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两米

11月26日，习近平军队改革讲话公布，世界瞩目已久的中国军改方案正式出台。11月27日上午，国防部举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出台过程和主要内容。

《凤凰周刊》第564期策划了专题“2015大军改启幕”。记者钟坚认为，此次军改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其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清楚。

以下为文章原文：

11月24至26日，北京天寒地冻，京西宾馆，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此召开。200余名军地高级领导干部悉数正装出席，闭门会议连开三天，这是继上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的又一次高规格的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就军改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军队深改组副组长范长龙就落实阶段性改革任务提出要求，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作了说明。

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12月1日发表评论称，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体性革命性改革全面展开”， 并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变动最大的一次，是一次结构性、革命性的体系重塑，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这是中国60年来最大一次军事改革”，彭博社称这“将使中国军力辐射到海外”。

北京军情观察人士称，中国军队从1955年左右正式确立了苏式建制模式，此后60余年基本不变，此次军改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也是以往若干次部队精简整编或者编制体制改革所不能比拟的，包括1985年邓小平主导的百万大裁军那次。此次变革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更清楚。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如果顺利实行，中国这次军改将动及筋骨，其路径也十分清晰，就是习近平要将解放军的前苏联式组织架构，转型为美国式的精锐作战部队架构，同时扭转党对军队的管理属“无牙老虎”的现实。

军改方案目前尚未公开，但从官方措辞评论和谈及军改的只言片语中，已可见军改不少端倪。多位不愿具名的军方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军改方案估计春节前后或将公开，而军委、总部至战区、军兵种的人员调整、机构部署已初步到位，合并组合后的新军事机构亦可能在节前挂牌。

多个消息来源显示，中共军队主要智库中国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亦在此番调整重组之列。国防大学一位专家称，从某种程度上讲，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战役，而中共主导的这场战役已经悄然展开了。

军委“扩权强军”

军队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作战思想和管理方式的转型。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和平时期军队大量经常性的工作是对部队进行教育训练和行政管理，如果把这些日常性工作和执行军事任务搅在一起，指挥机构就必然陷于事务，也很难做到精干、高效。这就需要实行军政与军令系统分离。

欧美诸军早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便推行实施军政、军令也即作战和行政分离的体制，这套体制从最高统帅层到战区再到各军兵种，三级闭环运行，精干、高效。由于实行军令与军政相分离的体制，各级指挥机构得以摆脱庞杂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专门负责对军队的作战指挥，保证了指挥机构的效率。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军队，都在积极仿效欧美诸军，进行了类似的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中共军队也不例外。中央军委改革会议上，军队深改组组长习近平提及的“构建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也即上述军令、军政分离的体系。接受官媒采访的北京军事专家赵小卓称，“把战和建分开，养兵和用兵适度分离，符合现代军队发展的规律。”

这套业已被世界各国军队证明为先进的军事管理体制，其核心是最高军事管理层的高度集权，“权力要适当集中，出于应对突发作战需要。”赵小卓如是表示。

加拿大军事期刊《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认为：“改革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减少中间环节，使它（解放军）向扁平化发展。俄军和美军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共军队最高军事机关是中央军委，国务院层面的军事工作机关是国防部。但长期以来，“军委名义上是权力机关，实际上不是，军队的重要权限如军事决策、参谋、干部任免、作战训练、后勤保障等这些，跟军委办公厅或国防部没有太大关系。”有北京军情分析人士表示，军委办公厅实际上是领导机构的秘书班子或调研性班子，日常起草文件、书写领导讲话。军委办公厅下面有若干个局，如秘书局、法制局、调研局等，这些局有的是师级单位，也有副军级单位。军委办公厅日常干的活，按一位军事专家说法“好像一个什么都干的全能人物”。而国防部更不像俄军或美军那样是个实体机构，仅下隶外事局和新闻事务局，寥寥数十人。

从中共军队领导管理体制上看，经过多次调整改革，目前形成了中央军委集中领导，参政后装四总部归口管理，七大军区、四个军兵种按照职能分工的组织构架和体制设计，但随着战争形态更新迭代，这种领导管理体制上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统帅层战略管理功能不强，四总部平行设置，致使职能机构运行效率不高、决策质量不高、统筹力度不够，特别是涉及军队建设发展全局的重大事务难以有效统起来。

统帅层中央军委过于弱化，而军委下属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军事专家尹卓此前对媒体表示。而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军事专家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原中央军委权力被四总部代行分割，或者说架空了，军委实权都在四总部那里。

大陆官媒称，这次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真正使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习近平指挥。

从官方辞令上不难理解，这次军改首当其冲应是强化军委机关。按北京军事专家的说法，经过此番军改，中共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军委机关由“总部制”调整为“多部制”，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部领导机关”，变成权力互相有所制约的“军委办事机关”。

军委办公厅主任原是正军级，这几年军委办公厅升格副大区级，现任军委办公厅主任为秦生祥中将。但按上述军改方案，多部制后的军委办公机构显然不止大区副级别，权限还将大大扩大。

军改方案具体内容暂未公开，从中央军委改革会议的口径看，军委“多部制”具体有哪些部门也未闻其详，但从官方已经公布的几个组织机构看，一些新设机构都将归入军委旗下，如新组建的军委纪委和军委政法委，以及调整组建的军委审计署等。

军委纪委原本是总政治部旗下的机构，一个正军级部门，纪检部长一般为军纪委副书记。军纪委书记为大区正职，一般由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同时为中纪委副书记。而解放军审计署从总后分离后升格为正军级单位，现在隶属军委直管。至于军委“多部制”后的其他几个部，依循俄美军队执行此体制的权限划分和归类，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新组建的陆军部，可能分别会成为军委属下的几个大部。

从现有各大部的名头来看，军委旗下的“多部制”每个独立部门的级别估计不会低于大军区正职或副职，解放军审计署或再次升格，和新任军委政法委一起晋升为大区正职或副职。军委纪委则从总政治部正式独立出来，行使反腐监督职能。

军委扩军强权由此坐实。然而新军委机关各部门独立的权限也不是平地空降而至，而是从原有四总部及其他军兵种“抽丝剥茧”整合而来，如总政治部原有组织、宣传、文化、干部等几大部门，每个部门都属正军级的二级部。但编制改变后的军纪委、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相继从总政拆解出来独立成部，都升格了。

现行的四总部体制是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建立的，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四总部出现“体制的滞后性、局限性日益突出”的现象。军委扩权后，将从四总部、战区和军兵种，收回军种指挥权，“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四总部从名称到职权划分都将不复往日模样。

而军事专家尹卓更表示，在军委多部门制后，这些部门成为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参谋机构、执行机构、服务机构，确保部队在执行命令时步调一致、政令畅通。

这意味着运行多年的四总部的机构名称将消失，各部门职能在合并同类项后分别转入新的组织机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或将成为历史，淡出人们视野。

“先搬掉‘大陆军’这块石头”

军委机关的“扩权强军”，四总部的拆分，还只是领导管理体制的“革命性重塑”，军改绕不开的另一个重塑任务是联合作战指挥，改革的具体目标指向“大陆军体制”。

世界各国军队对体制编制是否科学、先进的评判标准中，联合作战指挥始终是一个公认的风向标。联合作战指挥是军种分类和联合作战的产物。20世纪初期，英美法等国军队就开始了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尝试。1923年，英国正式组建专门用于协调军中作战行动的参谋长委员会，之后美法等国相继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军联合参谋部等机构。经过近百年的完善，西方主要国家的军队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大放魅力最近显著的一例，就是2011年5月2日美军击毙恐怖组织“基地”头子本·拉登那一幕。2013年，美国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写了《艰难一日》一书，对一些作战的细节进行了披露。在美军最高领导层白宫的一块大屏幕前，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等人，观看现场直播24名海豹突击队员执行突击任务。在美海豹突击队遂行特种作战任务的背后，是美国诸战区司令部、军兵种的各种信息、侦察、电磁、干扰等力量的合力。

作为一种新型指挥模式，联合作战指挥成为军队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纵观近期世界各大国的军队改革，无一例外地都把强化联合作为指挥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而且要求联合指挥的中心更下沉、范围更扩大、任务更拓展，无论成本多高、代价多大、周期多长，都始终坚持联合这个基本方向。

这些年，中共军队在建立健全联合作战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还没有完全形成，统帅层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还不完善，战区层面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还没有建立，遇事靠临时建机构、搭班子。比如20世纪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即是由中央军委临时成立的“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的，还有“1996年三军联合演习”，也是如此。

这样的指挥体制的症结在于：总参谋部职责定位本应是统帅部层面负责作战指挥的机关，但因为军队领导管理体制，特别是陆军管理事务极大分散了总参的主要精力，致使指挥权分散，平战分离。

陆军也始终无法以一个独立军种的身份进入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一些新型作战力量分散在各个系统，管理分散、多头指挥，使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陆军的建设管理职能也分散在总部和大军区，导致陆军建设缺乏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与统帅部的职能交叉过多，导致本军种建设的自主性、前瞻性不够。

现有以陆军为主导的大军区职能庞杂，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既要担负区内军事行政、陆军部队管理建设等职能，又要担负联合作战指挥职能。战区一级联合作战能力与国外军队相比，差距巨大，“如同雾里看花，看着很近，似乎能摸得着，其实很远，完全够不到。”北京一位军事专家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联合作战体制无法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军队的大陆军症结。

中共建政以来，从生存困难到安身立命，陆战的战争经历和辉煌历史使中国军队形成了陆战型为主的军事力量结构。这种军事力量结构适应了当时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完成了打赢战争、夺取政权的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国土防御型为特点的大陆军主导的架构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

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欧建平少将称，近几轮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虽然加大了兵种合成的力度，如军种领导进军委、总部机关调入人员不再统一要求穿陆军军装、各战区编入战区空军等，但军事力量体系中陆军主导成分的苏式建制仍然很浓，军事组织形态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陆战型结构。

过了这么多年，中共军队中，陆军还是老大哥，虽然名义上比过去淡化了一些，海、空军和二炮等军事力量在整个军队体系中仍是配角。从各军种比例来看，现在陆军机动部队有85万人，占整个军兵种相当大的比例，如果把非机动作战部队加上，陆军的比例会更高。根据2013年4月16日发表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首次披露陆军机动作战部队和海、空军人数。海军现有23.5万人，空军现有39.8万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陆还保留了相当大规模的武警，这种力量虽然不在作战体系内，但也和地方预备役部队一样，属于准军事力量。

陆军主导的时代，军队日常管理训练纵向指挥层次多、效率低，横向条块分割、协调难。平时严重制约战斗力生成，战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打乱仗现象。从军队编成状况看，一方面230万人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大，另一方面一线部队兵力不足。

一位军中人士透露，1998年抗洪、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等行动中，就出现了无兵可调的局面。“为什么有这么大规模的军队，还会出现无兵可调的窘境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保障服务和非作战力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该人士称，陆军领导机构的长期缺失，是军队管理领导体制诸多矛盾的焦点和瓶颈，也是全军管理体制改革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的重要原因。

大陆军和陆军主导的大军区领导体制，已成为联合作战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军队力主改革者更是一直把“大陆军体制”视为军队建设发展道路上的一块大石头，却无可奈何。“这次一定要搬掉大陆军这块石头了！”

北京有军事专家表示，陆军的这些现状说明，解决陆军过大的障碍，绝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质量问题。 必须下决心从中国国情和安全需求实际出发， 把陆军建设放在现代军事力量整个体系之中，对陆军实施全面重塑。

从这次军改的官方表述来看，“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目前陆军独立成军或已成事实。据多家海外信息源推测，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将担任新成立的陆军部主官。按军令分开的体制来看，重塑不仅是分离重建一个陆军部，统帅层面原有陆军色彩浓厚的总参谋部，也或将改组成类似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的总联合作战指挥部，专司协调指挥各军兵种、战区作战打仗等职责。

军方近期文章也以俄罗斯为例，阐述陆军特征很明显的大军区体制，将如俄军一样在改革之列。中共军队的七大军区将按国家战略方向和军事意图，重新排列组合。联合作战体系建立后，按战区作战方向划分的海、空军力量将会大大增加。

俄罗斯2008年开始大刀阔斧推进“新面孔”军事改革，将原先以陆军为主体的六大军区，合并组建成东、西、中、南新四大军区，统一指挥辖区内陆、海、空三军部队，建立起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联战联训指挥体制。

改革主要是动“脖子以上”

军委扩权强军、四大总部分拆、组建陆军管理机构、重新调整划设战区……2015年启幕的中共军队军改，注定充满了悲壮和浓烈的改革色彩。军改方案虽然暂时并未公开，仅从这些平静而简约的军方表述文字上看，一般读者似乎不太明白其所以然，不过但凡了解一些军队架构常识的人或许早已明白：一派外表平静和谐的中共军队内里，或许早已波澜壮阔、巨浪滔天了。

军方转述官媒文章称，这场被称为“史上最牛”军改的特异之处，在于直指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实现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的有机统一，让军队的“中枢神经”更加高效灵敏。

不过，该文章也称，改革不像“剪指甲”那样无关痛痒，必然会触动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单位撤并降改，部队转隶换防，一些军人将脱下军装，有的面临再次择业、家属安置、孩子入学等实际困难。对改革中的失利者，该文晓以大义，“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

军方《人民前线报》微信公众号11月30日发表《谁将在军队改革中经受利益考验？》一文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既是一场体系性、结构性、突破性转型重塑，也是一次利益的大调整，必然会深刻触及现存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触及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能不能经受住改革利益的考验，检验着许多人的党性、操守和觉悟。谁将在这次大变革中经受利益考验？这个问号已实实在在摆在军人面前。

该微信公众号称，军改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军队的领导干部。“从披露的方案看，这次改革主要是动‘脖子以上’，动首脑机关。无论是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还是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动的主要是高级领导机关，影响的主要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可以肯定，这轮改革后，机关领导干部的调整面将非常大，许多师以上干部可能不仅个人进步受阻，甚至会成了编余或过早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北京军情分析人士称，以军政和军令也即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为主线的这次军队变革，的确是自上而下，从军委机关到四总部、七大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开始“下刀”，逐步延至省军区以下部队行政机关，几乎全部触动，无一幸免；新旧官衔叠现，各种职位纷纷易面。

《解放军报》12月1日以《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强军兴军的必然选择》为题，发表评论称，长期以来，我军“头重脚轻尾巴长”的突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机关臃肿、机构重叠、层级太多、直属单位庞杂等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制约影响部队领导管理效率和联合作战行动的高效指挥。

有军事专家此前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中共军队目前是生活型的体制结构，从官兵比例结构看，官兵比例目前是1比1.47。官多兵少，也是军队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打仗要靠一线士兵，养那么多干部，不仅加重了养兵的负担，打起仗来还会出现缺兵的现象。

发达国家军队十分重视保持合理的官兵比例，美国是1比4.28，日本是1比4.12，英国是1比3.66，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官兵比例已经达到了1比18.33。习近平曾就此深刻地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

即便是此番担任军改论证主力的军方智囊团体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这两所高级军事智库内部也是将军林立，乌纱遍地。过去国防大学有一句俚语形容这所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一大怪，将军和士兵抢咸菜”，意思是将军过多。这两所大军区正级编制的单位中，随便在大院里碰到一个衣着朴素行色匆匆的老者，都可能是将军。据不完全统计，退休的加上现职，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就有少将以上数百人。更遑论军委、各大总部机关和军区、军兵种。

按中共军队的编制和职级排序，军委以下，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总部称为一级部，都是高于大军区正级的单位；另还有七大军区、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大军区正级的单位，共有11个。一级部以下是各种二级部，如总政的干部部、宣传部，总参的军训部、信息化部之类，这些二级部长们都属正军级。七大军区也有各种二级部，这种二级部一般为正师级。

四总部内部也稍有差异，总参的副总长和总政的副主任，都是大军区正职，而总后、总装的副部长则一般为大军区副职，总后和总装还编列配备了大军区正职级别的政委。

这次军改整合收权，指向明确无误，就是动这些“脖子以上”的人，大批中将、少将等高级军官将挪位转岗，甚至有的可能将黯然退役。

按国外军队现行体制推测，军改的最理想结果是，中共军队将形成军令作战指挥线及军政军队管理建设线，军委作战训练（通过类似参联会指挥机构）—战区—部队；军委日常行政管理—军兵种—部队，两条线顺畅运行，形成一个崭新的军队组织形态体系。

署名为“吴铭”的军报这篇评论员文章还透露，“这次改革，坚决贯彻精简高效的原则。特别是军委机关带头精简，局以上减少一个领导层级，普遍降低机构等级，大量压缩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员额，大幅度减少直属单位，在解决‘头重脚轻尾巴长’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为全军调整改革带了好头。”

从官方的文字表述来看，悄然推进的军改已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包括总部机关和各大战区、军兵种在内的一级部和大区正单位，及底下大批二级部可能已列入或纳编或合并或撤编。国外军队军改前一般先颁布法令再推行，但中共军队并无此惯例和传统，按中共军队令行禁止的向来做法分析，眼下进行的军改可能推进迅疾，一些变革中涉及的机构部门估计都已早有规划和安排了。

比如长期被诟病的军队总部机关一直都有庞大的保障后勤生活部门和为这些非战斗编制服务的部门，如总政的直工部等类似部门，军改后，这些功能重叠的部门估计都将重新组合。而总参的军训部、信息化部等料将职能下放至重新划分的各大战区。向来神秘的总政联络部和总参情报部等按既定的改革思路，估计也有合并同类项的可能，其部分职能或许下放战区或军兵种，也未可知。

军队的“庙”已经拆掉很多了

军改后的军委大部制下，部门更加精干，权力划分精细，实际上以“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两条线运转。这套军政、军令分线管理体系革新了沿袭60余年的军队内部管理体系。按新的体制编制要求，军队官场的官衔、职级要重新编配。

目前来看，军委、总部机关、各大军区、军兵种的“瘦身”基调是一致的，比如过去四总部一把手都是军委委员，相当于地方副国级官员。但军改后这些部门变成军委的一份子了，四总部的职能做了分离、合并和调整。

谜底何时揭开，大陆民间有各种版本，在军改方案未公开前，这些版本都不足为据。但有些已成共识，如关于七大军区裁撤重组，推行数十年的七大军区战场布防或将按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意图重新划分，有不少说法认为是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大战区。原七大军区，14名司令、政委都是上将或中将，皆为大区正职。如果传闻属实，这些相当于省部级的将军们也将重新排列组合。

裁撤部门、降低职级、合并重组，这类词汇在这次军改中将频密出现。透过已公布的官方文件，军改后，这些已改变的总部机关生态依稀可以想见，“用人心波动并不为过”。北京军情分析人士形象比喻：军队很多“庙”拆了，而且“庙”拆得太多。过去庙里的“方丈”已找不到了，至于下面的“游僧”嘛，不少都在等分配、等消息。

担任四总部一把手的军委委员们，这次大军改过程中的重要担当者，角色最为吃重，任务更为艰巨繁复。从编制到体制，从组织到人事，从军内到军外，他们责无旁贷，既是无数棘手矛盾的操刀者，也是问题怨怼的责任人。仅就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而言，机构和职能重叠，传闻合并已有数年，此次军改估计难以幸免。国防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军科的院长和政委都是大区正级，他们以下还有若干个中将级别的常务副校长、校长、副政委，再以下还有各大教研部、军事战略研究部等头头脑脑，起码也是正军少将级别。

如这两大单位合并重组，这几百个少将、中将恐怕有不少无合适官位可放；再说原七大军区14个大区正的司令、政委以下，也有为数众多的大区副的副政委、副司令员，还有各大高校的院长、政委，这些军内的高官们，随着这轮军事改革的调整，不少人的命运或者去向或都已清楚，或并不清楚。有分析认为，保留原有的级别和待遇，等到任职届满后，再行退役亦是一种不错的安排。

七大军区以下18个集团军、31个省军区，将军云集。特别是省军区，在过去军队内部被视为仕途即将到点的最佳养老去处。虽然省军区、军分区、地方人武部不事一线作战任务，但工作生活稳定，家属子女工作入学条件优厚。若军改涉及军、师和地方部队一级，庞大的军、师级军官将面临转岗或退役。

这次中央军委改革会议的不同之处，不仅全军重要将领悉数出席，还有国务院相关各大部委要员参与，不过从历次军改来看，军改都需要取得地方的支持才能顺利推进。如“百万大裁军”那年，十余万军队干部被裁撤向后转，都无一例外地需要地方消化。

作为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在当天的会议上也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大局观念，把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当作份内的事，拿出一些特殊措施和倾斜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好退役军人、职工安置工作，“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共同落实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各项任务”。

大调整时期，官场也一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新的编制单位确立后，一些过去十几年历经各种考验、治军清廉，又与腐败势力无任何瓜葛的高级干部，现在可能会调整到重要岗位。懂军事、会管理的军队新人亦可能会担任新职。按一位军队专家的说法，这次编制体制改革调整的原则是“一切按照打仗的标准”。

北京有军事专家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军队经过系列大刀阔斧的反腐举措，两个原军委副主席、数十名高级将领因涉腐落马，因为涉及军队形象和保密需要，有一些将军的腐败劣迹目前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军队与这些贪腐分子有若即若离关系的人也并非个例，此番军改人事调整，恰好也可剔除腐骨。

习近平在11月下旬的中央军委改革会议上表示，要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改革料会稳定过渡

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作为这次军改的总动员人习近平强调：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官媒称，这是习主席对全军官兵发出的政治号令，也是全军官兵必须承担的时代重任。

这次军改的军方主要宣传阵地，《解放军报》从11月底开始连发六篇评论员文章，六论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军改虽然主刀“脖子以上”，但因涉及到军队利益机构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改革之痛不可避免”。

军报二论军改评论员文章称，“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血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早改者早强，大改者大强，不改者必亡！”改革的“窗口期”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而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百舸争流，千帆竞渡。每名官兵都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改革，参与改革，赶上潮流、赶上时代。

“和平时期的改革，领导干部如果只讲‘给我上’，自己当缩头乌龟，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改革的问题上，应当像打仗一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一定以上率下，当好模范。”国防大学欧建平少将曾撰文表示，改革的决心意志和雄心魄力要体现在敢于搬大石头上，如果只是什么容易改什么，什么好改改什么，做边边角角的事，搞皮皮毛毛的事，改革将一事无成。

这名熟悉中共军队建设的少将称，在我军建设中，存在一些制约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大石头，这些大石头是制约我军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是阻碍我军改革的拦路虎。比如构建联合作战和训练体制、军队领导管理体制、陆军建设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保障体制、军官职业化体制、改革大军区体制等，已经到了绕不开躲不过的地步。

“一切以战斗力为唯一标准，该让权的让权，该让利的让利，该担当的担当，决不能因局部利益、部门偏见、个人顾忌使改革停滞不前，各部门各军兵种只有勇于牺牲小我，才能成就军队改革的大业。”

1985年邓小平指挥百万大裁军时，邓环顾四周向将领问计，“怎么个减法？请大家出主意，”见将军们无语，邓随即说道，“我只讲三总部带头！”那年的整编方案，就是把精简三总部作为首要原则列出来的，邓的这个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作为军改主导者的习近平，也表现出了作为政治家的足够担当和勇气、对军队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政治魄力以及战略眼光。习近平掌军后，深刻意识到军队改革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会越来越严重。此前习也多次表示，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看准了的改革项目，要果断决策、加紧实施，时间拖长了，影响改革效果，也影响部队稳定。”

北京有军情分析人士称，未经证实的数字表明，此番军改高级军官人事调整幅度估计会超过1985年百万大裁军那次。“脖子以上”改革完毕后，“脖子以下”的部位也即军队基层部队也将展开裁撤合并，陆续裁军30万，军队总员额保持在200万之内。军改组将这次军改的时间表最后截止期定在2020年，要在这一年年末前，使军队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共历来讲究社会稳定，特别是军队的稳定更是压倒一切。军委、总部机关虽然此次有了革命性的变革，但也有新设的部门机构，这给调整后为数众多的高级将领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军中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因此大区正职以上大多数人会安排合适的位置，”分析人士认为，军改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大区副职和大量的军、师级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作出“牺牲”。

从军改时间表跨度来看，跨越中央十八大、十九大两个时期，“前二后三”。中央层面决心即下，这场中共主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军改大幕迅疾启动，各方目前也按设置程序、规则同步推进。

军报评论员文章称，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军特点和优势，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无论怎么改，我军的基本军事制度、根本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作风，绝对不能变。在这些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绝对不允许出现颠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