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空

来到加拿大，不知不觉已是四个年头, 工作初见曙光，这才敢考虑买房。

        我在加拿大经历了租地下室、租House、租Apartment，直到拥有自己的房子，同许许多多移民一样，我的第一个落脚点是个地下室，在孩子接过来、稳定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想换个“地上”室，也好能见阳光。

多伦多的街边免费杂志，专门刊登房屋信息。在研究了不同房形、不同地段的房价后，我们开始打电话约时间看房。

我记得我原来在中国租房，看房后剩下的就是讨价还价，如果房主愿意，便可当场敲定。在加拿大可是罗唆有加，你得先填写一个表格，内容除了家庭成员或和谁同住以外，竟然包括前房东、工作单位，甚至何时落地加拿大。接待看房的人有时就是屋主，而有时却会是一个经纪。

加拿大有条法律，规定房东不能随便赶走房客，如果房客交不起租金，房东得以书面形式通知房客，并通融一段时间。如果房客继续不交，房东只能起诉，有时遇到房客胡搅蛮缠、强词夺理，官司一打几年过去，到头来能获赔多少却未可知，因为法官也是“看人下菜碟”，房客能赔多少判多少。这样一来，房东也怕租错了人，让你留下详细家庭状况是为了进行调查。

有一些房东是有钱没处花，专门买房子出租赚钱，碰到房客搬走，就请专业经纪来处理租房事宜，通常经纪会收取一个月的租金，作为报酬。我就碰到一个经纪，在我已忘记何时何地看的房时打来电话，说经过调查，我的家境最合适，决定出租给我，结果自然是被我礼貌地回绝。

从地下室出来，我们与一个远亲合租了一个House，这House是个平房，带地下室，我们租地上。房东是个俄罗斯女人，这位俄罗斯妇女四十多岁，人高马大，烫着头、画着绿眼圈、还穿着高跟鞋。丈夫比她矮一个头，每次需要修理什么的，就被她呼来唤去。我的远房亲戚去过她家，说房子很大、很讲究，大理石地面、水晶吊灯，丈夫和婆婆白天在家不工作。据此，我估计这位俄罗斯女强人备不住早期来加，开了个夜总会一类的东西，要知道俄罗斯美女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个老式平房一定是她在加拿大的第一个不动产。

租约一签就是一年，我得签给房东12张支票，但房东会按月支取。地下室不属于我们，它有两个房间，各带一个厕所，看来就是为出租而改造的。其中的一个房间曾经有一对黑人母女居住，而另一个房间就换了好几拨人。

第一拨租户是个印巴人，有一个婴儿，怕吵，而我儿子却经常在屋里跑，搞得人家通过俄罗斯房东提过几次意见，我也提醒过我儿子，但还是免不了不便，结果是他们搬走了。

第二拨房客是一对年轻人，他们不怕吵，但却吵别人。他们开过几次聚会，闹到晚上两、三点，重音乐弄得整个屋子的人睡不着觉，我注意到，我们的邻居家门口的灯开了好几次，大概也是睡不好吧？

这对儿年轻人的最后一次吵闹是在夏天周末的一个晚上，我正给儿子讲故事，忽然听见“砰”的一声巨响，震得窗户和墙都直颤。我赶忙拉开窗帘，想看个究竟，但屋里亮外头黑，什么也看不见。我正把头贴近纱窗时，一个白人的脸浮现出来，这正是楼下的那个小伙子，他怒气冲冲地朝我叫骂着，那意思是怪我看他的隐私了，嘴里“fuck”“ fucking”地叫个不停。

我大怒，本想说：“Can you be clean?”(你能不能干净点儿？) 结果一着急，说成了：“Can you be clear?”(你能不能清楚点儿？) 这回，他更来劲儿了，在下边跳着脚儿地喊“fuck”(操)。此时，那个停在旁边的汽车突然发动，那小子立即丢下我，跑到汽车那儿，拉开了门，大声朝司机的位置喊着：“那是我的财产…那是我的财产…你不能拿走钥匙。”原来汽车里还有个人，紧接着便听到了那姑娘的叫喊声从汽车里传出来。我这才意识到，刚才一定是两人吵了架，姑娘拿了钥匙跑出来，那小子追出来时使劲摔了门，搞得“砰”的一声。这人一定是赶在气头上，又看见我往外看他们，所以骂人，他外表长得就象汤母·克鲁斯，穿着也挺得体，真是人不可貌相。

外面的叫骂声越来越大，虽然我知道那混小子另有原因，但当时还是气不打一处来，我想打911，正犹豫之际，警察来了，一定是邻居报了警。我听见警察分别问话，后来就安静了下来。

几天以后，那姑娘搬走了，留下男的，再然后，男的也不见了。

显然，做房东也不省心，如果房客中途搬走，房东虽能得到一些罚金，但也不得不来打扫房间并为寻找下一届房客而费心。

俄罗斯女人的下一届房客是个酒鬼单身汉，会点儿手艺，为人焊接一些西洋烛台一类的铁制品。我和他谈过几次，他说话有点儿口吃，好像脑子也不灵光，经常跑题。有一天下午，他酒醉摔倒在家门口，正巧被我撞见，我搀他起来，问他感觉如何、出了什么事，他却对我说：“Too many questions.”(太多问题了。)我立即住嘴，送他进屋了事。

再下一届房客从外省来，再再下一届从伊朗来。

楼下闹得欢，楼上也不轻松。远房亲戚不久在其它城市找到了工作，搬走了。我不得不把四个房间中的一间出租，做起了二房东。说做二房东并不确切，因为我并不赚钱，只是按全部租金除以四，所以叫分租更好一些，不过我却尝到了做房东的苦。

第一个分租客是个男生，事儿少，但租期短；第二个分租客是个四川来的女孩，事儿可就多了。她来时说是单身，可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她丈夫从美国来一星期谈离婚，要住在这个房间里。我同家人商量再三，考虑到不了解内情、也不知是真是假，只有硬着头皮拒绝，可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总觉得有违人道精神。结果，女孩说出去找朋友处挤了。

第二件事是事隔不久就有个男生串门儿了，我听见她屋里叮叮当当地敲东西，就过去看看，不料那男生正用锒头帮她装锁，我当即制止。房子不是我的，她将来可以一走了之，可我走时却要面对房东的检查，如果房东不厚道，想在我走时再捞上一笔，这就是口实。四川女孩竟然反问我：“如果东西丢了怎么办？”我耐心地解释说：“我个人可以保证我的家人不会冒然进入你的房间，如果你发现丢了什么东西，你可以叫警察。”她无话可说，但门框上已经有一个洞了。

我有一个朋友，买房后花大力气把地下室隔成了一个个的小间，专门出租，但几个月后他就宣布不再租了，原因是中国来的国际学生糟蹋得不行，几乎天天找他修这修那，出门不关灯、不关电炉、不关门，在走道上吐痰、倒垃圾。

我住楼上，自始至终都是我为整个House倒垃圾。地下室的人们有时连大垃圾袋都不备，随便把小袋垃圾往外一堆就了事了，需要回收的报纸也不捆。有一次我向楼下的外省人提意见，请他把费报纸打捆并放在正确的回收箱里，那人对我得爱国行动还挺尊敬，那是一次非加拿大人对加拿大人提意见。

垃圾废品不按规定整理好，垃圾车不管收走。一次，收垃圾的落了一片包装纸到邻居家放垃圾的地方，我看见邻居胖大姐拾起那纸片就扔到了我们的院子里，还撅着嘴叨叨念念地瞪了我们窗户一眼 ── 当房东多难呐！搞不好还会影响邻里关系。

我从这个House搬出来时还差一个月满一年，不过房东倒未能多收一个月的钱，不是她不想收，而是我没给，原因是她的房子生了蟑螂。开始是一两只，我买了专杀蟑螂的药，并打电话通知她，谁知她却在电话里说：“外面有卖蟑螂药的，你买来自己杀一下就可以了嘛。”对这样的人，我无话可说，只能尽力而为。直到后来不可收拾，楼下的房客也向她投诉，她才请专业杀虫专家，但已无济于事了。

租Apartment是另一个选择，所谓Apartment就是由专业公司管理的大楼，一般只具备最低生活设施，有暖气没空调，有些东西向的楼，西晒时不知人们是怎么过的。

住Apartment的人就更杂了，许多黑人朋友一块黑布包头，打扮得活象“太平天国”的英雄，他们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干，一看便知是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中国拍水浒传，那壹佰单八将的脸谱在这儿都能找到。我有一次帮朋友搬家，从一个Apartment搬进自己的House，只一转眼功夫，一个全皮的电脑椅就失踪了。

Apartment的租金随行就市，我入住的年头儿正是供不应求的时候，所以要求一签就签一年的合同，而就在这一年里，多伦多新起了许多小区，不少人买了房又都离开了租住的Apartment，租费又有所下降，并允许短期租约了。我这里有两个故事，分别发生在供不应求和供过於求的阶段，很能说明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

供不应求的故事发生在我刚刚入住的时候，大楼前有一个停车场，虽说不大，但每次总能找到车位。一天，贴出来一个告示：“从某年某月某日起，所有的露天车位全部变成来访者车位，限时一小时，超时拖走，费用车主承担。过夜者需拨一个电话，欲约车位。需要地下车位者请联络管理公司。”

开始几天我每天打电话预约过夜车位，后来那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我心想反正横竖是躲不过去，不如打个电话骚扰它一下，练练英语吵架也好，於是就拨通了管理公司，要求跟经理说话。我在电话里抱怨说：这明明就是强迫住户多花钱租车位，这种伎俩是不光彩的。只听那边经理气急败坏地说：“这是公司的规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停在大马路上，不过市府有人巡逻，你得交他妈的罚金。要不你的破车就得给拖走，反正你得交他妈的钱。”此时的我，感觉就象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到了告示上说的那天晚上十二点正，一串拖车鱼贯而入，地上地下不停地扫荡了三、四个小时，第二天一早在原有告示的下边又多出来一个告示，上面是拖车公司的电话号码。我真不知该把这归成明争还是暗抢，究其原因无非是租户太多了，管理公司勾结拖车公司趁机大捞一把。

供过於求的故事发生在我离开的时候，那天我预定了电梯搬家，在电梯里遇见了本大楼的管理员 ── 一位白人胖大姐，她抱怨说：“这个月底有三十户搬出去，也不知是怎么了。”看着她沮丧的样子，我猜想租户的数量一定与她的提成有关。

胖大姐就跟他丈夫住在一楼的管理员室，我跟胖大姐约好，明晨交钥匙。不料，我晚上十点钟扔沙发时遇见了她，她却粗暴地叫我立即离开。我回到房间，看着已经熟睡的儿子，与太太犹豫如何在这十二月隆冬的深夜，冒着大雪找住处。就在此时，有人敲门，是胖大姐，身边还跟着一个保安。胖大姐的举止活象条疯狗，也不知我哪儿得罪了她，她用手笔划着喊：“十二点之前，你必须走人，要不就付一个月的房租，不然我叫警察。”又瞥了一眼那个保安，“还有十分钟，对吗？”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胖大姐这一叫不要紧，我太太急了，她说：“我给警察打电话，不用她打，我是女的，我倒要看看加拿大的警察会不会赶我出去。”说着，她抄起电话，拨了 911。电话的另一边问她是不是紧急情况，在确认不是紧急情况之后，把电话转到的当地警察局，警察局说：“请你待在那儿别动，一会儿警察会到。”

我们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听见敲门声。开门后，两个警察出现在门口，他们就站在那儿，打开灯的同时，警惕地用眼睛迅速扫视了一下屋里的情形。当时，我们屋里只剩下一台电视，儿子躺在简易床垫上睡着了，旁边是一个大包袱，里边是我们准备打地铺的铺盖，我想这情形再典型不过了。

一个警察问是谁打得电话，又让我太太把情况再说一遍，然后说：“我们已经和管理员谈了，她无权赶你们出去，这是法律，你们今晚可以在这儿过夜。不过，明天一大早，你们必须保证在七点以前把钥匙交到管理室，他们可能要接待新房客。”

我告诉他，这正是我和管理员最初的约定，但不知何故，她改变注意并深夜骚扰。那位警察看了一眼旁边的搭档，还问了一句：“行吗？”那搭档点了下头，我道谢，他们离开。

第二天，我准时七点来到管理室，门紧锁着，那管理员胖大姐根本还在睡觉，也不知她催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概念她们根本就没有。我把钥匙放在她的信箱里，尽到了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