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杨

今年夏天出去度假，俩闺女都嚷着要去马耳他。两年前我们去那里旅游，回来后给她们讲过马耳他的历史古迹和自然景观，从此，马耳他就成了她们迷恋的地方，盼望着有机会去那里一游。

马耳他对我们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这个有着“地中海心脏”称号的岛国不但历史悠久，古迹众多，而且阳光灿烂，海水清澈，特别适合海滩度假。我们上次去马耳他来去匆匆，当时就生出一种还要再来的欲望。这次孩子们要去马耳他，真是一拍即合。

马耳他是个只有50万人口的小国，但有7000多年历史，有三处联合国历史文化遗产，被称为“欧洲文明的摇篮之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既有欧洲的浪漫，又有北非的异域感。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经常能看到介绍和推荐去马耳他旅游的信息。马耳他作为一个融合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与轻松度假氛围的理想旅游目的地的潜力正在喷发。

 

瓦莱塔依然古色古香

瓦莱塔古城广场前的雕塑

马耳他首都瓦莱塔（Valletta），看起来颇像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是座雄踞海边围着城墙有人居住的古城堡。城堡内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好像一座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当然是我们率先要来游览的地方。

马耳他岛没多大，开车从南到北也就两个小时。我们住在岛的北部，离马莱塔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早餐后，兴冲冲地上了路，才发现马耳他的游人比前两年增加了许多。

瓦莱塔的交通较为拥挤

路上拥堵，走走停停。由于路况不熟，还常选错路口，走了不少冤枉路。一次，我们的车无意间拐进了岔道，正在寻找返回的路口时，霍然发现马耳他大学（University of Malta）的招牌。我对大学校园情有独钟。每到一个地方，对我吸引力最大的就是大学校园。今天不经意间来到马耳他大学，正中下怀。甭废话，先进去看看再说。

瓦莱塔大学校园

虽然马耳他只有五十万人口，但其大学却一点儿都不含糊。这所大学是马耳他的最高学府，历史悠久、学术声誉卓著，是地中海地区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上网一查，这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592年，前身为耶稣会学院（Collegium Melitense），1769年正式更名为“马耳他大学”。这个学校现在约有学生11,000人，包扩近1,000名国际学生，提供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完整学位体系。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岛上，竟有如此规模的大学，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瓦莱塔大学的教学楼

校园略显拥挤，但建筑与众不同，一看就像个大学校园。尽管路边停满了车，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教学楼之间匆匆穿行，整个校园仍然显得安静整洁。各种研究中心和院系的招牌展现在风格各异的建筑上，引人瞩目。走在校园里，彷佛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回到那段充满激情令人怀念的时光。我拍照时，两个学生见我在照相，特意伸出手来致意，表现得特别善解人意。

离开马耳他大学没多久，就来到瓦莱塔。旧地重游总是令人兴奋，再次看到这座古城，感到既亲切，又熟悉。城门前排着长队的巴士，顶着烈日络绎不绝的游人，像一幅流动的画面与记忆中的影像重叠。瓦莱塔，我们又来了！

瓦莱塔古代城墙一角

瓦莱塔看起来酷似一个古代军事要塞。事实上，这座城市就是按照战争年代的需要而建的。

1565年，奥斯曼帝国以数万之众兵临马耳他。这场被称为“大围攻”（Great Siege of Malta）的战争，持续近四个月，成为地中海历史上最惨烈的攻防战之一。面对强敌，马耳他骑士团在大团长让·帕里索·德·瓦莱特（Jean Parisot de Valette）的率领下死守岛屿。城堡被炮火反复撕裂，修道院临时变成了战地医院，修士与骑士并肩作战。最终，奥斯曼军队撤退，马耳他守住了这道通往西欧的门槛。然而，这场攻防战的代价异常沉重, 岛上的防御工事几乎化为废墟，幸存者寥寥。  

正是在这片焦土之上，瓦莱特做出了一个决定：不修补旧城，而是在高地上兴建一座全新的要塞城市。这座城市必须坚不可摧，也必须配得上骑士团的荣誉。1566年3月28日，新城动工。瓦莱特亲自奠基，并决定以自己的名字为城市命名。

瓦莱塔俯瞰着地中海的天然良港——大港

城市规划交由意大利工程师弗朗切斯科·拉帕雷利（Francesco Laparelli）负责。他曾师从米开朗基罗，深谙文艺复兴时期的比例与秩序。瓦莱塔的街道呈棋盘式展开，既利于防御，也方便通风与排水；城墙与棱堡层层相扣，几乎没有死角。这并不是一座慢慢生长的城市，而是一座一次性完成的构想。五年后，1571 年，瓦莱塔建成，成为欧洲第一座依照现代城市理念规划的首都，城市街道整齐划一，防御体系科学严密，被誉为“一座由绅士为绅士建造的城市”。

只是，这座理想之城落成时，瓦莱特已长眠于地下。他于1568年去世，未能亲眼看到城墙合围、街道贯通,见证他亲手筹划的理想之城拔地而起。站在今天的瓦莱塔街头，很难忘记这段悲壮的历史。

瓦莱塔俯瞰着地中海最重要的天然良港——大港（Grand Harbour）。正是在这片水域，骑士团与奥斯曼海军展开过殊死搏斗，燃烧的船只照亮夜空，海水曾被血与火染成红色。如今，大港风平浪静，游船穿梭，桅杆林立，宁静安详，但历史的血与火，仍回荡在古城的石墙之间，提醒着世人：这里曾是文明与霸权殊死较量的前线。

进入城中，穿过总理府、马耳他股票交易所等政府建筑，城市的功能性与历史感交错呈现。我们沿着街道缓缓前行，抵达上巴拉卡花园（Upper Barrakka Gardens）。这里是瓦莱塔最适合停下脚步的地方。站在高处，对岸的大港与“三姐妹城”一览无余。古老的城防、教堂圆顶与港湾水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高度浓缩的地中海图景：十字军的理想、贸易的繁忙、殖民的印记，在视野中层层浮现。

上巴拉卡花园建于1661年，由意大利骑士弗拉米尼奥·巴尔比亚尼主持修建。最初这里曾有屋顶，供骑士们遮阳休憩。1775年祭司起义后，屋顶被拆除，花园变得更加敞开豁亮。凭栏而立，眼前的景象宁静而开阔，很难将其与当年的炮火联系在一起。

维多利亚城门

随后，我们乘坐电梯下到海边，再穿过优雅古朴的维多利亚城门（Victoria Gate），走进静谧而怡人的下巴拉卡花园（Lower Barrakka Gardens）。

鲍尔爵士纪念亭

这里不仅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大港（Grand Harbour）的壮阔景致，还矗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新古典主义纪念亭，纪念的是英国驻马耳他首任总督亚历山大·约翰·鲍尔爵士（Sir Alexander John Ball）。亭身洁白，柱廊典雅，许多游人在此拍照留念。

正当我们驻足赏景时，远处的上巴拉卡花园突然传来隆隆炮响——那是每天正午上演的传统鸣炮仪式。那一刻，历史的回响与现代城市的喧嚣交织在一起，我们都感到乐在其中。

马耳他考古博物馆中的展品

继续前行，我们走进了马耳他考古博物馆。博物馆的底层正在装修，不对外开放，但喜欢考古的女儿坚持进去参观开放的展馆。馆内分门别类的陈列和详细的注释，诉说着马耳他史前文明的神秘与辉煌。沉浸在出土文物之中，我们一时竟然忘了时间，久久不忍离去。

圣约翰共主教座堂

而真正让我心跳加速的，是进入圣约翰共主教座堂（St. John’s Co-Cathedral）的那一刻。这座建于1578年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朴实无华，内部却华丽得令人屏息——金碧辉煌的穹顶、错综复杂的地面镶嵌，以及那一幅幅骑士团历史的壁画，无一不摄人心魄。

进入教堂后，我们率先来到德·瓦莱特团长的墓前。他的遗骸安息在地下墓穴的石板下，周围是大理石与幽暗的光影。他从未见到这座以他命名的城市最终落成的模样，但他的精神无处不在——指引着、守望着、并不断提醒后人，1565年那个命运之夏的幸存，是付出了何等代价。

卡拉瓦乔的名画《施洗者圣约翰的斩首》

教堂的巴洛克装饰风格让人眼花缭乱，找不着北，转了半天才找到镇馆之宝——卡拉瓦乔的名画《施洗者圣约翰的斩首》（The Beheading of Saint John the Baptist）。 这幅画悬挂在祭坛后方，光线较暗，营造出一种戏剧舞台般的神秘感。站在画前的那一刻，犹如亲历当时的历史现场，那种压抑、凝滞、难以言说的痛感扑面而来。

1607年，卡拉瓦乔因杀人逃离罗马，经西西里辗转抵达马耳他，并短暂加入马耳他骑士团。该画创作于1608年，是他为教堂画廊创作的祭坛画，也是他唯一一幅签名作品。

画的题材取材自《新约·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的故事。画面描绘施洗者约翰在狱中被执行斩首的瞬间——刀已落下，血已喷涌，行刑者正在拔出刀完成最后一击，旁边一位女子伸出盘子准备接头颅。

很多人在这幅画前久久伫立，不是欣赏色彩或构图，而是被那份肃杀的力量震住。这幅画沉稳、克制，却具有极大张力。血不是喷溅状，而是缓缓流淌，仿佛时间被冻结在某一瞬间。

对熟悉卡拉瓦乔生平的人来说，这幅画也是他自己命运的隐喻：他画的不仅是约翰的斩首，也是在刻画他自己的内心——对罪的悔恨、对救赎的渴望。

电子版《施洗者圣约翰的斩首》

光看画，不过瘾，又在放映室看了介绍卡拉瓦乔的电影后，我们才尽兴而归。

当我们从大教堂走出，重新沐浴在阳光下时，心情仍然激动不已。瓦莱塔那陡峭的石板街，在午后的阳光中柔和地泛着光。

漫步在古城狭窄的街道中，感觉每一个转角仿佛都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身披盔甲的骑士、在港口间轰鸣的炮火、还有信仰、勇气与坚韧。大围攻的遗产并未消逝，它铭刻在城墙上、教堂里，也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回望这座“绅士为绅士所建”的城市，它自豪地矗立在斯卡贝拉斯山上，宛如一头不眠的雄狮，守护着大港。它以伟大的圣约翰骑士团团长瓦莱特之名命名，却早已超越了其创始人的生命；曾被世人畏惧的奥斯曼帝国，则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篇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