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裁到民主，印尼和韩国是这样走过来的！
懒风 (2007-01-14 21:29:47) 评论 (1)印尼的民主与实践
作者：曾仁全
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到10月4日完成，全国32个省中已经有31个省完成了选票统计，在已经清点出的1、139亿张选票中，苏西洛获得了60.63的支持，梅加瓦蒂获得了39.37％的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苏西洛以较大优势领先现任总统、民主斗争党候选人梅加瓦蒂，已经稳操胜券，将在10月20日入主印尼国家独立宫。
印尼人口二亿二千万，是全球第四大国，也是东南亚和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大国，1998年的时候，印尼人民还生活在梦魇般的黑暗制度里，苏哈托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将这个岛国搞的人心换散、鸡犬不宁，然而转眼间，印尼已轰轰烈烈的搞了两次大选，社会已循序渐进地趋于稳定、安宁，政治已逐渐透明，这是一种民主尝试的结果，也是印尼人民奋争的结果。
苏哈托执政期间，政治上镇压异己，经济上大肆贪污。据国际监察组织发表的报告，苏哈托于1967至1998年在执政期间，一人就贪污了至少一百五十亿美元以上，而当时印尼人均生产总值仅为695美元。被列为全球最腐败首脑的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挪用公款50至100亿美元的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 马科斯，刚果前总统蒙博托· 塞塞· 塞科因为被指控挪用50亿美元而名列第三位。
印尼是中国周边国，近在咫尺，有著与中国相似的文化，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二十世纪四十年，毛泽东与蒋介石在中国进行了你死我活的窝里斗；在印尼，196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三○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印尼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大屠杀，苏哈托与苏加诺的「内斗」与中国毛、蒋「内斗」如出一辙，其结局是：蒋介石斗输了，败走台湾，毛泽东胜了，成了中国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六十年代末，苏加诺没有斗过阴险猾狡的苏哈托而下台，苏哈托踩著成千上万印尼人民的血肉踏上的权力的顶峰，开始了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这两个人，一度成为亚洲不可一世的强权首脑。
印尼的民主启蒙运动晚于中国近十年。1989年，在中国北京暴发了如火如茶的学生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以摧古拉朽之势试卷大江南北，虽然这个运动被中共强权者的坦克和机枪撵的粉碎，酿成了举世闻名的六、四惨案，但是，印尼当时还是一块蒙昧的土地，印尼人民还在苏哈托的黑暗统治下呻吟和挣扎，民主对他们来说似乎还是天方夜谭。然而，印尼「后来居上」，十年后的1998年，印尼人民一举推翻了苏哈托的独裁统治，社会在经过短暂的动荡上，就走上了秩序化的轨道。
印尼的人口位居世界第四，陆地面积只有一百九十多万平方公里，仅是中国的八分之一，七年前，印尼政局动荡不定，经济不景气，人民贫困，按照中共的说法，应该是人口多，素质低，国家底子薄弱，不适应总统直选，但是，印尼人民和政治家们大胆的尝试，敢于面对挑战，迎难而上，1999年6月，梅加瓦蒂领导的民主斗争党赢得议会大选，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同年10月，她就任印尼第8任副总统。2001年7月，印尼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通过罢免总统瓦希德的决议，梅加瓦蒂就此当上印尼总统，她也是印尼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任期至2004年。
任何社会进行民主的尝试都是有风险的，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的不愿意放弃权力和地位，印尼也是如此，政治、社会动荡可以说一直伴随著政治家们，但是，只要敢于冒风险，敢于闯过难关，才有社会前进的希望。印尼的政治家们正是在这种风险中将民主体制发扬光大。他们中间，虽然一小部分人失去了权力，但是，印尼大多数人民得到了权利。
1999年7月23日，印尼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考验，社会面临前进抑或倒退的生死抉择。曾经自誉为印尼人民的「大救星」、但已落得四面楚歌的瓦希德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印尼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冻结人民协商会议(人协)和国会，在一年内提前举行大选，并解散他的对手「专业集团党」，为他的留任作最后挣扎，然而，他手下的政治、社会与安全统筹部长阿古姆· 古梅拉尔和海陆空三军参谋长只是立即以展开磋商为回应，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雅加达市警察局长苏夫扬· 雅各布也表示，他属下的保安部队不会听从瓦希德的指令，前去阻止人协代表开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巴吉尔· 马南公开宣称，瓦希德对国会采取的措施有违宪法。2个小时后，人协主席赖斯宣布，针对瓦希德的行动，人协各党派领导人经磋商后决定，将原定于23日上午9时召开的人协特别会议提前到8时举行。他要求所有人协议员在当天早晨8时前抵达国会大厦。为保证人协会议的安全召开，首都雅加达已部署了几千人的安全部队，很多警察守卫在会场门口。在695名人协成员中有598人出席了对于瓦希德的特别弹劾听证会。在第一轮投票中，当有344人投票赞成、超过半数通过弹劾案时，突然有人提出要中断投票，重新宣读对瓦希德的弹劾议案。于是，人协决定重新进行投票。在新一轮投票中，有591名人协成员参加投票，全体通过对于瓦希德的弹劾，并宣布任命原印尼副总统梅加瓦蒂为印尼新任总统。
瓦希德败了，他在失去个人的权力一刻，没有用杀人的手段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梅加瓦蒂在任期四年后又败给了苏西洛，她在10月5号在印尼建军纪念日上发表讲话时说，她接受民主党候选人苏西洛在大选中获胜，当选下一任总统的结果，并希望印尼人民也能接受这一选举结果。在他们进行民主实践的过程中，他们都没有选择枪杆子的暴力的来维持集权与专制，而是选择了民意。
然而，十多年来，中国的政客们对印尼的民主化进程一直进行嘲弄和幸灾乐祸，先是嘲笑瓦希德这个印尼人民的「大救星」难逃「弹劾」的命运，接著又挖苦梅加瓦蒂「能当好家吗」？他们希望印尼越乱越好，其原因就是希望印尼的民主体制半途而废，再回到集权专制的老路上去，中国的独裁者们再多一个独裁专制的「难兄难弟」。
印尼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保障人权，顺利地实行多党制的民主选举，进一步向中国强权者们证明：推行民主体制，人口众多不是实质问题，民众的素质不是阻止民主进程的藉口，经济不发达更不是理由，担心失去权利和位置，担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才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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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民主之路 是这样走过来的 (有省略)
作者：彭小明
谁执政并不重要，甚至“成功不必在我，我自辛勤耕耘”。经济繁荣了，与民主没有直接联系。看看世界各地，经济发展并不能直接导致民主。恰恰相反，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太苦，政治要求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正是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民主的抗争才激烈起来。台湾是在六十年代后期经济起飞的。大约二十年后，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不论执政党还是党外反对派都逐渐具有欧美高学历，民主和专制的抗争就越来越尖锐，直到1987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民主逐渐成熟。但是台湾的民主走上了台独的岔道，不甚适合与我们作切实的对比。
倒是韩国的民主宪政历程是我们极好的借鉴。朝鲜半岛南部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穷困、愚昧，跟我们过去一样一穷二白。在美国的帮助下，李承晚建立了大韩民国。李承晚曾经为朝鲜的独立和民主奋斗了大半生，在狱中被钳断了手指，在上海成立过流亡政府，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声援。后来因金日成发动战争，李与中国当局才成敌我。李承晚时期的经济文化成就不容小觑。十年之内，工业扩大了五倍，大学增加了十一倍。但是他变成了独裁者，不仅不思改革，反而暗杀民主反对派人士。血债累累之后，1960年在反对声中黯然辞职，终老他乡。
平民出身的军官朴正熙政变上台，厉行改革，韩国的经济正式起飞。朴正熙在任十八年间，国民收入总值翻了四番，产品出口率增长了五十多倍。人民生活应该比日据时代大大提高，也比李承晚时代大大提高，可是韩国人民并没有容许朴正熙集团的专制反动倒退。反对党和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取消政国会和反对党的独裁政治，要求还政于民。朴正熙坚持反动，结果朴夫人和朴本人先后皆遭暗杀而殒命。
朴政权以后的军事政变者全斗焕建立的是新的独裁统治。1980年他下令军队开枪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光州大屠杀。惨案之后继续追捕学生和市民。全斗焕家族，包括夫人、兄弟、近亲、远亲纷纷依靠权势贪污受贿，大发横财。迫于人民的反抗，全斗焕不得不让出权力，实行选举，他当年的政变副将卢泰愚当选总统。卢泰愚身手不凡，成功地从日本手中竞争夺得奥运会举办权，引起了世界对韩国的关注，为韩国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在经济上，这时的韩国国民收入已经达到六千多美元，进入世界中等国家行列；在政治上，他慑于人民的追究，解除了妨碍民主的专制禁令，人民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更有甚者，卢泰愚自动退出民主自由党，使执政党失去执政地位，成立中立内阁，使各党派公平竞争，修改宪法，总统直选。这种民主的局面给予民主斗士金泳三和金大中等人后来登上总统职位提供了法律的台阶。
有人说，经济繁荣了，政治民主和现代化会不请自来。韩国的民主政治史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经济繁荣了，民主和社会生活现代化还必须由人民去争取，甚至需要支付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当人们回顾韩国民主的胜利时，有一种描写是发人深省的：韩国人民是用民族精神的鲜血烫弯了独裁专制者的刺刀。
值得一说的是，卢泰愚这个人物。他既是政变独裁者的帮凶，又是新政改革的主持人。人民享受了经济繁荣的生活，但是仍然不能忘记光州惨案的血债。一旦金泳三当选总统以后，全斗焕和卢泰愚就被送上了审判台。全斗焕被判处死刑，卢泰愚二十二年半监禁。后来分别减刑为无期徒刑和十七年徒刑。卢泰愚在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尤其是宪政改革等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功臣。可是他又是军事政变和独裁统治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更是光州屠杀的主要凶手之一。为国家民族谋取利益是领导人的本份，用国家权力屠杀人民则是独裁者的罪行。赏罚分明，功罪难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民主法治的本义。全、卢判决是对全世界所有独裁者的当头棒喝。
有趣的是当时我刚好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全斗焕、卢泰愚被判刑的判例是六四凶手的前车之鉴，邓小平、李鹏和杨尚昆必将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评论被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官员包某查到，责令我向领导认罪。遭我拒绝以后，就开始导演了一场开除我中文学校教职的活剧。结果打了一场德国报刊、德国电视台、海外中文媒体都纷纷报导的劳工官司。中国党政当局干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面目暴露无遗。使馆这位包主任也灰溜溜提前退休走人。
经济繁荣不代表走向民主宪政，民主要靠人民奋力抗争。两位金姓总统都经过抗争、流亡、闯关、监禁的艰难历程，终于走上了民选政治家的位置。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但是与留德的韩国同学交往，就不难发现，韩国同学绝大多数都关心国家大事，每谈历史、政治，则慷慨激昂。决不“体谅”和容忍当局和领导人的罪行和错误。说起光州事件，无不伤怀切齿，义愤填膺。关键是他们不姑息当权者，不接受官方舆论导向。相比之下中国留学生、华侨之间免谈政治，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接受舆论导向，做“现代义和团”愤青的种种姿态，跟韩国同学相比，适成鲜明对照。韩国的社会进步、言论自由和进一步繁荣发达，难道不是人民的关怀和抗争的结果？没有这些艰难苦恨和血火抗争，能有今天的局面？
说到繁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何尝没有繁荣？失业消除，市场景气，人民甚至义务出勤去修筑高速公路。奥运会规模宏大，青少年仪仗队简直是上下一致的象征。可是繁荣下面掩盖著对犹太人的虐杀，对异议党派的缉捕，对扩张战争的准备。希特勒正是在剿灭任何反对声音的过程中逐步把自身国家和世界拖向灾难的深渊的。经济繁荣，改善生活远不仅仅是自由知识份子追求的目标。据我的观察，以众多异议人士的文化知识和才干，在国内随波逐流，混到一个中上左右的生活条件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有更高的宗旨。
六十多年前，罗斯福和邱吉尔进行战胜法西斯反思的时候，在大西洋宣言中提出了四大自由：1。表达意见的自由，2。选择信仰的自由，3。免于匮乏的自由，4。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国内生活的改善顶多只是相对于多少年来国内物资“紧张”“凭票”之类的匮乏，终于有点免于匮乏罢了，自由还谈不上。即使是这点自由，也是相当危险的自由，因为中国每创造一美元的价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中国经济消耗了全球原材料的约三分之一，生产总量却仅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四。（引自北京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这样的海盗型生产正在威胁民族生存的根基。而阻止这种威胁正需要为民请命的人士和团体。
现在我们依然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没有选择信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可以发牢骚，却不允许在国内报刊上清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罪行；我们可以褒贬儒佛道，基督教，更可以贬低法轮功，可是我们却不敢在任何一次考卷上表示对马列毛的怀疑，更不敢在学位论文中抵触党的意识形态根基，除非我们存心不想拿这个学位；说到底，我们不敢这，不敢那，就是有一种深沉的恐惧：在城里，人们怕党委领导、街道派出所找你谈话，叫你“注意”，在农村，人们怕乡干部、村支书带人来敲山震虎，在国外怕使馆干部查出有颠覆党和政府言行，不准回国，或回国后有麻烦。只要还有这种恐惧，再富贵的安乐窝也不能令我们安乐，再繁荣的故乡，也决不是我们的温柔之乡。经济的繁荣未必使当局更加理智谦恭，甚至反而更加骄横跋扈。唯有反复的抗争才能使当局知所节制。
城市收容遣返规定不是取消了吗？卫生部长不是撤职查办了吗？河南爱滋病问题不是 公开报导了吗？是的。但是那是因为孙志刚的死引发了多少不平的抗议，那是因为蒋彦永先生冒险向纽约时报披露了真相，海外一致关注，那是因为河南医生、香港记者、海内外异议人士的不断揭露、批评的结果。没有他们的抗争，许多事情还不知要欺瞒蒙骗到何时。城市官商勾结拆迁房屋的悲剧还在上演，农民反抗苛捐杂税不公平交易的冲突无日无之，有待于我们去抗争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帮助人民认识专制的本质，为人民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正是我们海外异议者的责任。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梁漱溟等自由知识份子以及吴晗、翦伯瓒等左派知识份子的结局告诉人们，放弃自由批评的处境，去端共产党的饭碗，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对国家民族，都是一场痛彻心扉的悲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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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太多，需要海外抨击的地方也太多。这里信手拈来，就可以列举出荦荦大者：中国应该实现宪法中的规定，开放党禁报禁；党指挥枪，军队就不能够国家化，中国的政治生活就不可能正常化；中宣部仍然监控著新闻和出版导向，就谈不上言论自由；农业户口制是当代世界上最野蛮、最反动的身份证制度，制度性地歧视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各级政法委员会的设置是违背任何法理的非法行为，势必让国家重大案件的判决被党的意志所左右，使地方案件的判决受贪官污吏所左右；党化意识形态约束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人民的道德和信仰危机将积重难返；大学受党委监控，限制了思想自由，没有大学自治，中国永远不会有欧美式的学术自由天地。这类涉及共产党命脉的批评必先在海外发出，或者至少“出口转内”，才能内外呼应。
出身清华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先生说得非常大气磅礴：当前世界上专制的国家最大的就是中国，世界上民主自由的国家联合起来，一起推动、促进中国走向民主，世界民主自由的景观就将大大改变，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越南、古巴这些专制小国就不难解决。
从中国的孙中山、韩国的金大中、德国威利勃兰特等等实例来看，中国民主运动绝对不能没有坚定的海外反对派的存在。
作者为记者、作家，现居德国
延伸阅读：
中国人如何走出五千年走不出的怪圈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4603/200610/29650.html
评论 (1)
回望清末, 清政府经济上的开放改革(洋务运动)也曾经令全国的国民经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然而另一方面, 陈旧的封建专制集团官僚系统, 却又令大大小小的官员得以衬着这个机会大发横财. 由小贪变大贪, 由大贪变巨贪. 官僚的贪污腐化在同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在民间, 新兴的知识分子, 留洋归来的有识之士们, 也正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考虑设立国会, 实行民主政宪改革. 便就在辛亥革命前夕, 清政府已经迫于强大的社会潮流, 而在君主立宪制的边缘徘徊了.... 那一切跟我们祖国上世纪从八十年代到今天所遭遇的一切娇人成就, 乃至种种激化的矛盾何其相似? 似乎历史又一次在重演..
假如没有辛亥革命, 或者假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遭遇挫折之后没有错误的 "二次革命" 策略. 中国的民主不会刚萌芽就遭到了夭折, 而可能早就已经生根了....
下面是中国著名的近代史评论家袁伟时文章的其中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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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中国胜利，清廷失败。高兴？遗憾？见仁见智。不过，历史留下两个功亏一篑的记录，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从三方面自己把自己打垮的：
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2．无力制止贪污。
中国传统专制王朝，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但中国历代官吏的贪污也是惊人的；清代也不例外。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xlvi]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再一次证明，没有外力，专制政权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
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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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