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落平阳加拿大 第十二章 硕士之梦

长空 (2008-01-11 17:20:22) 评论 (0)

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中,有一科叫高级Java程序设计,老师叫Henry(亨利),似乎是个台湾省人。这位老师为人刁钻,但却很有点儿民族气节,他不信任外国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在第一次上课时,他挑出四个学生,用命令的口吻说:“You should drop 啊!”

这是他的原话。我记得我当时没好气儿地笑了笑,一来他的英语确实蹩脚,Drop是退课的意思,后面还加了个“啊”字,这种中英混合式的英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二来就是我们这四个学生被挑出来是因为我们不是他教出来的学生,这理由听起来有点儿荒谬。

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还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女同学,她叫阿奴,这个女孩因此而成为了我的朋友,并几乎一直做我的学习夥伴,直到毕业。

我们同命相怜,又能用英语快速交流,课后便攀谈起来。阿奴的反应让我首次意识到,印度也是一个被人凌弱的民族,她当时看起来很着急,问我校方有没有熟人,争取支持。而我却镇定自若,我知道北美学校各负其责,老师没有权力干涉学生选课。我当时的心态有点儿象个占领军,我想大概这个学校以前还没碰见过真正的学生,该杀杀你们老师的霸气。因此,我并未附和阿奴。

第二次上课,亨利见我还在班上,便又一次挑衅地说:“你为什么还在这儿?你应该退课。”

“No.”我当着全班的学生斩钉截铁地说,“这对我不公平!你没有权力强迫我退课。”

不知亨利当时心里是啥滋味,反正他嘴里立刻含了热豆腐,象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没有完成Java I,就一定不能选Java II。”

我又大声地用英语说:“我学过Java I,并通过了学校的辅导员,我有正式成绩单。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现在就让你看我们学校的课程概要,它就在网上。”

我的气势大概让亨利吃惊不小,另外,能在网上看课程概要也把他给镇住了,毕竟Seneca是全安大略省最大的学院,当时的装备还是很先进的。他只得暂时作罢,而课间休息时又装做颐指气使的样子过来看。我熟练地打开Seneca的网页,并连珠炮似的给他讲解,弄得他那混合英语一点儿也派不上用场。一些学生站在后边看热闹,也给他一个无形的压力。

他大概知道这回撞见了对手,同时也被我的气势压倒,不得不服输。其实我很尊敬亨利,后来又选了他的课。

这下可好,我的名声就此传开,一些中国学生不知道我是哪里出生,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嗑嗑吧吧地跟我说话。同时,我便明显感觉到他们那看着异类的目光 ── 中国人的歧视还是蛮严重的。我便又对他们说普通话,表明我可是同类,不要排斥我。英语后来成了我在校图书馆打工的本钱。

因为学校有TA,所以这里的老师不象Seneca,他们不用担心课下耽误太多时间判作业,所以老师就会全心全意地为学生考虑而出作业。这里的作业一周一次,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到了期末,你会发现原来所有这些作业累加起来便是一个完整的软件程序了,这样的学习即轻松又有长进。

亨利的课要求两人一组完成作业,阿奴自然成了我的夥伴。有个东北口音的人,叫侯哲,不知为什么,我怎么看他,怎么象个中国警察的儿子,我有两次请教他,他很热心。班上还有许多女士,她们的老公都是搞计算机的,家里有个备份,学起来会轻松一些。

学校的课程一般从下午开始,晚上最热闹。这是为了满足老师白天上班和学生白天打工的特殊需求,而我住得离学校很近,所以就上午做作业、中午睡觉休息、晚上上课,与我的生物钟正好合拍。

我住的房间后来来了个泰国人,叫个什么卡瓦拉潘这样的名字,是个执裤子弟。他二十出头儿,长长的头发,人瘦得比一把骨头还细。他有个毛病,无论是坐、是站、还是与人谈话,总用一只手卷自己脖子上的头发,似乎嫌弃那头发不是卷卷似的。他经常在夜间往泰国打电话,开门关门也一贯是兵兵帮帮的,晚上睡觉必须开着音响放重音乐。三天之后,同宿舍的人就受不了了,他们问我是怎么睡着的,有的到学校反应。而我就直率地向他礼貌地提出意见。

这人倒好,知错就改。而我就奇怪,难道以前就没人教育过他吗?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次,一位室友把我叫到客厅,指着他胡乱堆在桌上的英语作业让我看。那上面开头写到:“要不是我那可恶的叔父,我们家可能会更加富有。”

我这才知道他出身豪门,大概是父母管不了,才送来美国,让我们来管。他有个女朋友在泰国,长得很漂亮,一个月后从泰国专程前来探望。短短一周时间,两人出去租旅馆住了。这下可乐坏了我们,大家买啤酒庆贺。一个礼拜之后他回来,说要去一个泰国餐馆打工。又一个礼拜后,他宣布要搬去老板娘家住了,大家问他要不要退掉学校的宿舍,他说:“先留着吧。”

就这样,直到我毕业他也没有回来,却一直在付学校的房租,而我就一直享用单人卧室。

在第一个学期上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班上就有一个同学找到工作了,职位是UNIX系统管理员,据说年薪7万8,这在当时只算中等水平。记得在班上,大家让他介绍经验,他只说没什么特别的,但提到有个考试,人家让他写个管理程序,他二话没说,拿笔就在黑板上写,结果当场签Offer。

Offer是聘书,根据公司大小,Offer从几页到几十页不等。那上边不仅写明年薪,还会列出你享受的福利和保险,另外也会标明你的责任。据说有的人比较抢手,一天能拿好几个Offer,煞是令人羡慕。

学校不时传出某某某找到工作了的消息,因为我初来乍到,这些人多半我不认识,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没学习动力吗?加上我选的课程又确实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几乎一天到晚泡在学校里。

计算机不同于其他课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程序基本上没有工作得好不好之说,它是要么工作、要么不工作,或是要么做得对、要么做得不对。而且不工作的程序都有你以前不知道的新问题,需要去分析、去猜、去试。而且越往高走,碰到的问题越没人可问。有时被一个问题卡住,两三天解决不了,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给人的挫折感很强,没有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的人,很难坚持下来。国外的共识是做IT这行的中国人和印度人较多,我想大概因为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性格里都有个 “忍”字。一般白人女孩儿做IT较少,概因她们长得漂亮,不必受这个苦。白人男孩儿呢,只要是在这个行当里的,一定有个鬼聪明,我们叫“怪杰”。

我们邻居的House住着学校的女生,她们经常心血来潮地请我们吃饭。有时,我们也会凑几个菜请她们过来。其中有个四川来的女孩叫Stella,长得清新、漂亮,有许多追求者。她属于那种心地善良的中国女孩儿,不忍残酷地拒绝别人,我曾经看到她在宿舍门口与她交往不久的男朋友干站着,那男朋友似乎在缠着她,脸上很痛苦。

另一个北京女孩Holly更有意思,开始听说她经常给国内的男朋友打电话,一会儿英语一会儿中国话的。后来才知道,他的男朋友是个美国人。再后来,男朋友回美国来和她结婚,竟然管我叫“王哥”,记得当时我大笑世界颠倒了。

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成绩很好,令我蠢蠢欲动地要找工作了。找工作又免不了面试,湾区周边城市很多,没有车应付不了面试。一天夜里,我借用我的同学和他的车,开到奥克兰附近一处灯光昏暗的街区,找到一位只讲广东话、不识汉字的厨子,在他女儿的翻译下,我们半广东话、半英语地讨价还价了一个多小时,终於离开了他那低矮破旧的小屋,开回了一辆94年的马自达。

有了这辆车,我帮朋友买菜、送人,也帮自己招工面试,跑了湾区不少地方。第一次面试是在旧金山,也是我第一次需要加油。我开到加油站,象在加拿大一样地拿起油嘴儿,按了油级按键,但油泵不工作。正当我近距离仔细观察油泵的当儿,一个离我耳朵半寸的小喇叭响了,吓了我一大跳,一个声音招呼我进门说话。一个越南口音的女人,比划着告诉我,我需要先付钱。我问是我需要先付钱呢,还是所有的人都得先付钱。她象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说:“所有的人。”我这才知道,在美国是先付钱后加油,概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加完油就溜号儿,我当时立即意识到这里的信用不够好。

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面试以后,我在Cupertino找到了我要的工作。这是个南韩人投资的公司,公司里除了南韩人便是印度人,我想这下可没挑了 ── 地点是矽谷、同事是印度人,再典型不过的IT公司了。CEO是个在印度工作过的南韩人,他对如何使用印度人非常在行,经常戏谑印度四股道上跑六辆车,几个印度老哥儿也不得不苦笑称是。有一次,他问我,说他看到韩国报纸刊登照片,是毛泽东在长江游泳,好象是个大事件,为什么?我说毛泽东喜欢挑战,所以到大江大河去游泳,他摇着头表示那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做的。我当时心想也是,试想一个韩国总统如果动用保安人员和地县长陪他在汉江游泳,似乎真的不可思议。

公司每周五有工作早餐,包括Bagel、Cheese、Doughnut和橙汁、牛奶、可乐等饮料,是CEO和员工拉家常和布置工作的好时候。平时冰箱里总有冷冻快餐和饼干,开始我以为这是公司文化,后来悟出其道理,原来是为员工加班用的。印度人加班是家常便饭,早晨不到8:30他们就来了,常常一直工作到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他们大都住在圣何塞,就是说,他们回到家几乎必须倒头便睡,不然则没精神支撑第二天的工作。我试着探寻,原来他们大都持工作签证,丢了工作就面临回家,所以都拼命表现。南韩人也经常加班,通常加一个小时是基础值,与印度人倒挺合拍。有个叫Reddy的印度人干得特别苦,后来知道公司正在给他办绿卡。“完了,”我想,“CEO面试我时说的给我办绿卡的事算是猴年马月去了。”

在矽谷加班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儿的移民多,排队等绿卡的人也多。美国移民法规定,持工作签证的人申请绿卡必须有工作单位担保,即有正式工作,且一旦更换工作单位,则必须重新申请,或者说重新排队。这一招儿把工作签证的人看得死死的,人们为了不被解雇,都在拼死加班,人与人的竞争也很激烈。不少雇主则视工作量而雇佣员工,工作量大的、要加班的雇需要绿卡的Full-time,工作量小的雇小时工或Part-time。我听一个同学说,她的房东两口子都是大陆人,双双为Oracle公司工作,早晨睁眼就走,晚上经常十一点到家,端着饭进卧室,第二天早晨才出来,房子基本是给她买的。

我记得2001年的大年三十,我们几个加班到没有公共汽车,我好心送那几个印度人回家,结果迷了路,在101公路附近转却找不到入口,当时已是半夜两点多了。我就等在一个交通灯下,一辆黑色捷达迎面驶来,我闪动前车灯,捷达驶过我又转回头来,前面坐着两个白人大男孩。我请求他们把我带到101入口,说话间捷达的后窗户缓缓摇下,从后座上坐起一位华裔大女孩,令我着实大吃一惊。女孩的脸象是北方人,长得很周正、性感,显然,她是二代移民,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她没有说话,任凭两个大男孩掉转车头,当他们从101入口驶过时,一只胳膊从驾驶室里伸出来指了指,我加快速度,鸣笛感谢。

这个年之后,公司又雇了一个伊朗裔项目负责人、一个斯里兰卡裔质检、和一个中国女孩程序员。有一次我向伊朗人反映一个EJB少一个数据库功能,希望他能告诉EJB项目组加上,不想他竟叫我在JSP页面上加。他此言一出,我就知道他不懂这个技术的结构,在当时情况下,我竟不知怎么办。如果是现在,我会发给他一个Email,同时CC给EJB项目负责人,请他们加上就完了。其实,在IT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种事是时常发生的,发一个Email、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各方都会接受。由於我当时缺乏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竟找CEO谈。南韩人的自尊心是天字第一号,可我当时并不知道。结果CEO不懂,觉得丢了面子,搞得十分尴尬。

我对Email的运用缺乏理解还表现在讨论问题上,我当时认为写Email多麻烦,两秒钟走到头儿面前问一下不都清楚了?其实不然,我不知道的问题往往头儿也不知道,他也需要查书、查英特网,而Email就给了人家一个缓和的机会。

但从另一方面,矽谷地区鱼龙混杂,象这个伊朗人就是个充数的滥竽,碰上不懂技术的经理、CEO,就能蒙上一阵子,拿着工资偷学点儿东西,再换其他公司继续干。这类人里移民较多,而移民里又以印巴人种和中东人尤甚。我觉得一方面是环境逼的,他们总得生存,另一方面就是道德和教养的问题了。

说到道德和教养,这里有三个例子。阿奴是我的同学、好朋友,他找我借一本教科书,我借了她。中国人的俗话叫“好借好还”,而她却把我的书画的乱七八糟,且还我时并未说声“Sorry”。她的丈夫是被印度外派多年的工程师,回国娶的她,按理说应该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但教养却如此的差。

还有一次我去买啤酒,收银员是个印巴女孩,她要我出示驾照以便查阅年龄。这我理解,但当时我多嘴地开了句玩笑,我说:“你看我象Underage吗?”她竟然说:“我看你象60多岁的。”我宁愿相信她这是开玩笑,可这玩笑也太没边儿了。

另有一次,斯里兰卡人对我落井下石。记得在一次例会上,我问了一个商业上的逻辑问题,CEO认为我早就应该知道,很不满意地责成斯里兰卡人会后单独给我解释。斯里兰卡人用他那象含了土豆儿的英语简单地解释了一遍,就阴阳怪气地问我明白不明白,我其实是不明白他说的英语,就说“不明白”。他一边蔑视地看着我,一边说:“我可以讲壹佰遍,直到你明白为止。”我心里委屈,说了声“不用了,谢谢你,我想我自己会搞清楚的。”就走出了会议室。结果我问遍我们组里的人,没一个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一个Email给大家,客气地请教,效果会好得多,而我当时却没有。

时间过得真快,留学的日子快要过去了,我人也几乎耗尽了。要上班、又要上课,上班的强度又这么大,我拼命地写程序,也只能赶上他们的三分之二。我的肩膀开始酸痛,夜里回家有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穿着皮夹克就迫不及待地瘫在床上睡过去,同事们也都看出来我上班无精打采。就在此时,股市开始下滑了,“. com”们开始逐一倒闭,报纸上公开刊登大幅照片 ── 持工作签证的人开始卷铺盖回家了。

一天,CEO将我召进办公室,对我说:“考虑到你还是学生,请还是回学校吧。”我知道这是辞退我了,虽然心里很失落,但我还是感激公司的同仁们教给我的技能与经验,我给CEO鞠了一躬,问他愿不愿意给我写Reference,他说可以,信会邮寄给我。

我回到办公桌,打了一封告别邮件,发给同事们。大概是这封邮件提醒了二把手儿朴某某,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我要你马上离开。”我当时真的觉得韩国人是如此的没有礼貌和野蛮。后来才知,这是北美的惯例,原因是为了防止我破坏公司的数据。允许我回趟办公桌,算是对我客气的,只是朴“韩国”的英语表达有些生硬罢了。

被辞退的我好像得到一种解脱,我挣的钱正好够我完成学业,我睡了一整天,数了数自己的钱,筹划着怎么跟我的同学们说。毕竟,被人辞退还是不那么光彩的事。

网络泡沫消失、裁员风潮搞得人心慌慌,一个中国女生幸灾乐祸地对我说幸亏她没有选择网络方向,其实我知道她是学不下去,才转学别的。同学中有准备回国的了,一天,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姐宣布将要回国,我们寝室准备给她开个欢送会,大家采购一统,派一个人去通知他。不料,这位老实人多说了一句话:“你的朋友也可以来。”这下不要紧,呼啦啦来了好多人。当然,大多数都带了礼品食物,但也有一些前来蹭饭。大家分分吹牛,象“你当了总理我就海归”之类的话更没少说。

相形之下,也有些人想方设法要留下来。一个哥们的护照过期了,自己却浑然不知。后来是我开车送他去照中国的护照照片,因为中国护照照片的尺寸要求严格,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与照相馆老板解释为什么只能照成这样、如果一次不成功如何不要收钱,等等。搞得老板脑袋都大了,直冒虚汗。据说,这位同学的爸爸可以在中国东北、在这位同学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为他拿到新护照,并办好签证。

加拿大给了我很好的庇护,因为我不必为留在美国而费心,所以不少人向我打听如果才能移民加拿大。看到如此形势,再加上美国工作加班和不同人种人际关系上的压力,我决心学成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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