始大年夜独自去北站外婆家，父母到晚饭的时候才带弟弟一起来。那些年，那些个下午，我就和外婆在走廊里捡菜，聊天。她劝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不要惹他们生气。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到她这里来。然后她会给我一些糖果和云片糕，让我解馋。其实，我最讨厌吃云片糕，白白甜甜，一点奶油味都没有。和横浜桥外婆不同，北站外婆教我的是如何煮菜，煲汤和做人，她爱我，但不宠。从她那里，我学会煎鱼要不粘锅，得在油热之前放一片生姜。所有的广东汤原则上都可以放花生。做人要勤快，女孩子最怕被人说懒。等到圆台面支起来后，我开始摆碗筷。当人人到齐吃饭时，外婆跑进来宣布开饭，然后说：”今天都是丹丹帮的忙，否则你们哪能有这么现成的年夜饭吃？所以先要多谢丹丹的能干。“一两句话，把我的自尊心捧得高高的，觉得自己很有用。
（照片源自网络。我们家就住在这片房子的后面，照片右边原来就是18路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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