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七四)：香山阮定

香山石岐

香山县石岐人阮定(Yuen Din)，一九○四年四月十七日出生。其父名为阮官照(Goon Chew)，大约生于一八七八年，于十九世纪末，闯荡澳洲[1]，先在昆士兰省(Queensland)北部的小镇车打士滔(Charters Towers)立下脚跟，在此充当旅店的清洁工和菜农，并在一九○三年获得了永久居留权[2]；最后定居于该省大埠汤士威炉(Townsville)，经营有二个商铺，直接就用他的名字官照(Goon Chew)作为商铺名。其中一个商铺主要经营生鲜果蔬，另一个则售卖杂货，还与人合作经营农场，生意做得还算比较大。阮官照在家乡香山石岐有家室，妻子名叫三妹，很有可能是其正室，阮定就是他于获得澳洲永居权后初次返乡探亲与三妹所生，并由此而留在家乡的儿子。只是不知这个婚姻是在其赴澳之前就有，抑或是在其一九○三年初返乡后娶的亲。而按照档案的资料所说，此后阮官照在汤士威炉或家乡还另有家眷，妻子是一九○六年出生的侯丽娟(Lilly How Lum)。如此看来，在汤士威炉或家乡之眷属，应该是其前妻病逝后之续弦。只是丽娟是在广东出生的还是在澳土生华女，则澳洲档案文件中并未有显示。

一九二一年，澳洲因实施《中国留学生章程》，意欲来澳留学之中国孩童少年，皆由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负责发放护照及代办签证事宜。此时，阮定已过十六岁，即将进入十七岁，官照便趁此机会要把儿子办来澳洲留学。于是，三月七日，他填具申请表，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请儿子阮定的留学生护照和签证。他以当时自己经营的官照号商铺作为担保，承诺每年供给儿子膏火费五十二镑(即每礼拜一镑)，作为他的学费和其它相关费用，并特别强调，如有需要，还可随时添加额外的费用；为儿子能进入好的学校留学，阮官照为他预定的是汤士威炉皇家书馆(Ross Island State School of Townsville)的学位。

中国总领事魏子京对官照的申请很快就做了处理，于三月二十一日给阮定签发了编号为32/S/21的中国留学生护照。可能之后几天正好碰上复活节假期(当年三月二十七日为主耶稣复活日)，耽搁了去澳洲政府申领签证的时间，但也还是在三月三十日获得澳洲内务部给阮定颁发的入境签证。四月二日，中国驻澳总领事馆就按照阮官照的指引，将护照寄往香港的金山庄全兴泰号，由其负责转交给在广东家乡的阮定，并负责为他预订行程。经过一番准备，四个月后，十七岁的阮定就赶到香港，在那里搭乘“坚朗那”(Kanowna)号班轮，于八月十日顺利抵达汤士威炉埠入境，当即由海关核发给他十二个月的留学签证[3]。阮官照将儿子从海关接出来，住进了他位于白金士街(Perkins Street)上的店铺里。

但到了汤士威炉之后，阮定并没有按其父阮官照原先为他所做好的选择，即进入汤士威炉皇家书馆念书，而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正式注册入读汤南公校(South Townsville State School)。根据四个月后校长提供的例行报告，阮定在校表现极佳，颇受好评。就这样，他在这间公立学校读了一年。到了一九二二年的九月一日，阮定终于还是转学到汤士威炉皇家书馆念书，学习上也有很大的进步，表现出来极强的求知欲。在这间书馆，阮定读了一年半左右，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底学期结束。一九二五年后，阮定转学到汤士威炉的圣若瑟基督兄弟会书院(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念书。此时的阮定已经二十一岁，人已比较成熟，学习成绩也挺好，自我约束力较强。在这期间，可能是为了能更好地与当地同学交往沟通，融入当地社会，他还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叫Willie(威利)。因此，在一些正式函件中，他的名字有时就成了Willie Yuen Din。

到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阮官照向海关及内务部提交了一份申请，谓自己将在次年回中国探亲，大约要在家乡呆上一年左右；而在离开汤士威炉回中国探亲休假期间，其名下的生意需要人照看，自然是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最值得信任，故希望官方给予其子阮定一年的工作签证，由后者在他本人离开澳洲期间负责打理官照号店铺的生意。官方对此请求并未拒绝，而是先由海关对阮官照的经商活动做了一番调查，再行决定。从调查结果得知，其生果蔬菜生意及农场价值有二千二百镑，杂货店年营业额达三千四百镑，而且口碑甚好，换言之，他的生意在当地算得上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当然，最主要的是，其缴纳之赋税也是可观的。因此，一九二六年一月初，内务部核准了阮官照的请求[4]。给阮定转发工作签证的条件是：阮官照须在三个月内离开澳洲回中国探亲，并在国内处理一些生意往来之事务，此间生意交由儿子阮定负责管理；而阮定则须在其父结束探亲返回澳洲之后一个月内，或者说在其签证日到期之前，就须离开澳洲回中国。当然，签证有效期从批复之日起算。实际上，官照一直拖到这一年的五月三日，才在汤士威炉乘坐“太平”(Taiping)号班轮[5]，前往香港转赴香山家乡探亲，由儿子阮定正式接手管理他的官照号商铺生意。

到了一九二六年年底，鉴于父亲在中国生意繁忙，一时间难以返回澳洲，而内务部原先给予的签证又即将到期，因此，阮定遂致函汤士威炉海关陈情，最后也向内务部直接申请，并经由中国总领事馆正式为其申办，力陈因阮官照直到五月份才得以离开澳洲返回中国，此时因身体状况以及相关生意无法脱身，无法及时返回澳洲，希望再给阮定延长一年的工作签证。但内务部经过考察和评估，并不完全认同阮定的陈情，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决定，只同意延签六个月，即延签至六月三十日。可是到了六月底，阮官照还是没有回到澳洲。阮定再次给汤士威炉海关写信，并通过中国驻澳总领事馆与内务部交涉，陈述因中国国内政局动荡，阮官照所洽谈的生意一直无法最终敲定，一时间难以返回，希望澳洲当局考虑到这个实际情况，给阮定延签，直至其父最终返回。事实上，上述申请展签的理由并非杜撰，因为阮官照回去中国探亲的时间，正好是中国大革命炽热之时，而广东又是这次大革命的策源地，形势瞬息万变，生意并不好做，受政局动荡影响较大。这次，内务部又通过一轮调查评估，并咨询中国总领事馆得知阮官照将可能会在年底前返回的信息，最终也只是同意将阮定的签证再展期半年，即延至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此期间，仍由他继续代父管理其在汤士威炉的生意。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就到了一九二八年。按照正常情况，阮官照应该如中国总领事馆所言回到了汤士威炉，而阮定因签证早已过期，也应该离开澳洲返回中国去了。但直到二月二十一日，也未见汤士威炉海关报告其离境，更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其本人及中国总领事馆的相关说明或请求，内务部遂发函昆士兰州海关，希望代为核查阮定的情况，以确认其人是已离境还是仍在当地，当然也包括核查阮官照之行踪。海关核查的结果是，阮官照确实已在去年底回到了汤士威炉[6]，但仍然处于休养调理状态，目前其官照号生意仍由其子阮定管理照料，因他回到澳洲后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需要一定的休息和调养。此外，除了有商号店铺需要经营之外，官照还在距汤士威炉十八英里之亚力盖特溪(Alligator Creek)畔有一块农场，种植蔬菜，供应市场。因原来所雇之农场经理已返回中国，需要由阮官照自己亲力亲为地经营之，故而，他希望其在汤士威炉的商号仍由其子继续代为管理。为此，阮官照通过中国总领事馆代其向内务部陈情，为阮定继续申请一年或者至少六个月的延签，以便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合作伙伴从中国返回来，这样他与合伙人就可以腾出手来，分别管理店铺与农场这二个生意。对于这一请求，内务部也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并再经过一番调查，也拿到了汤士威炉当地医生的报告，证明官照身体欠妥而无法全力管理商号和农场，这些都表明，官照号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于是，内务部在六月十二日最后决定，继续给阮定一年延签，即签证有效期延到这一年的年底，由他留在汤士威炉协助其父管理商铺及农场的生意。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二月，阮定的工作签证已经过期近二个月。而此时已经二十五岁的阮定也终于定下了离境日期，要在二月二十二日乘坐路经并停靠汤士威炉的“太平”号班轮返回中国。同时，他也写信给中国总领事馆，希望再次帮忙向内务部申请一年的延签暨再入境签证，因其此行之主要目的是为其父官照号之生意在中国做采购，故希望自己在完成采购任务及回乡探亲之后，能在六至七月份或最迟年底前再返回澳洲，继续协助父亲管理生意。但遗憾的是，这次阮定就没有了以前的好运气。到四月二十二日，内务部最终否决了他的再入境签证申请。

但这时人已在中国的阮定并不死心，也不愿意放弃。到这一年的八月份，他开始通过中国总领事馆新任总领事宋发祥向澳洲政府内务部请求，希望考虑到其父在澳无力一人经营两个生意的窘境，准允他入境，协助管理生意，不然，其父就不得不放弃其中的一个生意，这样对当地经济也是一大损失。十月，内务部复函，再次拒绝了他的返澳请求。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九三○年二月，阮定还是通过中国总领事馆，以其在汤士威炉的堂兄阮祥(Yuen Chong)要回中国探亲，余下生意需招人看管为由，再次向内务部申请入境签证，以便进入澳洲，替阮祥管理其店铺生意。虽然阮祥的店铺生意营业额年超二千镑，经营不错，但内务部秘书洞悉阮定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断然否决了这个申请。但阮祥找到了联邦议会在昆士兰中部北邦德堡(Bundaberg)选区的众议员马腾士(G. W. Martens)先生，由他致函内务部长干预此事，告知其商号确实是因为难以找到合适人手，而需要懂得中英语言和贸易规范的阮定前来予以维持。这个干预还确实有效。结果，到五月下旬的时候，内务部长终于松口，给阮定签发了十二个月的工作签证[7]。

在获得拿到签证的确切消息后，早就等待赴澳的阮定以最快的速度订好船票，然后从香港乘坐来往于澳洲的“太平”号班轮，于一九三○年六月四日抵达汤士威炉[8]。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因其父亲的出现，问题来了。

当阮定登陆入境时，阮官照去海关接儿子，他向海关说明其子所获签证是来帮他看管生意，而非代管阮祥的店铺。他还表示，因阮祥帮他这个忙，他已为此付给了阮祥几镑的费用作为报答。汤士威炉海关在阮定入境之后，按例要报告给内务部，遂在报告中据实将此情况也一并写上。看到海关的这份报告，内务部颇有上当受骗之感，遂于七月一日函复海关，强调此签证只因阮祥需要阮定去他的店铺代管生意，才得以签发；但此时所发生的情景与申请时根本不符，因而决定取消这个签证。这时，汤士威炉海关人员开始为阮官照说话了。他们向内务部报告说，跟官照通报了要遣送其子回中国的事之后，他不再坚持说要儿子去帮他代管生意，而是说愿意让儿子去替阮祥管理生意；很明显，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言多必失所带来的恶果，此时转变态度，目的就是想要阮定留下来。为此，阮官照还写了一封长信给海关，承认此事因其误解所致，一切大错皆由他而引起，希望不要怪罪到其子身上。而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阮祥经与阮官照沟通之后，则决定近期启程回国度假，以便造成既成事实，让阮定接手管理自己的店铺。阮祥并为此致函内务部，再次声称这是由于沟通不畅导致多方误解而造成的，错不在阮定，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甚至前述之联邦众议员马腾士亦受阮祥之邀出面斡旋，期望能有所转圜。尽管有如此多的人为此事奔波，为阮定能留下来陈情，但内务部仍觉在此事上受骗，心里很不爽，于七月二十五日再次重申，不会改变上述决定。

看到大错铸成已无法挽回，阮定只好逆来顺受，接受遣返这个现实。八月二十八日，还是在汤士威炉港口，阮定登上同一艘在此停靠的“太平”号班轮，前往香港，转道回中国了。阮定这一次的入境澳洲，兴冲冲地来，但仅仅呆了二个来月的时间，最终不得不垂头丧气地离境回国。

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阮官照再一次通过中国总领事馆，试图向澳洲内务部申请儿子阮定前来汤士威炉，协助其管理生意。但内务部也再一次拒绝了这一请求，阮定还是没有能再次进入澳洲，遂留在香港自行发展。直到十几年后，因父亲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病逝[9]，阮定终于在一九四八年重返澳洲，继承父亲的官照号商行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利益[10]，并最终在一九五七年之后留居澳洲。此后他的发展如何，因再无与其相关的档案资料，无从得知。

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阮官照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请儿子阮定来澳留学护照和签证所填写的申请表。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给阮定签发的中国留学生护照

一九二六年，阮官照申请回国探亲的回头纸，显示其当年五月五日在汤士威炉搭乘“太平”号轮船驶赴香港。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阮定在汤士威炉港口登上在此停靠的“太平”号班轮，准备次日驶往香港，出境时在海关所摁指印。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Yuen Din - student passport - exemption certificate, NAA: A1, 1930/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