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七五)：香山陈李、陈林兄弟

香山石岐

陈李(Chun Lee)和陈林(Chun Lum)是兄弟俩，香山县石岐人，前者生于一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后者是一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出生。他们的父亲名叫陈兆祺(Chun Chew Kee)，早年便奔赴澳大利亚发展。因在澳大利亚档案中无法查找到与其英文名字(全名)相关的宗卷，无法得知其具体来澳的年份与踪迹；只有与Chew Kee相关的宗卷，但其是否属于他或与其相关，则难以确定。完全可以确定的是，在一九二十年代初，他是鸟沙威省(New South Wales)内陆东北部大镇其连弥时埠(Glen Innes)的大型华商公司“广生隆号”(Kwong Sing Long & Co.)的股东之一。而在雪梨(Sydney)华文报纸上，他的名字也曾出现过多次。比如，一九一六年五月捐赠中国南省护国军政府军饷[1]，以及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捐助雪梨华侨维持禁例会经费，为在澳华人争取权益[2]。能够出手捐款超过一镑，说明在经商方面已经有一定收益，在澳历史须有一定的积累。在上述捐款名单中，与他名字同列的余江(Yee Kong)，也是香山隆都人，大约在一九○○年左右来到澳大利亚发展，与他一样，亦是上述广生隆号的股东之一[3]。从乡人同行抱团发展的粤人赴澳谋生的特点来看，陈兆祺应该也是在上述年份前后就抵达这里发展并定居下来。

自澳大利亚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实施《中国留学生章程》，开放居澳华人申请其在乡子弟前来留学，广生隆号的几个股东都申请自己的子女前来其连弥时埠留学，比如关广焕(Wah Sun)[4]的儿子关泗合(Quan See Hop)[5]，以及关洪裕(Harry Way Yee)[6]的侄子关添(Kwan Tim)[7]，还有余江的儿子余明(Yee Ming)[8]。陈兆祺看到这些股东们的子侄辈来到这里读书，也动了将两个儿子办理来澳留学的念头。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备齐材料，以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的身份，填妥申请表格，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两个儿子的赴澳留学护照和签证，准备将俩儿子都安排入读其连弥时埠的红岭皇家书馆(Red Range Public School)。为此，他以其入股的广生隆号商行作保，允诺每年分别提供膏火五十镑，作为此时已分别十四岁和十二岁的两个儿子陈李和陈林在澳留学期间所需之各项开支。

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接到陈兆祺递交上来的申请后，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审理完毕。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总领事魏子京给陈氏兄弟签发了中国学生护照，号码分别是225/S/23和226/S/23；仅仅过了一天，内务部也核发给他们留学签证，并将签证章钤盖在上述护照内页。中国总领事馆从内务部拿回上述护照后，便按照陈兆祺的指引，将其寄往香港的金山庄保生昌号，由其负责交给护照持有人，并为他们安排赴澳行程。

保生昌号的工作还是很及时有效的，仅仅三个月就一切安排妥当。但此时却只有哥哥陈李可以成行，弟弟陈林则不知何故不能跟哥哥一同出发，需要延后。由是，陈李便由家人从香山县送往香港，让他在此会同来自东莞也是前往澳洲留学的苏溢光(Soo Yat Kwong)[9]，一起搭乘“依时顿”(Eastern)号轮船，于当年六月二十三日抵达雪梨，顺利入关。他的舅父Harry Lee(李哈利)[10]去到海关将其接了出来，随后再换乘其它交通工具，北上距此六百公里的其连弥时埠。

按照父亲陈兆祺此前的安排，是想让儿子来到其连弥时埠后便入读红岭皇家书馆，因为二年前余江的儿子余明便是在此上学。可是，到八月初时，内务部想了解陈李的上学情况而致函上述学校时，却得知他根本就没有在这间学校注册。该校校长解释说，这里只有余明这一个中国学生；虽然此前也有当地华人来此联络要将其儿子安置在这里读书，但迄今为止未见踪影。校长进一步表示，根据他的了解，如果可能的话，估计陈李是去了坦勿埠(Tamworth)的西坦勿公立高小(West Tamworth Superior Public School)上学。他解释说，因为余明刚刚从红岭皇家书馆退学，就是因其父余江已去到那个镇子开店，因而要转学去那里念书；而此前陈李打算进入红岭皇家书馆读书的主要目的，显然就是想跟余明作伴。如此，当余明转学到坦勿埠后，陈李如果还想跟他一起结伴上学的话，那么，他去到那里读书的可能性就最大。内务部认为上述解释合情合理，便转而再去函西坦勿公立高小询问。八月二十日，该校校长复函表示，他的学校没有一位名叫陈李的中国学生；而他在咨询该校学生余明的家长余江之后得知，原本陈李确实是打算来此跟其子一起上学，但此时他还在中国，尚未来到澳洲呢。显然，余江是把陈李和陈林两兄弟的名字给混淆了，而陈林此时确实还在中国，尚未来到澳大利亚留学。

内务部在西坦勿公立高小也没有找到陈李之后，不知道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读书，遂于九月初行文鸟沙威省海关部门，请其协助查找这位中国学生的下落。一个星期后，海关便报告说，实际上，陈李在其连弥时埠并没有停留几天，而是很快就又回到雪梨埠，住在舅父李哈利那里，并于七月四日注册入读位于城里必街(Pitt Street)的基督堂学校(Christ Church School)，毕竟这里的条件和环境等方面都远胜其连弥时埠这个偏远乡镇。

这样一来二去，时间很快就到了一九二四年。虽然总体而言，内务部只是接到最终的海关报告，表明陈李在学校中的表现还算是不错，但此后一直也没有收到学校提交的有关他在校表现的例行报告。而不幸的是，基督堂学校在上半年的复活节放假后就于四月十七日停办，原因可能跟教会的经费来源困难及师资无法保证有关。因此，当学校停办时，校长才将陈李的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情况正式写信告知内务部，并说明已经建议这位中国学生去往其它学校入读。随后，内务部通过海关稽查人员了解到，这位中国学生已经转学到邻近的库郎街公学(Crown Street Public School)就读。

也就在陈李转学到突然退学的这段时间里，去年在接到中国总领事馆寄来的护照后没有跟着哥哥一起赴澳的弟弟陈林开始动身了。根据保生昌号安排的船期，这一年的五月底，陈林被家人送到香港，拿上护照后，就在此与另外三个早已约好的赴澳留学的小伙伴会合，结伴同行。他们三个学生中，一个是香山县的阮英文(Yingman Gum Yuen)[11]，另外的二人，一是台山县的伍亚称(Ng Ah Chan)[12]，另一则是新会县的钟石仁(Jung Shek Yun)[13]。他们搭乘中澳船行经营运行的“获多利”(Victoria)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二日抵达雪梨港口。在雪梨的Harry Kee(关广祺)[14]去到海关将陈林接出来，但因他在航海途中罹患了疥癣，海关检疫部门查出来后虽然准允他入境，但特别说明，他必须先在家治疗，待完全痊愈后方才可以正式注册上学，以免传染影响学校里的其他学生。由是，关广祺将陈林送到其连弥时埠跟其父亲住在一起，但他只能待在家里，接受定期检查，直到十月初完全痊愈。

然而，在弟弟陈林抵达澳洲处于居家隔离之际，陈李也在七月份前后就离开了库郎街公学，但直到九月底该校向内务部提交例行报告时，后者才得知这个消息，遂再次行文海关，要求协查其去向。到十一月底，海关部门经一番访查，最后得知十六岁的陈李在大约七月份时便离开学校，在雪梨内城区西部的安南岱区(Annandale)其舅父所开的一个蔬果商铺里帮手经营。可能是意识到了内务部和海关在查找其去向，李哈利遂再安排他进入学校念书。但李哈利没有再让陈李回到库郎街公学，也没有安排他进入雪梨城区的其它学校，而是将其送往乡间，即位于雪梨去往其连弥时埠中间的一个小镇司康埠(Scone)，于十一月四日注册入读该埠的司康公立学校(Scone Public School)。实际上，此时距学年结束放暑假也就剩下一个来月的时间，也许陈李到此地读书就是为了躲避海关人员的进一步稽查。当海关稽查人员警告李哈利和陈李上述旷课打工的做法严重违规，到次年六月将不会再获留学展签甚至会被取消签证时，他们似乎对此警告并不以为然，因为据说明年初陈李就会离境回国。

果然，在还没有等到内务部对其采取行动之前，陈李就已经自行作出了选择。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他在雪梨港口登上驶往香港的“丫拿夫拉”(Arafura)号轮船，离开留学一年半左右的澳大利亚，径直返回家乡去了。此后，再未见到与他有关的任何进入澳大利亚的记录，说明年届十七岁的他已对返回中国有了自己的坚定目标和人生选择。

就在陈李旷课跑去打工协助经营店铺的时候，一九二四十月六日，陈林经当地卫生检疫医生最后一次复查后确认痊愈，解除了居家隔离的限令，可以去上学了。他没有像哥哥陈李那样选择去别的学校，而是按照父亲陈兆祺此前的安排，入读红岭皇家书馆。因为其住处距离学校较远，有三英里半左右的距离，平时他都是搭乘马车前往上学，但有时候因下雨和大风导致无法行走，就无法去到学校上课，除此之外，他的在校表现和学业都很令人满意。当哥哥陈李离境回国时，他没有跟随，继续在这间学校里读书。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校长提供给内务部的例行报告显示，陈林在校表现良好，学习成绩优异，可是校长也还是在报告中透露出其心声。他表示，作为纯粹的白人，他内心强烈地反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前来澳洲，显然，他是白人至上的“白澳政策”的支持者，但也不得不承认，陈林这个中国学生表现得很绅士，积极参与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同时，学习非常刻苦努力，即便入学被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他也还是尽力克服困难，迎头赶上。校长还在报告中强调，现在，陈林的英语已经说得很好，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就连他自己作为校长，也经常亲自带着这位中国学生去参加各项运动和比赛。

校长提交上述报告后不久，正好就到了年中放寒假之时，而陈林就也正好就此退学，去往雪梨西北部距主城区约五十公里左右的里士满埠(Richmond)，因为他的父亲陈兆祺去到那个镇子开设一家杂货店铺，他需要跟着过去。直到十月底内务部来函询问陈林的在校表现时，红岭皇家书馆的校长才将其转学的情况见告，并表示，这个中国学生很勤奋，在干农活时也是一把好手；而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所做的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想将其在澳大利亚的临时居留转换为长期的甚至是永久居留。他把自己的这个感觉告诉内务部，意在提醒他们注意这个中国来的小青年。直到十一月底，内务部才根据海关的排查，得知陈林在靠近里士满的温莎公立学校(Windsor Public School)上学。当然，从学校反映的情况看，陈林一如既往，仍然是在校表现和学业成绩都令人满意。

只是陈林在此地读书不到一年，自一九二六年三月起，他再次随着父亲转场，搬迁到鸟沙威省西北部靠近雪山的图穆特埠(Tumut)，他的父亲陈兆祺承顶了该埠的一家名叫Sun Kum Lee & Co.(新锦利号)的杂货铺，经营范围也包括销售陶器产品、服装鞋帽。在这里，陈林入读图穆特地区学校(Tumut District School)。到年底时，学校的报告显示，除了算术等学科仍然保持较好的成绩，其英语写作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起，陈林便离开了图穆特，去到雪梨。但他没有告知穆特地区学校校长他的去处，因此，后者只能据实以告内务部。而陈林在雪梨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入读，便于七月初重返温莎公立学校入读。校长随后将此事通知雪梨海关，内务部才得知其去向。只是他在这里也只是读了半年，到年底学期结束后便又离开了这里，再次去到雪梨。显然，他重返温莎读书，只是因一时间没有想好在雪梨哪家学校就读，为了符合留学生章程的规定而采取的临时措施而已。

一九二八年新学年开始，十八岁的陈林注册入读靠近雪梨唐人街的中西学校(Chinese School of English)。读了半年之后，他在当年九月二十八日致函内务部长，表示自己已经成为其连弥时埠新广生号(S Kwong Sing & Co.)的股东，希望当局能将其学生身份转为商人身份，亦即将今年六月份得以展签的学生签证转为商务签证。他自述此前几年在不同的学校都保持了良好的学习成绩，加上在赴澳之前于中国所受到的汉语训练，使他中英文俱佳，正好是新广生号商行此后发展与扩张所不可或缺的有利条件，因为这间商行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正在日益增长，也需要人手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为加强上述申请，他还特地去到温莎，请当地公立学校校长为其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一起寄给内务部长。而且，他还在征询了父辈的意见后，聘请其连弥时埠最著名的律师兼政客艾伯特(P. P. Abbott)作为他此番申请的代理，由其向内务部长正式提出上述签证转换申请。艾伯特是鸟沙威省北部地区的职业律师，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便非常著名，曾两任其连弥时埠市长，也担任过一届联邦众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澳大利亚参战，他便加入澳大利亚皇家陆军进入欧洲战场作战，战后以中校阶级退役，重操旧业，随后在一九二五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因其在政商两界极具影响力，法律界的地位也很崇高，陈林冀望因他的出面，能为自己的上述申请达成目标。然而，上述精心准备的申请以及所有的努力通通无用。十月十八日，内务部秘书复函，断然拒绝了上述申请。无奈之下，陈林只好继续在中西学校读书，直到年底学期结束。

一九二九年新学年开学后一个星期，陈林还没有回到中西学校上课，校长戴雯丽小姐(Winifred Davies)对此特别紧张，生怕担责任，遂赶紧将该学生未有注册入读的情况报告内务部。因内务部已经有了陈林总想转换身份的印象，便马上通知海关协查，看他是在什么地方打工。二月十五日，海关稽查官员在雪梨找到了陈林。他向稽查官员解释说，未能及时回校上课的主要原因是，暑期去到坦勿埠余江的商铺看了看，顺便在那里度假，毕竟他跟余江的儿子余明早在赴澳留学前便已熟悉，假期中两个老朋友相聚一起，也是一桩美事。由此耽搁，回雪梨就晚了几天。他向稽查人员表示，将会即刻返回学校念书。他确实是这样做了，但只是返回中西学校读了一个多月，随后退学。在复活节假期之后，他便进到雪梨城里，注册入读都市辅导学院(Metropolitan Coaching College)，主修通识教育和打字。但因该学院课程量不大，他在下半年仍然返回中西学校上课，而上述都市辅导学院的课则放在夜间进行。由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年底放暑假。

放假后，陈林去到其连弥时埠，因为父亲陈兆祺在鸟沙威省乡间转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那里经商。他来到该埠是为了帮助父亲收拾东西，因后者早就计划近期要回国探亲。到一九三○年一月十一日，陈兆祺在雪梨搭乘“天咑”(Tanda)号轮船离境之后[15]，陈林就呆在了其连弥时埠。因这一年开学后他也像上一年那样没有回去中西学校上学，戴雯丽校长还是跟上次一样，赶紧将其行踪报告给了内务部。海关接到内务部协查的指示后，就在中国城找到了陈林抵达澳洲时担保接他出关的关广祺，从他那里得知，目前陈林应该是在其连弥时埠，住在新广生号商行经理广关结(Walter Gett)家里。随后，海关通过当地警察派出所，确认了上述说法，并且得知他已经在该埠注册入读新英格兰文法学校(New England Grammar School)。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宋发祥亦在二月二十四日致函内务部秘书，正式知会通告了陈林的转学事宜。所有的这些操作显示，陈林的上述做法都是符合规定的，没有引起什么麻烦。由是，他在这间学校一直读到十月份。

一九三○年十月六日，陈林再一次像二年前那样，给内务部长写信，告知他现在除了白天在上述文法学校念书，每周还有二个晚上聘请私教补习更多的西方文化和商业知识，目的就是想能尽早出来社会工作，以自己的知识贡献社会，在经商中展现自己。他表示，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他已经找到了人生发展的目标，因而希望内务部长能将其学生签证转为商务签证，他将作为新广生号商行的职员，做好自己的工作。同一天，新广生号经理关广结也致函内务部长，表示愿意接受陈林作为该商行职员，希望准允他离开学校，进入商行工作。与此同时，还是像二年前一样，艾伯特律师行也再次作为陈林的代理，向内务部长提出上述申请。这一次的结果，仍然和二年前一样，内务部秘书在一个星期后复函，再次断然拒绝了这一申请。

陈林只好再次耐心地呆在学校里念书，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保持全勤了。到年底，他旷课十四天，据悉是跑到邻近的昆士兰省(Queensland)去了，至于做什么，他也没有跟学校说；而到一九三一年新学年的复活节假期后，他就没有重返学校上学。当内务部得到消息而行文海关要求对其旷课行为调查时，关广结于四月十四日致函内务部长，为陈林申请六个月的学徒身份，让其进入新广生号接受商务培训，因为该商行需要发展，也需要职员，中英文俱佳的陈林正是商行所需要的人才。他还表示，六个月之后，陈林就应该返回中国度假，希望届时也核发给他十二个月内可以返回的再入境签证，届时他返回其连弥时埠就可以成为该商行正式职员。同样地，艾伯特律师行仍然再次代理上述申请。或许是因为新广生号是当地大企业，雇佣有十几到二十个当地员工，每年营业额达到六万镑，加上每年进出口价值都在几千镑，社会经济效益显著，因而，这一次，内务部长没有拒绝，而是于五月四日对上述申请开放了绿灯。

半年时间的学徒签证，应该从四月起算，到十月份就应该到期。但到九月份时，陈林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也没有学会，便致函内务部秘书申请展签十二个月。为此，艾伯特律师行继续担当代理人为他争取展签。这一次也还好，内务部秘书没有拒绝，但也没有完全同意其申请的十二个月，而是采取折中办法，同意给他展签六个月。

申请成功后，陈林就策划着申请一份一年半后返回澳大利亚的再入境签证。他以中国市场广大，需要跑一些地方和企业，争取他们的订单，以出口更多的澳大利亚面粉、水果制品和肥皂等产品为由，希望内务部可以给他十八个月的时间，一方面完成探亲，另一方面也可以多做些市场调研和接洽，拿些订单回来。尽管他描绘的蓝图很好，内务部也基本上是按照规矩行事，于九月三十日批给他十二个月的再入境签证，并强调这是正式的批复，他必须在十二个月内返回。既然如此，陈林无法再节外生枝，遂于十月十四日去到雪梨，搭乘“天咑”号轮船，驶往香港回国。

陈林也确实遵守诺言，不敢延后入境，便在国内待了不到十个月就急急忙忙赶回澳洲。当然，这个时间足够他回国订亲结婚，毕竟此时他已经二十二岁，就要进入二十三岁，正好是谈婚论嫁之年龄。或者家里早就跟他订好了佳期，就等着他回去完婚。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他乘坐从香港起航的“太平”(Taiping)号轮船，返回雪梨港口，再次入境。海关因早就接获去年内务部批复他再入境签证的副本，因而当场便核发给他一年期的商务签证。随后，他便转往其连弥时埠，正式入职新广生号商行，开始其在澳之经商生活。

因档案中没有文件显示出此次陈林从中国带回来多少金额的订单，无法得知其经营的进出口贸易给新广生号带来多大的收益，只是他在余下的时间里按部就班地工作，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艾伯特律师行作为他的代理，向内务部申请陈林的下一年展签。内务部对于这样的申请都会觉得是意料中事，但是否批复，还得看过去一年的业绩如何。此时因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新广生号商行进行了重组，老股东关洪裕被召回来取代关广结成为经理，重新主持商行的管理和经营。他对前来调查的海关人员表示，陈林作为该商行的股东之一，现在是杂货部门的副经理，主要负责物流，责任重大。而由于商行重组，所有的进出口业务都由总行负责，然后统一分配到在其连弥时埠以及周边乡镇下属的不同店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统计像他这样持商务签证的员工所能给商行带来的订单收益。而跟陈林具有同样情况的，还有关泗合[16]。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生意也确实难做，商行本身就要裁员，而持商务签证的中国人自然首当其冲，由是，内务部表示无法批复下一年度的展签。但在艾伯特律师行的斡旋下，内务部秘书同意给予陈林三个月的展签，以便他能结束工作，做好交接。但最终因艾伯特律师行的坚持，展签延至这一年的年底，即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三四年新年过后，就在内务部想要知道陈林是否已经订好船期离境回国之际，于一月二十二日接到了陈林的一封信，为自己申请十二个月的展签。他解释申请的主要原因是，来自香山县龙头环村的侯官妙(Goon Mew，或Howe Goon Mew)[17]，此前曾在雪梨开办过木器店，一九三○年卖掉生意后回国探亲，去年返回澳洲，便又返回其连弥时埠地区寻找机会开店，毕竟早年他赴澳发展时是从这一带起家的，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最终，他选择在艾玛围埠(Emmaville)开设商店，叫做“Yow Sing & Co.”(耀生号)，经营杂货、生果、陶瓷、服装和鞋帽等商品。他的儿子侯关德(Ho Goon Dick，或写成Ho Goon Duck，或Ho Guan Dick)早几年也来到澳大利亚留学，此时就在其连弥时工学院(Glen Innes Technical School)读书。此前侯官妙也曾申请儿子退学转变其学生身份为商人身份，协助他把店子做起来，但遭到内务部长的否决，只准他读书，不准打工和转变身份[18]。由是，侯官妙迫切需要一个帮手，将生意做起来，也想做进出口贸易，最主要是想把澳大利亚的一些产品比如肥皂等出口到中国。而陈林正好此前就做这个生意，因而希望内务部长能展签给他十二个月，让他协助侯官妙把生意做起来。为此同样目的，侯官妙也写了相同意思的信给内务部长，支持陈林的申请。尽管上述理由看起来还说得过去，但并未能打动内务部长。二月十五日，内务部长分别复函两人，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勒令陈林立即离境回国。

侯官妙接到拒签信后，认为此前可能是申请的口子开得太大，要求一年的展签太多，应该改为半年可能会有戏。于是，他于二月二十四日再次致函内务部长，希望他重新考虑上述决定，给予陈林半年的展签，以便在自己商铺刚刚开始经营之时他能给予协助。他在信中表示，不是说不能在当地找到员工帮忙，而是要找到一个熟行并有经验的帮手则并非易事。尽管他说的都很有道理，理由也充足，但内务部长在三月八日再次断然拒绝了此项申请。

当一切努力都无法奏效后，陈林明白再说也没有用处了，离开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他马上收拾好行装，告别父亲，也挥别他曾经工作过两年多的其连弥时埠，去到雪梨，于四月十八日赶上驶往香港的“太平“号轮船，返回家乡去了。他从一进入澳大利亚留学，就十分用心学习，正如红岭皇家书馆校长所说的，目的就是想留下来，为此，他读了六年的书，也确实在这里工作了二年多的时间，但在当时”白澳政策“的大环境下，他无法留下来，只能回国。可以推测，回到国内后，他或者自己创业，或者进入省城广州或去到香港发展。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陈兆祺以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的身份，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两个儿子陈李(上)和陈林(下)的赴澳留学护照和签证。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给陈李(上)和陈林(下)签发的中国学生护照。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Lee, Chun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5/5182；Chun LUM - Student Passport, NAA: A1, 1934/1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