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高按：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先生来美国开完关于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之后，回到北京，给我发来一些资料。以下是其中一篇，对于不了解1958年到1962年大饥荒全貌的读者，此文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他这篇文章之后，我也罗列了相关资料。
杨继绳（高伐林摄）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
你为什么写六十年代大饥荒这本书？
杨继绳：1958年到1962年，在正常的气候年景，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3600万人被活活饿死，还少出生了4000万人。中国古籍有“易子而食”的记载，而在1960年，父母吃亲生儿女、儿女吃父母的事情多有发生，人吃人的文字记载超过千起。
饿死的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么惨烈的事件，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少有的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事。而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至今还被人为地掩盖。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万饥魂，当然也对不起我从事的职业。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着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
你这本书揭露了中国一段黑暗历史，展现了一段痛心的悲剧，你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有违你的初衷？
杨继绳：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的民族。爱之深才痛之切。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每一点进步和发展，我总是由衷地高兴，对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人祸、罪恶灾难，我更是痛心疾首。
勇敢地面对本民族发生的灾难，揭露自己国家的人祸和罪恶，不能说是有损国家的形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没有人祸和罪恶？
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历史健忘症是国家的不幸，是民族的悲哀。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我这样做正是一种爱国行为，是和我的初衷一致的。
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摘？
杨继绳：作为一名有44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希望我们这个党真正为民族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也犯过很多重大错误。这段悲痛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把它写出来，谈不上是抹黑。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一个真心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政党，就应当主动地承认这些错误，坦诚地分析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诚恳地做好善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消减这些错误在老百姓心中的阴影。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老百姓心中的阴影越强烈。一个人长了疮，在他身体强壮时，切开脓包，排出毒素，痛苦小，风险也小。趁共产党政权还比较稳固时，切开历史的脓包，比到时候算历史总帐，冲击力要小得多，风险要小得多。我就是那个切开脓包的人。
去年我在香港时，一家杂志社的年轻记者问我：杨老师，你为什么不退党？我说：我现在每月交党费，过组织生活，我没有想到退党。她说：你不是承认共产党有不少问题吗？我说：基督教早年搞宗教法庭，火烧主张日心说的科学家布鲁诺，现在基督教不也很可爱吗？基督教能进步，共产党也会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内不仅有腐败，还有一股健康力量。正是健康力最，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后，这股健康力量会继续推动中国共产党前进。承认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历史错误，总经教训，正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进步的一种努力。我认识一些头脑清醒老党员，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支持和鼓励我写这本书。
你这本书出版以后会产生很大的震憾，这种震憾不会是当权者高兴的事，你考虑到出这本书的风险吗？
杨继绳：我已经充分估计到了写这本书的政治风险。在选择这个题目时，我就义无反顾。虽然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明白人支持我、鼓励我写这本书，但作为整个组织体系，整个权力结构，还是极力掩盖历史真相的。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我珍惜生命，但真需要我为正义献身时，我决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要前进，必须有牺牲。作为一名有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牺牲，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历史舞台上的喜剧，有悲剧。历史总是偏爱那那些为国家和民族而牺牲的悲剧角色。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英雄的奢求，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先贤们那种英雄气慨时刻在激励着我。有了这种气慨，就不怕任何风险。
有人说“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最真实、最全面、最权威的一本专著”，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杨继绳：我很感谢这个评价，看过书稿的朋友们也有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最终能不能获得这个评价，还得看读者的态度。不管能不能得到这个评价，我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采访的机会，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仅复印资料的费用就花了两三万元（完全是我自己承担的）。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我想，即使别人学术水平比我高，花的时间比我多，但他们不可能有我作为一名资深新华社记者的方便条件。
目前已经出版的关于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著作有以下几本：一，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二，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三，丁抒：《人祸》；四，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还有专门研究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的专著一本，即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注1）。我很尊重这几位作者的劳动，但他们都没有我这样的写作条件。
《墓碑》这本书分上下两册，共80万字。上册展示了十二个省在大饥荒中惨烈的的情况，展示城市居民不同类型人们的的生活状况，还对各省饥荒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本书的下册就与大饥荒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民深入的揭示和分析。如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计算，当时的粮食供求情况，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大饥荒年代的国民经济，“三面红旗”的提出和后果，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残害，庐山会议如何加剧饥荒，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等。书中所个绍的每一件事实都有最可靠的原始资料为依据，引用资料的注解有两三千条。（注2）
高伐林注：
注1：杨继绳文中提到几部中外学者撰述的专著，按中文版出版时间顺序介绍如下：
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郑文鑫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原载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四、五合期，后由中国大陆团结出版社出版，1993年。网上可读到：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995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英]贾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译，明镜出版社，2005年。
http://www.mirrorbooks.com/?book=6198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中文版出版之后，多维社特约季思聪对原作者贾斯帕·贝克和中文版翻译者姜和平分别进行了专访。对贝克的专访《中国大饥荒比“文革”要惨烈得多》，2006年1月22日刊载于多维新闻网，见如下链接：
http://archive.dwnews.com/big5/MainNews/Forums/
BackStage/2006/01/22/2006_1_22_18_41_44_786.html
这篇专访有一篇附录资料，在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之后，中共决策层今年（2005年底——高伐林注）终于下令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但又严格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根据这些档案：
◆1959年至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6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95万8千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6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万7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万8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107万8千多人。
◆1959年至1962年中国人口增长率
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
季思聪对翻译者姜和平的专访《为数千万无名死者立碑》，刊登于《多维月刊》《多维时报》2006年元月。但奇怪的是，我在多维网没有搜寻到这篇文章。
注2：杨继绳文章中说“引用资料的注解有两三千条”，我从另外的来
杨继绳（高伐林摄）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
你为什么写六十年代大饥荒这本书？
杨继绳：1958年到1962年，在正常的气候年景，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3600万人被活活饿死，还少出生了4000万人。中国古籍有“易子而食”的记载，而在1960年，父母吃亲生儿女、儿女吃父母的事情多有发生，人吃人的文字记载超过千起。
饿死的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么惨烈的事件，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少有的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事。而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至今还被人为地掩盖。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万饥魂，当然也对不起我从事的职业。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着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
你这本书揭露了中国一段黑暗历史，展现了一段痛心的悲剧，你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有违你的初衷？
杨继绳：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的民族。爱之深才痛之切。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每一点进步和发展，我总是由衷地高兴，对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人祸、罪恶灾难，我更是痛心疾首。
勇敢地面对本民族发生的灾难，揭露自己国家的人祸和罪恶，不能说是有损国家的形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没有人祸和罪恶？
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历史健忘症是国家的不幸，是民族的悲哀。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我这样做正是一种爱国行为，是和我的初衷一致的。
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摘？
杨继绳：作为一名有44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希望我们这个党真正为民族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也犯过很多重大错误。这段悲痛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把它写出来，谈不上是抹黑。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一个真心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政党，就应当主动地承认这些错误，坦诚地分析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诚恳地做好善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消减这些错误在老百姓心中的阴影。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老百姓心中的阴影越强烈。一个人长了疮，在他身体强壮时，切开脓包，排出毒素，痛苦小，风险也小。趁共产党政权还比较稳固时，切开历史的脓包，比到时候算历史总帐，冲击力要小得多，风险要小得多。我就是那个切开脓包的人。
去年我在香港时，一家杂志社的年轻记者问我：杨老师，你为什么不退党？我说：我现在每月交党费，过组织生活，我没有想到退党。她说：你不是承认共产党有不少问题吗？我说：基督教早年搞宗教法庭，火烧主张日心说的科学家布鲁诺，现在基督教不也很可爱吗？基督教能进步，共产党也会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内不仅有腐败，还有一股健康力量。正是健康力最，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后，这股健康力量会继续推动中国共产党前进。承认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历史错误，总经教训，正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进步的一种努力。我认识一些头脑清醒老党员，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支持和鼓励我写这本书。
你这本书出版以后会产生很大的震憾，这种震憾不会是当权者高兴的事，你考虑到出这本书的风险吗？
杨继绳：我已经充分估计到了写这本书的政治风险。在选择这个题目时，我就义无反顾。虽然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明白人支持我、鼓励我写这本书，但作为整个组织体系，整个权力结构，还是极力掩盖历史真相的。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我珍惜生命，但真需要我为正义献身时，我决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要前进，必须有牺牲。作为一名有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牺牲，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历史舞台上的喜剧，有悲剧。历史总是偏爱那那些为国家和民族而牺牲的悲剧角色。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英雄的奢求，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先贤们那种英雄气慨时刻在激励着我。有了这种气慨，就不怕任何风险。
有人说“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最真实、最全面、最权威的一本专著”，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杨继绳：我很感谢这个评价，看过书稿的朋友们也有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最终能不能获得这个评价，还得看读者的态度。不管能不能得到这个评价，我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采访的机会，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仅复印资料的费用就花了两三万元（完全是我自己承担的）。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我想，即使别人学术水平比我高，花的时间比我多，但他们不可能有我作为一名资深新华社记者的方便条件。
目前已经出版的关于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著作有以下几本：一，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二，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三，丁抒：《人祸》；四，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还有专门研究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的专著一本，即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注1）。我很尊重这几位作者的劳动，但他们都没有我这样的写作条件。
《墓碑》这本书分上下两册，共80万字。上册展示了十二个省在大饥荒中惨烈的的情况，展示城市居民不同类型人们的的生活状况，还对各省饥荒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本书的下册就与大饥荒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民深入的揭示和分析。如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计算，当时的粮食供求情况，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大饥荒年代的国民经济，“三面红旗”的提出和后果，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残害，庐山会议如何加剧饥荒，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等。书中所个绍的每一件事实都有最可靠的原始资料为依据，引用资料的注解有两三千条。（注2）
高伐林注：
注1：杨继绳文中提到几部中外学者撰述的专著，按中文版出版时间顺序介绍如下：
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郑文鑫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原载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四、五合期，后由中国大陆团结出版社出版，1993年。网上可读到：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995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英]贾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译，明镜出版社，2005年。
http://www.mirrorbooks.com/?book=6198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中文版出版之后，多维社特约季思聪对原作者贾斯帕·贝克和中文版翻译者姜和平分别进行了专访。对贝克的专访《中国大饥荒比“文革”要惨烈得多》，2006年1月22日刊载于多维新闻网，见如下链接：
http://archive.dwnews.com/big5/MainNews/Forums/
BackStage/2006/01/22/2006_1_22_18_41_44_786.html
这篇专访有一篇附录资料，在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之后，中共决策层今年（2005年底——高伐林注）终于下令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但又严格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根据这些档案：
◆1959年至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6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95万8千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6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万7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万8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107万8千多人。
◆1959年至1962年中国人口增长率
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
季思聪对翻译者姜和平的专访《为数千万无名死者立碑》，刊登于《多维月刊》《多维时报》2006年元月。但奇怪的是，我在多维网没有搜寻到这篇文章。
注2：杨继绳文章中说“引用资料的注解有两三千条”，我从另外的来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