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六五)：广东黄焘

广东

广东人Wong Men Chee(也写成Daniel Wong Men-chee，黄绵始)，生于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但具体籍贯是哪个县邑，因档案未有提及，无法得知。一八九六年，黄棉始从家乡来到澳大利亚发展，从美利滨埠(Melbourne)登陆入境[1]。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他便受洗皈依了基督教，成为长老会的信徒；也很快就就在这里立下脚跟，申请获得了永久居留资格。最主要的是，他大约是在一八九八年左右加入以美利滨城西街市为基地的大型蔬果批发商和经销商企业——添杨果栏(Tim Young & Co.)，是这个商行的五位股东之一。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里，该果栏的年营业额达到一万二千镑，算得上是业绩卓著的商行。得力于此，黄绵始也属于当时美利滨华埠中较为成功的人士，财务状况良好。

在背井离乡前往澳大利亚发展之前，黄绵始便已结婚。告别妻子赴澳时，他们的儿子Wong Teo(黄焘，译音)已经一岁，也就是说，黄焘是一八九五年十月出生。到一九○六年，已经在美利滨创下了一份基业的黄绵始，便想为十一岁的儿子创造一个有利条件，计划将其办理来澳洲留学，在自己的身边学习成长。为达成此目的，他委托在美利滨颇负盛名的芬克、贝斯特与霍尔律师行(Fink, Best & Hall Solicitors)作为全权代表，代为向澳洲外务部申请儿子黄焘的入境签证。当年十月二十二日，该律师行致函外务部秘书，将黄绵始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绍之后，便申请外务部核发给黄焘签证，准允其赴澳留学，以五年为期，表示要将他送入位于美利滨城里东山区(Eastern Hill)的圣疋书馆(St Peters School)上学。律师行在申请函中表示，黄绵始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持儿子在澳留学，也准备好一旦获批，便按照规定向海关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担保儿子学成之后返回中国。同时，申请函中也特别写明，近期正好有一位与黄绵始交好的美利滨华商要回国探亲，愿意在其结束探亲返回时顺便将黄焘一起带来，为此，律师行希望外务部能尽快审理并批复这项申请，以便那位即将离境回国探亲的华商心中有数。

澳大利亚联邦于一九○一年成立，在此前后，仅有极少数的几位中国学生赴澳留学。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尚未就中国学生赴澳留学订出相应的规则来执行，只能根据申请者的背景和相关的条件决定批复与否。因此，接到上述申请后，外务部立即着手处理。通过海关和警察局的调查，确认了黄绵始上述经商的事实，也得知添杨果栏除了在西街市的主店外，还在城里有两个分店，具备一定的规模，为此，他每年分红至少有三百镑的进项；同时，他在社区中也是一位很体面的人，朋友众多，热心公益，在警察局记录里没有任何污点。根据这些报告，从各方面衡量，都没有对黄绵始不利的信息。因芬克、贝斯特与霍尔律师行在提交申请一个星期后便频频发函催问结果，外务部在评估完有关黄绵始的报告后，于十月三十一日批复了上述申请，完全接受了上述律师行提出的要求，给予黄焘五年的留学签证。当然，这项签证将会在其入境时先核发一年，然后在每年到期时申请展签，可年复一年地累积，直到五年期满。

看来还是律师行给力，得到上述批复，黄绵始自然非常高兴，这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来安排儿子的赴澳船期。通过香港的金山庄，他用了大半年左右的时间为儿子出国办理好了所需的各项文件，也订好了船票，然后由上述结束探亲的华商朋友带着黄焘去到香港，搭乘“奄派”(Empire)号轮船，于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抵达美利滨口岸，顺利入关。

儿子来到美利滨后，黄绵始没有让他直接去原先就已预订好的圣疋书馆上学，因为此前黄焘没有学过英语，一下子进入到当地学校中，语言不通，可能无法适应，他决定先给十二岁的儿子聘请家教。于是，他延请了一位很有学养的英裔女士作为家庭教师，付以高薪，以每周一镑的学费，让黄焘跟着她先把英语学好。他的目标是在儿子克服语言障碍之后，再进入当地学校念书，目标是最终进入澳洲的大学念医学课程。因黄绵始本人也是美利滨圣公会的教徒，与该教会的牧师相熟，当一年半后儿子因接受家教突破了英语障碍，他便争取到美利滨华社中颇具名望的牧师张卓雄(Cheok Hong Cheong)[2]为其代言，去到外务部秘书办公室，直接陈情，希望也批准他的太太即黄焘的母亲前来探亲，以照顾儿子的起居，让他可以全心全意完成学业。但此举未能奏效，申请被否决，黄焘也被要求送到正式学校里读书。在这种情况下，鉴于自己本身与圣公会的密切关系，从一九○九年四月份开始，黄绵始便将儿子送入由圣公会下属的英格兰教会主办的圣多马文法学校(Church of England Grammar School)念书。从学校提供的报告看，黄焘每天按时上学，各项表现都令人满意。他在这里一直读到一九一○年底学期结束。

一九一一年新学年开始，黄焘转学进入三一文法学校(Trinity Grammar School)学习。该校位于美利滨东部的邱埠(Kew)，距市中心约五公里，为此，他成了住校生，直到一九一二年七月。根据学校的报告，黄焘在学校里努力用功，进步显著，学校对其评价很高。

在过去的五年中，外务部一直严格按照此前的承诺，年复一年地给予黄焘展签，到一九一二年八月，他的五年留学签证就要到期。按照正常做法，签证到期，就意味着签证持有者必须在到期时或者之前就乘船离境回国，即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为此，当年七月二十九日，外务部秘书便指示美利滨海关，让其与黄焘联络，敦促其尽快在签证到期前离境。黄绵始得知信息后，再次通过芬克、贝斯特与霍尔律师行向外务部长陈情，希望能让这位十七岁的中国青年完成在这里的中学课程，并能够达成其上大学的愿望。因该律师行名气大，所陈述理由也合情合理，上述努力获得成功。八月十九日，外务部长批准再给黄焘展签十二个月。由是，这位中国留学生得以继续留在三一文法学校念书。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一九一三年八月，又到了黄焘决定去留时节。这一次，黄绵始找到当时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代理总领事麦锡祥(William Ah Ket)，请其帮忙申请儿子的展签，以便让其能继续在澳读书，完成学业。麦锡祥是澳大利亚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也是澳大利亚华人中的第一位大律师，积极维护华人权益，是当时华洋两界的风云人物，此时因新任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尚未到任，被任命为代理总领事，处理与在澳华人相关的事务[3]。麦锡祥对黄焘的境遇很同情，自然想尽力帮助这位中国留学生。八月十四日，他致函外务部秘书，希望对方能为这位中国学生着想，让他读完在澳课程。因此时是由中国政府在澳最高机构出面，因而很具权威性，外务部长给予了充分的考虑。九月四日，外务部长再次批复黄焘展签一年。到次年中国总领事曾宗鉴为其申请下一年度的展签，又获得了批复。而在一九一四年底学期结束后，黄焘便从三一文法学校退学，于次年新学年开学时，转学进入更靠近城区的考飞文法学校(Caulfield Grammar School)，但仍然是住校生。他在这里的学习一仍其旧，校长认为他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令人满意，因而在年中也顺利地拿到了下一年度的展签，但外务部长强调说，这是最后的展签，以后不再批复。

一九一五年底，黄焘参加了美利滨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入学考试，但结果并不是很好，有一门没有通过。第二年上半年，他继续在考飞文法学校完成余下的中学课程。到学期快结束时，他把自己想读大学的想法跟校长说了。通过去年底的考试，黄焘明白了自己在英语的说和写方面尽管已经很流利，但仍然距离美利滨大学的入学要求甚远；但以他在其它方面的学习成绩和程度来看，进入级别低一点的美利滨工人学院(Working Men’s College，或者写成Workingmen’s College，亦即后来的美利滨工学院[Melbourne Technical College]暨RMT大学之前身)，就读该学院的采矿专业课程，却是没有问题的。校长对黄焘的学习成绩及能力都有所了解，也觉得他即便再参加一次大学入学考试也未必能通过，但若只是进入工学院读上述专业课程文凭，则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并且其成绩也符合该学院的入学条件。更重要的是，校长也对这个来澳不到十年的中国学生刻苦学习努力达成目标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帮他一把，希望他能在上述工学院读完四年的大学专业课程，再回国效劳，届时他应该会大有作为。为此，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校长致函外务部长，将上述情况一一摆明，希望能特别给予这位中国学生额外的四年签证，以便他能读完拟定的采矿专业课程。

但是，考飞文法学校校长的信没有打动内务部长。后者认为，他在过去三年里已经格外照顾这位中国学生，给其年复一年地核发展签，已经助其完成了在澳大利亚的中学课程，并且在上一次批复展签时已经完全知会黄焘，他应该明白当时批复展签的条件意味着什么。为此，他在七月二十一日指示外务部秘书，要他拒绝校长的说情，并重申黄焘必须尽快安排船期离境回国。可是，经过秘书和内部几位官员的斡旋，认为还是可以给这位中国学生一个考试的机会，看看他到底是否符合进入大学的标准，于是，外务部长改变了想法。四天后，他批复了校长的申请，但只给予黄焘一年的展签，并且强调说，在这一年里，黄焘只能在校复习，准备在年底重新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如果他真能达成目标，意即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届时可以考虑再给他展签，让他完成大学课程。

可是，在接到上述决定后，黄焘并不高兴，因为这实际上无法让他圆梦入学去拿到他心目中的采矿专业文凭；而如果再次考试的结果失败的话，实际上是在浪费他额外一年的时间。于是，在和父亲商量后，他决定不再参加这里的大学考试，而是离开澳大利亚，去美国投奔那里的亲戚，在那里进大学读采矿专业课程。为此，他决定在九月二十一日先去雪梨(Sydney)，在那里拜会亲友后，便乘坐十月四日起航的“范杜拉”(Ventura)号班轮直航美国。走之前，他写信给外务部长，把自己的计划和行程都一一告知，感谢内务部和美利滨海关在过去几年中对自己的宽容和厚待，让他得以完成中学课程；他在信中也进一步表示，无论如何，在澳大利亚读书的这几年里，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

当然，二十一岁的黄焘是按照计划从雪梨乘船去了美国，但他到了那里的口岸是否被准允入境，以及是否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相关大学就读喜欢的专业，因没有进一步的档案资料，不得而知。根据另外的同类性质的档案显示，一位香山(中山)籍名叫刘寿如(Lowe Sou Yee)的赴澳中国留学生，一九二六年底从澳大利亚赴美，但一直呆在夏威夷，无法进入美国大陆，一年后想回澳洲继续读书也被拒[4]。因没有资料表明黄焘事先已经获得了美国入境签证，很有可能，他的结果也不会很好，在美国即便没有被拒绝入境，也没有呆多久就转而回到了广东家乡。另一项文件显示，他的父亲黄绵始当时已经从添杨果栏退股，将美利滨另一间颇有历史和名望的“福益果栏”(Hook Yick & Co.)全盘收购，成为其大股东，雇有四名华人和一名欧裔白人，年营业额有一万五千镑。一九一八年中，他向内务部申请在中国的儿子黄焘前来美利滨协助他经营。而此时，距其儿子离开澳大利亚仅仅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即便黄焘得以顺利进入美国，他也无法在如此短短的时间里完成大学学业。黄绵始在申请函中表示，因果栏里的一位小股东回国探亲，加上另外一位雇员也因签证到期离境回国，他的果栏经营面临人手短缺，希望当局能准允中英文俱佳的其子黄焘前来美利滨，核发其一年工作签证，协助他维持果栏的最初运营。但在九月十九日，这项申请被接管外侨事务的内务部否决。此时，距黄焘离境不到两年时间。

一九二一年，黄绵始继续向内务部提出申请，希望准允儿子黄焘携带其妻子和儿子一起前来美利滨探亲，顺便协助他经营福益果栏。而且，这次申请也包括了他自己的妻子梁彩(Leong Choy)。同样，这次申请仍然失败，内务部长于十月十七日再次拒绝核发签证。而这一信息亦表明，黄焘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很快就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并生养了一个儿子。由于有在澳洲经商父亲的接济，加上自己本身在澳大利亚多年留学打下的英语基础，可以推测，黄焘在广东家乡，甚至可能是在省城广州，有着非常平稳顺利的人生。因为此时的黄绵始，经济实力雄厚，拥有美利滨城里的威廉大街(William Street)四十七至五十九号的物业，购买时的价值为二万五千镑，几年后其物业升值很多；此外，他个人还在圣科达区(St Kilda)的坎特伯雷路(Canterbury Road)上拥有一栋豪宅，价值三千一百镑。仅物业一项，就可见其已拥有丰厚的财产。黄焘是其唯一的儿子，作为父亲，他对儿子的资助和发展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日，黄焘在广东突然死亡，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五月初，在澳大利亚的黄绵始得到儿子的凶讯之后，决定立即返回广东，处理儿子的后事，同时决定将儿媳黄德贞(Tak Ching Wong，译音，小名“阿好”[Ah Hoy])和孙子黄永盛(Young Sing，译音，英文名Henry Wong[黄亨利])接来美利滨一年，以便让他们能平稳地度过丧夫失父的最艰难时期。为此，他委托美利滨的米尔氏与欧克利律师行(Mills & Oakley Solicitors)为其代理，代为儿媳和孙子申请来澳探亲的入境签证，期限为一年。该律师行于五月三日向内务部提出申请，除了说明黄绵始是福益果栏的大股东之外，也列举了他在美利滨城里所拥有的物业，并特别说明他此举只是因独子去世而对儿媳和孙子所能做的一点补偿措施，让他们母子前来，纯属旅游探亲性质，绝对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让儿媳打工，同时他也愿意为此向海关缴纳相应的保证金，即便支付双倍的金额，亦不会有任何问题。由于上述申请的理由值得同情，加上黄绵始也在财务上确实具备很多人没有的能力，内务部遂网开一面，二天后批复了上述申请[5]。

黄绵始拿到上述批复后，迅即将生意做好安排，然后订妥船票，返回中国。一年后，他陪着儿媳和孙子从香港搭乘“获多利”(Victoria)号轮船，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回到了美利滨。儿媳和孙子在美利滨生活了大半年，期间也去澳大利亚其它地方旅游了一遍，便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登上“丫剌夫剌”(Arafura)号轮船，离开澳大利亚返回中国[6]。

黄焘的留学档案到此中止。

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三一文法学校校长提供的例行报告，显示黄焘在学校里努力用功，各项表现令人满意。

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在离开澳大利亚奔赴美国之前，黄焘写信给澳大利亚内务部长，对过去近十年里给予他的帮助和厚待表达衷心的谢意。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Teo, Wong - Exemption certificate, NAA: A1, 1925/4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