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谷

茅盾小说人物性欲描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研究茅盾的小说，不能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虽然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必须研究的课题。讳言莫深，不敢越雷池一步，无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笔者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茅盾小说的人物性欲的文学描写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关于茅盾小说人物性欲描写的评论概述

自从 1927 年 9 月茅盾在《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九号发表《幻灭》以来，已有六十余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人们对茅盾小说性欲描写的评论是从互有褒贬臧否到全是批评指责的。在《幻灭》、《动摇》、《追求》相继发表不久，《太阳》（月报）、《文学周报》、《读书月刊》、《海风周刊》等刊物上就刊出了一些评论。从这些初期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评论者在评论作品的思想、结构等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作品中的性欲描写问题，而对这种描写的评价却相差很远。如复三在《茅盾的三部曲》中写道：“革命失败了，不要说如方罗兰辈感到深深的灰色的失望，就是如孙舞阳那般热烈的、勇敢的青年，此时也会突然失却了现实‘黄金世界’的幻象，而沉于极度幻灭的悲哀。时代既变，生活又失了罗针，‘现代人’之需要强烈的刺激和肉欲的欢乐，于是在胸中渐渐滋长。生活乃一变而浸沉于灰色的极度的肉的纵欲中。虽在这灰色的、纵欲的生活中，尚有青年的未烬之生之火在内中燃烧。所以是时时挣扎着，企图追求最后的憧憬，以自慰自欺这自己已创伤的心”。显而易见，评论作者是持肯定态度。徐蔚南在评《幻灭》时，也认为茅盾写静女士将“她的贞操赠给了知已。那知道，那知道，抱素是个登徒子，不仅和她的女友胡闹过一夜，并且还欺侮一个金陵的女子。那知道，抱素不仅是登徒子，还是一个受着什么‘帅座’的津贴的暗探！章女士的安慰顿时粉碎在她的书桌上了”。评论者肯定茅盾的这样写法“把主人公的幻灭的情景，更加映照得非常鲜明”。^①

钱杏村对茅盾的《蚀》三部曲及《野蔷薇》，曾先后写过四篇评论，影响很大。他对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性欲描写是有赞扬的。例如：（ 1 ）“全书描写静对于男性的畏惧，描写静经不起男性的威逼，描写静的性格的脆弱，分析是很精细的”。（ 2 ）“在创作方面，有妇之夫的恋爱心理，我们还没有看到谁下过这样的分析的工夫的”。“描写恋爱心理，无论青年、中年，作者都很精到。孙舞阳，‘是个勇敢的大解放的超人’，她的恋爱行动是很坦白的，言行一致。在她‘拥抱了满头冷汗的方罗兰，她的只隔着一层薄绸的温软的胸脯贴住了方罗兰剧跳的心窝；她的热烘烘的嘴唇亲在方罗兰麻木的嘴上；然后，她放了手翩然自动去’的一段话和她的行动里，写的淋漓尽致了。写浪漫行动的女性，也是恰如其后”。（ 3 ）《追求》中，“他很精细的如医生诊断脉案解剖尸体般的解析青年的心理。尤其是两性的恋爱心理，作者表现的极其深刻”。归纳发上三点。钱杏村写道：“总之，就《幻灭》、《动摇》、《追求》三书去看，在恋爱心理描写方面，作者的技巧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却是中年人对于青春恋爱的回忆叙述，是那么的沉痛是那么的动人。在《追求》全书中，不仅表现了这样的心理，而且表现了两性方面的嫉炉，变态性欲，说明了性的关系，恋爱的技巧。无论是那一方面，作者都精细的解剖了。在作者过去的三部创作中，我感到的，作者是个长于恋爱心理描写的作家，对于革命只把握得幻灭与动摇”。但是与此同时，他认为茅盾在《追求》中“在性欲描写的一方面，作者的技巧却失败了，海滨旅馆的一夜就是最显著的证明，纵欲的技巧描写得未能恰如其分。如阿志巴绥夫，如莫泊桑裸露的一节，也不免是一个赘疣，可以删掉。我觉得这样的性欲的描写方法是不适当的，全书后部的失败的地方在此。”于是他严厉地指斥茅盾说：“一个革命作家，他不能把握得革命的内在的精神，显然作品上抹着极浓厚的时代色彩，虽然尽了‘描写’的能事，可是，这种作品我们是不需要的，是不革命的，无论他的自信为何”。^②他给茅盾扣的帽子是很大的。

贺玉波的《茅盾创作的考察》一文刊于 1931 年 4 月的《读书月刊》。在文中他对茅盾描写性欲的技巧多有批评，如他认为《动摇》第七章“描写和不近人情；象陆慕游初见寡妇钱素贞时便和她吊上立即性交，这种情节是不会的”。对于《追求》，他指责道：“第七章。照理本来应该很紧张的，但是作者的描写失败了。为的是他写得太过于淫荡，竟有史循在性交前服丸药这种情节，这与《性史》的文笔简直差不多”。在评论《诗与散文》时，他也认为这篇作品“太肉感”、“单纯地描写了性欲，近乎诱感”^③

以上的一些评论表明，对于茅盾小说中的性欲描写存在着三种观点：一是肯定的，二是否定的，三是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的。而在这以后，即从三十年代中期一直到近几年，则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观点：茅盾小说中的性欲描写是受了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不良影响，这种描写由于是“纯客观地”，因而是不足取的。而在几部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史和专著中，编著者要么避而不谈这个问题，要么一笔带过，即使在被称为近几年来最富有研究是简单地写道：作者在《蚀》中“有时从爱情表现人物性欲，出现追求官能刺激笔调，这些都说明作者描写人物存在着客观主义的缺陷”。该书还认为，《野蔷薇》中的作品有关人性欲的描写也“有纯客观的描写”的缺陷。^⑤

我国几十年来关于茅盾小说人物性欲描写的评论情况，略如上述。

今天，在茅盾研究深入开展的时候，人们已可能对茅盾小说人物性欲的文学描写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力求得出较为正确的评价。

二、对茅盾小说人物性欲描写本原的认识

既然茅盾小说人物性欲的描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我们对于作家创作中的这一重要的现象就不能只停留在一般读者的“我喜欢”或“不喜欢”的感想式的评论上，而是要对这种描写的本原进行认识。

在《幻灭》、《动摇》、《追求》、《虹》、《子夜》等中长篇小说和《小巫》、《诗与散文》、《一个女性》、《水藻行》等短篇小说中，茅盾描写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许多典型人物的性欲，当然其中大量的也是最为突出的是男女青年人的性欲。茅盾之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把人物的性欲作为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究其本原，我以为应从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从创作主体来考察，我们应注意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他对性欲描写的认识。

第一， 茅盾成为作家时的年龄，性格及其生活经历。茅盾发表小说《幻灭》时正是“三

十而立”的年龄，他的长篇巨著《子夜》出版时，也不过三十七岁。此时的茅盾已是著名的批评家、作家和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青年作家，朝气勃勃，风度翩翩。譬如， 1936 年 7 月，日本作家增田涉去探望鲁迅病情，当他听鲁迅解释 X 光照片时，“一位不戴帽子，头发梳得很整齐，乍看只有三十左右年纪的青年走进屋来，蛋黄色裤子配着深棕色上衣，打着蝴蝶结，一身轻装，这是上海一带常见的摩登青年形象”。这个青年就是茅盾。增田涉对茅盾的第一印象是：“他并不是我从他的作品中主观想象的那种笨拙而又呈强的人，一见就给人以一种潇洒、瘦弱，神经过敏而又麻利爽快的现代青年的印象。和从作品中感受到的一样，整个儿是年轻开朗，并不装腔作势。……作为人，他到底不是个气势汹汹、争强好胜的野蛮人，倒是位理智的、克已的绅士，是个有头脑的人。我想，这可能是他肉体的和生理的条件给自己创造的吧”。^⑤茅盾正是这样一位既具有现代科学思想和文学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生活阅历的现代青年作家。他对那个时代的青年的性欲要求、性的苦闷、烦恼和各种遭遇，有着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于 1918 年春节时，奉母命与孔德沚结婚，并未经过“恋爱”的阶段，但夫妻感情很好，不久即生有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后来在流亡日本期间，他曾一度跟秦德君恋爱、同居。这些直接的生活经验是他在小说中进行性欲描写的基础。他在中学、大学和工作、生活、革命中的观察，以及他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也为他在作品中描写青年和其他人的性欲创造了条件。如他在《几句旧话》里写道：“记得八月里的一天晚上，我开过了会，打算回家；那时外面大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地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谈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我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提笔写起来吧”。茅盾在这里所说的他“注意中的女性之一”，据叶子铭教授在 1985 年说，她是唐棣华，“也就是现在的阳翰笙夫人”。叶子铭教授并且指出，“这个例子说明，茅盾早期的革命生涯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影响巨大”。^⑥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谈到他在武汉时对汉口市妇女部长黄慕兰和范志超等三个单身女同志的观察。他这种观察自然是全面的，不单是观察“时代女性”的革命言行，也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恋爱、性欲等在内。

第二， 盾在开始创作这前曾对中国及西欧文学中的性欲描写进行过研究，这使他对性

欲描写具有明确的理性认识。茅盾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中指出：“中国没有正汉的性欲描写的文学”，其原因在于：中国以往的性欲作品所写的“一是色情狂；二是性交方法——所谓房术。这些性交方法的描写，在文学上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他们本身就不是文学……所以着着实实讲来，我们没有性欲文学可供研究材料，我们只能研究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 —— 只是一种描写，根本算不得文学”。他在研究之后又指出：“我们要知道性欲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性欲 —— 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现病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写性交，尤不该描写‘房术’”。茅盾批评当时的一些性欲小说作者，指出他们“错以为描写‘房术’是性欲描写的唯一方法”，“这些粗鲁的露骨的性交描写是只能引人到不正当的性观念上，新局面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他还认为，“中国社会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观念，实在应该是那些性欲小说负责的。而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性欲小说，其原因亦不外乎：（一）禁欲主义的反动。（二）性教育的不发达。后者尤为根本原因”。^⑦这里的三个观点是卓有见地并且极为重要的，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茅盾关于性欲描写的主张还有以下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他在《小说研究 ABC 》里论述“人物”时指出：“性的特征；男女两性因数千年来特殊环境和教育的结果，已经各自形成了性的特征，实为不可掩的事实。古来作家对于此点亦都能注意描写，就可惜大概只从男女体态的不同上注意描写”。这就是说，正确的描写应该不是人物外表的性差异，而应是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观念、性道德。其二，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阐述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方法时指出：“他们也描写性欲，但是他们对于性欲的看法，简直和孝梯义行一样看待。不以这秽亵，亦不涉轻薄，使读者只见一件悲哀的人生，忘了他描写的是性欲”。^⑧这里的观点是作家要描写性欲，动机必须正确，感情必须健康，然后才能使其描写具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作用，那种“发牢骚”和“风流自赏”的动机，只能使性欲描写成为“诲淫”的东西。茅盾的这个主张应该说是很正确的。正是在这种明晰的正确的理性认识指导下，他在小说创作中描写人物的社会性（人生观、革命斗争、反抗迫害。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描写人物的自然性（性欲、饥饿、低级情感、潜意识……）。而他描写人物的性欲，目的是“表现病的性欲”这“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从而塑造“完整的真实的人”的典型性格和典型现象。

（二）从对象主体来考察，应看到现实人物和现实世界是小说世界的本原，创作的对象主体有着自己的独立性。

首先，作为小说的对象主体 —— 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应该“一切都体现着人性”。而性欲如同食欲一样，是人性的一个基本面。在《 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也写道：“首先，我想直截了当地提出关于性的问题。……性欲始自青春期之前，直至不育之年仍未终止。事实上，它与我们的生命并存。但人在求偶年华，对社会的影响则较为明显”。^⑨当然，他们是从哲学和文学的一般性上来谈论性欲问题的。而茅盾小说中的人物中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青年和其它年龄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性欲因其不同的阶级出身、文化教养、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家庭环境，而有着特殊性的即个性化的特点，并非都是一律的动物性的“共性”。这就是说，生活在茅盾小说国度里的小说人物，其性欲的表现 —— 性行为、性对象、性目的，是受其存在的社会、时代的影响以至决定的。并不是因为茅盾对性欲描写特别感兴趣，也并不是由于茅盾有意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因为作品的人物是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里的人物，描写当时人物的性欲是为了表现那个时代，表现那个社会里的人物的“社会的心理的病”。钱杏村是与茅盾同时代的文艺批评家，他在 1928 年 5 月评《幻灭》时就指出：“精神倾于恋爱如方罗兰，这样人物所在尽是，这是革命时代普遍现状”。“孙舞阳的哲学就是玩弄女性的男性的报复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沉醉恋爱忘记革命的女党人。但目前的一般现象都是如此，有的大都是专门恋爱的女革命党人，缺少专门革命侧重革命的女革命党人”。^⑩又如，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 1927 年大革命的情形时，曾写到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追求范志超的故事。他说：“从这个小故事，可以见到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还有很浓的浪漫气氛。”^⑾

其次，我们从对象主体考察茅盾小说中的性欲描写，还必须看到茅盾笔下大多数人物的自主性是很强的。因为人物具有自己的精神主体性，这些人物就不是作家任意驱使的奴隶，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发展的活生生的典型形象，进行性行为，达到性目的，并产生社会影响的。譬如静女士这个人物，“只有二十一岁，父亲早故，母亲只生她一个，爱怜到一万分，自小就少见人，所以一向过的是静美的生活”。她“对于两性关系，一向是躲在庄严、圣洁、温柔的锦帐后面，绝不曾挑开这锦帐的一角”。她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特殊的心理，使得她在初次的性行为上表现得温静和懦弱。抱素在玩弄过慧女士后不久，就把静女士骗上了手，当静女士把她当成“知心”之后，抱素进一步用语言对她诱惑：“你好端端的常要生气，悲观，很伤身的。你是聪明人，境遇也不坏，在你前途的，是温暖和光明，你何必常常悲观，把自己弄成了神经病”。由于静女士原来就“认定怜悯是最高贵的情感，而爱就是怜悯的转变”，所以她此时对抱素的话感到“分外的恳切，热刺刺的，起一种说不出来的奇趣的震动”。加以她在此之前二三分钟就闭上了眼，等待抱素的拥抱，此时竟然“自己不知怎么的，静霍然立起，抓住了抱素的手，说：‘许多人中间，就只你知道我的心，’ 她意外地滴了几点眼泪”。在这个时候，静女士的性抑制已经解除，她的性苦闷激起了性冲动。作家的笔在此时写出以下的文字：

“从静的手心里传来一道电流，顷刻间走遍了抱素全身；他突然挽住了静的腰肢，拥抱她在怀里。静闭着眼，身体软软的，没有抵拒，也没有动作；她仿佛全身骨节都松开了，解散了，最后就失去了知觉。”

对于静女士来就，这次性行为“像一场好梦，……平日怕想起的事，昨晚上是身不由已地做了。……虽然不愿人爱知道此事，而主观上倒也心安理得”。然而，她毕竟是一个“时代女性”，当她发现抱素不仅是个好色的登徒子，而且是个拿了军阀的津贴刺探革命青年活动的暗探时，产生了第一次的幻灭，促使她去到武汉，在革命斗争中寻觅新的生活之路。而当静女士与强连结合并上庐山度蜜月时，静女士的行为因其性格的变化而成为“主动的，自觉的”。如她写给王诗陶的信中所说：“目前的生活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愉快的生活。……我希望从此改变我的性格，不再消极，不再我愁”。虽然因为强连长离她而去参加南昌起义，她遭到了人生的又一次幻灭，但是这次幻灭和第一次幻灭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茅盾在《蚀》的第十三章中关于静女士与强连长性行为的描写是很生动有趣且恰到好处的。这种成功的性欲描写的原因之一就是作家对于作品人物 —— 对象主体性的充分认识和尊重。

总之，茅盾小说中的性欲描写这一创作特征是由作家的创作主体和人物的对象主体性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茅盾小说的审美价值，认识创作主体性和对象主体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意义。

三、茅盾小说人物性欲描写的艺术特点

参照茅盾关于性欲描写的理论，按照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小说人物性欲描写具有如下的艺术特点：

第一、多层次的研究。 茅盾在他的小说中，对多层次的人物的性欲进行了研究。（一）阶级层次：有小资产阶级，如静女士、孙舞阳、王诗陶、方太太、梅女士……等等；有大资产阶级，如赵伯韬、吴荪甫……等等；有资产阶级寄生虫，如刘玉英、徐曼丽……等等；有无产阶级，如革命者玛金、蔡真、梁刚夫，工人阿诊、朱桂英……等等；有地主阶级，如胡国光、曾沧海、曾家驹、《小巫》中的老爷、少爷……等等；有国民党军官、政客、特务、帮闲文人、市侩，如雷参谋、抱素、范博文、陆慕游……等等；有贫苦农民，如财喜、秀生老婆、荷花、阿多、六宝……等等。而且，各个阶级中还有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物；（二）职业层次：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都有；（三）年龄层次：有玩惯女性的老色鬼，也有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已婚的中年男子、妇女，更多的是有着性烦闷和追求性刺激的青年男女，等等；（四）文化层次：有的是文盲，不知性为何物；有的是孔孟之徒，满口“男尊女卑”、“三从四德” ；有的是留学生、洋博士，句句“亲爱的”、“绯洋伞”（未婚妻）、“黑漆板凳”（丈夫）；有的是中学生，未涉社会；更多的是从大中学校出来刚踏上社会的青年，他们有知识、有理想、寻找幸福的伴侣；（五）心理层次：如静女士、青年丙、琼华、环小姐等为寻找性欢乐，以解除性苦闷；如章秋柳、孙舞阳等以放纵欲来玩弄或报复男性；如赵赤珠、寡妇贞等以卖淫或姘居欲达到某种目的；如吴荪甫之对王妈、柳遇春之对梅女士等以妇女为发泄兽欲的工具；如赵伯韬、曾沧海等人以妇女作为玩物或附属品；如冯眉卿以淫欲为好奇而不知羞耻；等等。各种人物均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杂色纷呈的特征。

第二、多角度的透视。现代心理学使我们知道“性欲”是恋爱或情欲的物质基础。“性行为”也是有着广义的范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指出：“据一般的见解，‘性的’含义兼指两性差别，快感的刺激和满足，生殖的机能，不正当而必须隐匿的观念等。这个见解在一般生活上虽然适用，但在科学上就不够了”。他接着说明许多病态的性欲，尤其是“性的倒错”（性的对象和性的目的改变）。在《性学三论》一书中，他从性的对象、性的目的、性的表现方法等方面对性进行了探讨。这些有帮助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性兴奋与心理性无能。我们在《动摇》里读到方罗兰有一次走进孙舞阳的屋子，他“看到站在光线较暗处的孙舞阳，穿了一身浅身的衣裙，凝眸而立，飘飘犹如梦中神女，令人陶醉。除了她的半袒露的雪白的颈胸，和微微颤动的乳峰可以说是带有一点诱惑性。此外，她是这样的圣洁，相对之下，令人秽念全消。”在这一段描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眼睛与“性兴奋”，二是心理性无能。心理学家指出：“眼睛本与性对象的距离是遥远，在荡所吸引，这种动机，也就是从性对象身上散发出来，我们称之为美的东西，这种存在于性对象身上的奥妙气质，也可以叫做‘吸引力’。吸引力一方面固已与快感联结，另一方面又造成性兴奋的剧增，或唤起了尚在沉睡的性激动”。^⒀这段话是一把科学的钥匙，打开了作家描写性欲时之所以每每要写人物眼睛的暗门。至于“此外”之后的关于方罗兰心理活动的叙写，则是心理学家所谓的“性倒错现象”之一的“心理性无能”。弗洛伊德曾写道：“今日文明世界里男人的爱情行为，一般而言染了浓厚的心理性无能的色彩。世上没有多少人能把情与欲妥善地会合为一；男人面对着所尊重的女人，性行为总是颇受威胁……。当然，造成这个现象的，也还有另一成分参与，那就是，他不愿向所敬重的女人要求不合礼俗的（错乱的）性满足”。^⒀ 这就是方罗兰“秽念全消”的科学的解释。作品中的正确的艺术性描写，应是这种符合科学的，而不是唯心的不合人性的，即非科学的。

2 ·性本能与性苦闷。分析茅盾作品中人物性欲的表现，可以明显地发现作家对青年人的性本能及其带来的性苦闷的透视，使他的那些描写既真实、准确又生动、感人。例如《一个女性》中的琼华，她是个十七岁的少女，起初她很热爱人生，充满着对爱情的向往，由于家庭的变故，少男们因引对她不再追求，她非常愤懑，“终成为‘不憎亦不爱’的自我主义者”。正是在那样的社会中，这个还未涉世的少女会产生如下的性苦闷：“她不能仅仅以母亲的爱自足，她还需要一些别的爱”；“只要有一头猫，一头狗， —— 便是一个虫也她哪，她将拥抱着，诉说她的荒凉之感。然而什么都没有，她只能空虚地拥抱了自己的紧满莹白的胸脯，处女的腰肢，……血管轰轰地跳起来，脸上觉得了烘热”。她甚至把要影幻化为男性的身影，当成她并不爱的李芳，对投奔过来的幻影说：“你就是安慰我的凄凉的他么？即使是你啊，我也将接受”！可是，当“她绑开了两臂要去拥抱这幻影，然而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孤独幽怨的她自己”。而这种性苦闷使她在病中产生了对张彦英。早在这篇作品发表之初，就有评论家在《海报周报》上指出：“性的烦闷是事实。她一面维持她在男性前的尊严高尚，高高的不可攀，同时她的身体（物质的机体）使她需要性的解决，使她烦闷起来，使她对于平日的‘不憎不爱’的主张根本的起了怀疑了”！^⒁这种性的性烦闷是由于生理的和心理的原因造成的，是具有社会性的，而其来源却在于性本能。所谓“本能”，指的是一种来自肉体而表现在精神上的内在刺激。但是又和“刺激”的同，因为刺激代表的是外在激荡。弗洛伊德说：“所以‘本能’这个观念划清了精神与肉体的鸿沟”。在文学作品中，描写这种“本能”及性苦闷，对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显然是颇为重要的。它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作品的人物成为具有人性的完整的人。

3 ·病态的性欲。茅盾经过观察，研究社会人生，他发现“病的性欲 —— 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并说是“值得研究的”。而这种研究需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两方面进行。作为生活、战斗在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动乱的社会里的一员，茅盾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青年问题不仅熟悉而且有较深刻的理解。当时青年人中的病态性欲，是一个普通的现象，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则更为突出。正如厨川白村所分析的：“近代文艺，因了人们外的生活之压迫与内的生活之苦闷，已表示着一种深强的病的色彩的暗影。如在初时怀抱着远大的理想或欲望而努力活动的人们，忽然陷于绝望之渊，沉于忧愁、悲哀之底，于是结果所至便流于悲观厌世。但近代之人对于生的执著非常顽固，当此求生不能欲死不得的状态，所以一般人多想沉浸于颓废的肉感生活以自忘其苦痛。当因革命的努力而失败的时代，性欲生活之病的现象其显示于文艺所以最为强烈者，便是这个缘故”。^⒂这种病态的性欲的表现，可以说也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矛盾。如《蚀》三部曲、《野蔷薇》中的几个短篇小说中的男女青年，他们的病的性欲，就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让我们看看章秋柳身上所表现的病态的性欲吧。在《追求》的第三章里，茅盾写道：“她回到自己寓处独坐深思时，便受了极端的苦闷的包围，她自己很明白的知道有两条路横在她面前：一条路引她到光明，但是艰苦，有许多荆棘，许多陷坑，另一条路引她到堕落，可是舒服，有物质的享乐，有肉感的欢狂！她委决不了，她觉得两者都要。理智告诉她取前者的路，而感则要她取后者。她感受了理智和感情的冲突了。”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下，她企图以恋爱游戏“改造史循”，正是一种病态的性欲的表现。如她心中所想：“这不是自己爱史循，简直是想玩弄他，至少也是欺骗他”。其实，她把“玩弄一切男人”作为自己哲学的信条，甚至当王诗陶说：“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八仙桥，看见马路上拉客的野鸡，我就心里想，为什么不敢来试一下呢？为什么我不做一次淌白，玩弄那些自以为天下女子可供他玩弄的蠢男子？诗陶，女子最快意的是，莫过于引诱一个骄傲的男子匍匐在你脚下，然后下死劲把他踢开去”。这位章女士的病态心理竟使得“她突然抱住了王诗陶，紧紧地用力地抱住，使她几乎透不出气，然后像发怒似的吮接了王女士的嘴唇，直至她脸上失色”。这里的描写，是不寻常的，但却符合章秋柳的性格、气质和特殊心理。她“玩弄男子”是病态的性欲，而她对王诗陶的拥抱和狂吻，也是病态的性欲，属于《性学三论》中所说的“性倒错专利号的行为型态之一”。章秋柳是一个“心理阴阳人”，她是一个女性的身躯，错装了男性的脑子。这人“时代女性”，的确是那个时代的病态性欲生活进行真切而细致的透视后，所创造出来的有着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之一。

4 ·性行为的错乱。这也是一种病太性欲的现象。茅盾对这种性行为错乱的透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同性恋或类同性恋。如前所述的章秋柳之对王诗陶，女生寝室中两个女生同睡一床，等等。（ 2 ）乱伦的淫欲。如《小巫》中的少爷和他父亲的小妾菱姐。（ 3 ）虐待狂。如《小巫》中老爷对待菱姐的打骂：“老袋子都不怕太阳菩萨……偏偏常要看那叫他起疑的古怪花纹。不让他看到时一定得挨打，让他看了，他喘过气后也要拧几把……碰到他不高兴时，老大的耳刮子刷几下，咕噜咕噜一顿骂”。这个人物既是玩弄妇女的封建地主，又是以变态的性欲来满足自己的“不近人情的虐待狂者”。（ 4 ）兽欲的发泄。其一如《子夜》第四章所写地主儿子曾家驹之欲强奸锦华洋货店的主妇；其二如吴荪甫在暴躁的情绪中奸滔女仆王妈。（ 5 ）玩弄妇女癖。最突出的例子是《子夜》中的赵伯韬。他的淫乱的性行为是对女性的蹂躏，是对文明的性道德的破坏。然而他却仗着金钱为所欲为，居然不知羞耻地反半裸的姘妇唤出来给来访的客人观看。我觉得与其说这些文字是描写赵伯韬的淫乱生活，不如说是作家意欲通过这一描写从一个侧面揭露赵伯韬的丑恶灵魂。可以设想：如果茅盾不写赵伯韬的错乱的性行为，这个人物的性格将不会如此丰满、生动。

5 ·性冲动的抑制。茅盾还透视并描写了人物的性抑制。如在《幻灭》的最后写强连长离开静女士返回军队，这是写青年军人对性的抑制。而吴荪甫找到刘玉英密谈，要刘玉英为他刺探赵伯韬的秘密之后，面对刘玉英的性诱惑，虽曾“把不住心头一笑，可是这种思摇惑仅仅一刹那。立刻他的心神全部转到了老赵和公债”。这也是性抑制的表现。而性抑制在文明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精神力量得以发展而压制性生活，有如河堤，引导其走向狭窄的河道。这些精神力量包含了嫌恶、羞耻心，以及道德的、美感的理想化要求”，“这使得一种性欲不源的过强激动能够找到一个出口而贡献于其他方面，故而一种本身颇具危险的素质，却能大在提升了精神工作的效率”。这也是因为性本能“受阴时（阻力总是很大的），能转移其目标而无损其强度，因而为‘文化’带来了巨量的能源”。^⒃虽然我们不同意性欲是艺术的源泉的理论，但是弗洛伊德的上述理论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第三、多技法的表现。茅盾小说中性欲描写的突出特征还在于它的作品中的表现是多色彩的，作家运用娴熟的技巧，或叙述，或描写，或对话，或抒情，或象征，或对比，均为刻划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服务，而且恰到好处。

（ 1 ）叙述。例如，梅女士对她和柳遇春结婚这件事是很压恶的，在婚后三天，他的心里“只有惊怯、沮丧、郁怒、内疚，混成敢烦闷的一片”。作家用倒叙之笔把她新婚之夜的遭遇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段以第三人称来写的叙述，写出了梅女士在新婚这夜是怎样被动地过了她的第一次性生活。在这以后的许多天里，她的性冷感越来越增强，更憎恨她不爱的这个男子，而思念她所爱的另一个男子 —— 韦玉。梅女士虽然是一个新女性，然而在长期禁欲的旧中国社会里，她并未有丝毫的性知识，当然不知弗洛伊德曾说过：“多数男人的性欲之中都混合了侵略性和征服欲”。也不知她对柳遇春的憎恨，已使她成为精神上的性无能地设法逃出了藩篱。在茅盾小说中，运用叙述来表现性欲的生动段落还有很多，这里不再多引。

（ 2 ）描写。作为一种技法，茅盾调动了肖像、心理、动作等多种具体的描写方法，来表现人物的情欲。例如茅盾这样描写将要发泄兽欲前的吴荪甫：

“他像一只正待攫噬的猛兽似的坐在写字桌前的轮椅里，眼光霍霍地四射……他的眼光突然落在王妈的手上了……他对联一对象要滴出血来眼睛霍地抬起来，钉住了王妈的脸……”

这里运用“像……猛兽”、“象要滴出血来”等比喻，形容得既妥贴又生动。

然而，茅盾对人物肖像的描写多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来写，并不作直接描写。例如《动摇》第四章写方罗兰见过孙舞阳之后心旌摇动，为了稳定自己，他“从新估定价值似的留心瞧着方太太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在醉醺醺的情绪中，体认出太太的肉感美的焦点是那细腰肥臀和柔嫩洁白的手膀，略带滞涩的眼睛，很使那美丽的鹅蛋脸减色不少。可是温婉的笑容和语音，也就补救了这个缺感”。这种描写在好处在写肖像与写心理活动相结合，表现了“情人眼里出西施”。当我们在后面读到“在两心融合的欢笑中，方罗兰走过了太太的温柔里，他心头的作怪的艳影，此时完全退隐了”，也就感到这样的描写是顺理成章的了。

茅盾运用心理描写刻划人物的技巧素来为人称赞，在探讨他作品中的性欲描写时，我们自然不会忽略。在前面我们已引用《一个女性》中琼华的内心幻想的一段分析了少女的怀苦闷。那段文字写得很生动，有人曾认为茅盾是受了莫泊桑《一生》中有关性欲描写的影响。^⒄然而他在作品中对人物性心理活动的描写，却是他卓有特色的艺术创造。例如，《水藻行》中的财喜听秀生老婆说秀生威胁“总有一天他白九子进，红刀子出”时，茅盾先写财喜笑着说“他不敢的，没有这胆量”，然后这样写他的心理活动：

“于是秀生那略带肿浮的失血的面孔，那干柴似的臂膊，在财喜眼前闪出来了；对照着面前这个充溢着青春的活力的女子，发着强烈的近乎羊骚臭的肉香的女人，财喜确信他们这一对真不配；他确信这么一个壮健的，做起来比差不多的小伙子还强些的女人，实在没有理由忍受那病鬼丈夫的打骂。”

“然而财喜也明白这女人为什么忍受丈夫的凌辱，她承认自己有对他不起的地方。她用辛勤的操作和忍气的屈伏来赔偿他的损失。但这是好法子么？财喜可就困惑了，他觉得也只能这么混下去。究竟秀生的孱弱也不是他自己的过失。”

这段心理活动描写的内涵很丰富：（ 1 ）秀生老婆对他的“吸引力”；（ 2 ）他对秀生夫妇结合的不合理性的直觉；（ 3 ）他对秀生打骂这个怀有身孕的他的情妇的愤愤不平和对秀生老婆的同情与爱怜；（ 4 ）对秀生老婆含屈忍受的理解；（ 5 ）对秀生因贫穷致病而性无能的同情与谅解。茅盾将如此丰富的内涵、起伏的情感写得那样笔墨简洁，散发着浓厚的乡士气味，造成了独特的艺术韵味。

《子夜》中写四小姐在动物园观看一对异性猴子的心理描写，还有《自杀》中环小姐回忆自己“失身”时的心理描写，也是富有艺术情趣的。且让我们看看《自杀》中下面的一段描写：

“……她拾起那张撕破的照片，很温柔的拼合起来，铺在膝头。象一个母亲抚爱她的被错责了的小宝贝。她又忍不住和照片里的人亲一个吻。她爱他，她将永远爱他！有什么理由恨他呢？飞来峰下石洞中的经验，虽然是她现在痛苦的根源，然而将永远是她青春历史中最宝贵的一页呢！以后在旅馆内的几次狂欢，也把她青春期点缀得很有异彩了。她脸上一阵烘热，觉得有一种麻软的甜味从心头散布到全身。”

在动作描写中揉进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不仅写人物做什么，还写人物行动时的思想，而且还写出了人物的感觉及潜意识，以此足见茅盾描写技巧的娴熟、高超！

（ 3 ）对话。茅盾善于运用对话来表达人物的思想 —— 与性欲紧密联系的意识。例如孙舞阳与方罗兰的一段对话，孙舞阳很同情方罗兰的妻子的苦恼，她直截了当地对方罗兰说：“罗兰，我很信任你，但我不能爱你，你太好了，我不愿你因爱我而自惹痛苦，况且又要使你太太痛苦。你快取消了离婚的意思，和梅丽很亲热地来见我。不然，我就从此不理你。罗兰，我看得出你恋恋于我，现在我就给你几分钟的满意”。接着，“她拥抱了满头冷汗的方罗兰，……”“然后，她放了手，翩然自去，留下了方罗兰胡胡涂涂站在那里”。这一段中写出了孙舞阳是极富于个性的。对于这个早已被厌恶之感，而且还认为她是值得赞许的。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浪漫的女性”，不是比她还不如的吗？

（ 4 ）其它方法。茅盾作品中还结合其他表达方法来描写人物的情感 —— 与性欲关联的爱恋、憎恨、苦闷、惆怅……等等。如写黄因明的一段话：“因为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受生理的支配，我也有本能的性欲冲动；我是跌进了，失悔，没有的，我并没把这件事看得怎样重要，我只恨自己脆弱，不能拿意志来支配感情，却让一时的热情来淹没了意志！……”这是通过议论来抒情的。再如梅女士对于梁刚夫的恋情，茅盾在用悬念、幻觉、对话等方法进行描写的同时，还这样抒写她的情感：

“咳咳，这不可抗的力，这看不见的怪东西，是终于全成全我呢？还是要赶我走到败灭呀？只有听凭你推动，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完全交自己交给你罢？！”

这仿佛是一个教徒对于不可知的命运向神灵所发出的祈祷。这也是一种直接抒发人们情感的手法。而“好像被看不见的手推了一下，梅女士猛地投入梁刚夫的怀里，他们的嘴唇就碰在一起，拥抱、软瘫、陶醉，终于昏迷地挂悬在空中……”。则是通过写梦来表现她想与梁刚夫结合而又担心不能如愿的惆怅已极的心情。小说中的这种写法当然与散文写作的抒情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如同茅盾所使用的那种，都不是作者自己出面而是由人物进行抒情的。

还有，象征性的性欲描写。如《子夜》中的雷参谋和吴少奶奶之间的定情信物 —— 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即是；雷参谋走后，这位缺少正常性生活的少妇，唯有观看和抚抱这花和书来消解她的性苦闷。这也许是弗洛伊德指出的恋物症的一种表现吧。还有《动摇》第八章开头写的“春的气息”，也蕴含着那时代各种人物“春情发动”的象征意味。

至于《诗与散文》中对于性欲的描写，作家明显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青年丙和桂奶奶的“儿女私情”，是经由多种对比表现出来的。⑴是在人物的“配方”上：未婚男性和已婚女性。按一般写法，仅此“配方”就可以写成桂奶奶的又一出悲剧。但是茅盾却是全新的构思，他写成桂奶奶最后拒绝了青年丙。⑵是在两人性行为的目的上：青年丙是发泄原欲，而桂奶奶，虽然茅盾说她是被青年丙“启发”而“打破了贞操观念，便一发而不可收，放浪于形骸之外”^⒅ ，但是她的最高目的不是单纯的解决性欲的不满足，而是要终有所托，一旦她的最高目的不能达到，她的理智就产生性抑制而拒绝青年丙的求欢。⑶在对“表妹”出现的不同态度上：青年丙把表妹看成“诗”，而把桂奶奶视作“散文”；而桂奶奶原来把青年丙看成是他的“诗”，当“表妹”一出现，她看清青年丙不是“诗”，而是“散文”。在两人来说，他们都追求“诗” —— 美好、理想的未来，而结果两人仍跌进“散文” —— 现实之中。青年丙企图维持现状，而桂奶奶却能摆脱，虽然经过了“之”字形的波折，但两人间第一次曾产生的“灵之颤动”（诗？）和以后的“肉的享宴”（散文？）再也不可能出现了。⑷在两人性格的对比上：桂奶奶刚强无所顾忌，青年丙卑下、虚伪无耻。在作品中，作家批判的笔峰自始自终是针对着爱情的背叛者青年丙的。例如，桂奶奶斥责丙的话，是那么的尖锐、有力：“你说的什么变相，我不承认。我只知道心里要什么，口里就说什么。你呢，嘴里歌颂什么诗样的男女关系，什么空灵，什么神秘，什么精神的爱。然而实际上你见了肉就醉，你颠狂于肉体，你喘息垂诞，像一条狗！我还记得，就同昨天的事一样，你曾经怎样崇拜我的乳房、大腿，我的肚皮！我的斯文、清高、优秀，都是你的假面具；你没有胆量显露你的本来面目，你还想教训我，你真不怕羞！”这篇小说通过这些对比来描写青年男女病态的性欲生活，表现出的主题是：人的性欲应辖制于人的爱情，有真正爱情的性欲生活才是合情合理的性欲生活。

以上就是我对茅盾小说人物性欲描写的艺术特点的一些认识。

四、对茅盾小说人物性描写的总体评价

茅盾对于一些评论家说他是自然主义或受自然主义影响很大，一直是持不同意见的。他在晚年写的《创作生涯的开始》中说：“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对于茅盾的这段话，我们应给以足够的重视。下面，我想从总体评价上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茅盾的小说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产品，而决不是什么自然主义的，茅盾小说人物性欲的描写也是现实主义的描写，而决不是什么自然主义的描写。在前面分析作品的对象主体时，我已指出，不仅性欲问题是人生的五大要素之一，而且这种性欲问题与人的社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茅盾所表现的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性欲生活。茅盾要表现当时人们的变态心理，就不能视而不见，故意不写以躲避某些批评家的所谓“批评”。他是“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的，而且是他熟悉的，有把握的，认识清楚的。如果茅盾在创作时不写人物的性欲问题，他的小说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在当时不仅不能轰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也不会在文学史上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因此，性欲描写是茅盾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一个人的身体的一手或一足，是不可或缺的。要评论茅盾小说的艺术成，不能不重视对其小说中性欲描写的研究，否则，得出的结论就会是不全面的。

第二、茅盾小说人物性欲的描写是文学的而不是色情的。作品中所描写的性欲的场面或表现是否是文学的或是色情的，其分界线在于描写的目的是否表现病态的性欲。如果描写的是表现病态的性欲 —— 社会的心理的病，则是有文学价值的，反之则非。而且，诚如茅盾所指出的，“表现病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写性交。尤不该描写‘房术’。”因为“粗鲁的露骨的性交描写是只能引人到不正当的性的观念上，决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茅盾在小说创作中是恪守他所说的“不必”和“尤不该”两条原则的，例如在受人非议最多的《诗与散文》里，茅盾有两处写到男女主人公的性交，但他所写的只是：

（ 1 ）“……桂现在是取了更热烈的旋风似的动作，使青年丙完全软化，完全屈服。”

“黑暗渐渐从房子的四角爬出来，大衣镜却还明晃晃地蹲着，照出桂的酡红的双颊耀着胜利之光，也照出丙的力疾喘气的微现苍白的嘴角。”

（ 2 ）“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他的感激，他的愉快，他的兴奋；他发狂似的汲取感官的快乐，然后，在旋风样的官能刺激的顶点，他忽然像跌入了无底的深坑……”

这两段都没有写“房术”，即使写的是性交，却是含蓄的，着笔既轻，行文也不显露，全是“虚写”。

至于茅盾在小说中写男女青年谈恋爱中的窥看、抚模，则连病态的性欲也不是，而是一种现实生活情景的细节描写。如弗洛伊德在其《性学三论》中指出的：“一个人若欲达成正常的性目的，相当程度的抚模原是不可或缺的……。观看也是一样的……，挑逗着性之兴奋的视觉印象，在这种场合下不能不偏颇，因为 —— 如果你不反对目的论的说法的话——‘情人眼里出西施’，性对象必须是美丽的。遮蔽躯体的衣服，随文明而进展，意在不断地激惹性的好奇心理，也使性对象能以裸露身体来吸引异性。如果我们的兴趣从性器转向全身的体态，这种好奇的心理便是艺术性的。”因此，对于这方面的描写（如《虹》中徐自强对梅女士胸脯的窥看）就更不能说是“色情”描写了。

第三、茅盾小说人物性欲的描写是作家艺术地表现人生、刻画典型性格的一种可贵的创造。我们翻看《划》、《子夜》等作品发表时的《小说月报》，从其他的作家的作品里也会发现不少的性欲描写。这是一种普通性的创作现象。今天我们评论茅盾小说中的性欲描写，应该看到，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实践他提出的正确的性欲描写的理论，并且取得了好的艺术效果。这是他艺术地表现人生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探索，是对生动地刻划人物典型性格的可贵的创造。茅盾的这种探索和创造的审美价值，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将人的自然属性的性欲与人的社会属性——思想意识，道德情操和社会活动、生存斗争、政治生活结合起来描写，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内涵和审美层次。

二、运用艺术手段反映、表现现代化文明社会中的性欲问题，是对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的病态性欲的一种艺术的疗救，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

第四茅盾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创作和对待批评的。早在 1933 年，韩侍桁评论《子夜》时，曾一笔抹煞《子夜》中的性欲描写，他主观武断地写道：“为了调和读者的兴趣，我们的作家，也像现今一般流行的低级的小说一样地，是设下了许多色情的人物与性欲的场面”。他逐一地指责《子夜》中的性欲描写段落，在评论吴荪甫奸淫王妈这个情节时，竟说“以吴荪甫那样铁似的人，理头于事业，牺牲了一切家庭幸福，抛弃了一切的可能的享乐的资产阶级的一种典型，作者也使他演了一场不合理的性欲狂”。^⒆不过，即使在《子夜》发表的当时，也还是有评论家看出茅盾的艺术匠心的。吴宓在《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一文中就指出：“当荪甫为工潮所逼焦灼失常之时，天色晦冥，独居一室，乃捕捉偶然入室送燕窝粥之王妈，为性的发泄。此等方法表现暴躁，可云妙绝”^⒇。何况茅盾的这段描写是接受了瞿秋白的建议而用心经营的呢。其实，茅盾早在创作《蚀》三部曲时，就是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构思作品包括其中的性欲描写的，诚如他自己所说：“我所能自信的，只的两点：一、是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是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意义。”不仅在创作时如此，而且在发表以后，他能诚恳地接受有识见的评论家的批评和建议，并对不适当的性欲描写进行删削改写。其中最主要的是删去了章秋柳和史循第二次到炮台湾旅馆住宿中的性欲描写。在“史循摇头，两手依然遮掩了脸”一句之下删去了约三千字，改写成“适在而止”一段，比先前减光约二千二百多字。这样修改之后，不仅删去了那些被批评为“太过于淫荡”、“史循在性交前服丸药”的内容，尤为重要的是史循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如他向章秋柳所说的，从前他是极端地反对“适可而止”的，他要求“尽头，痛快”；现在是章秋柳以她旺盛的生命力把他引导出“怀疑和悲观的深坑”。因而他主动地对章秋柳提出：“我想，你我之间还是适可而止罢。快乐之杯，留着慢慢地一口一口的喝罢！”并且，史循另外开了一个房间，这一夜就未与章秋柳同居。从情节发展上看，这样的修改，既避免了与原稿所写第一夜内容的重复，又使行文上有了一个小的波折，是有意义又有情趣的，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魅力。茅盾对《追求》中性欲描写的修改，进一步印证了他的主张：“表现病态的性欲，并不必多写性交，尤不该描写‘房术’。”文学作者在描写人物性欲时，是较进行其它的描写更应该慎重从事和精心写作的。

以上关于茅盾小说人物性欲描写的四点评价可能是不全面的欠深刻的，但我想，这样的评价是起码的和必要的。否则，我们将仍然是原地踏步或望而却步、避而不谈，而这是不利于茅盾小说研究的深入进展的。

最后，我想有必要说明，我们在今天研究、评论茅盾小说人物性欲的描写，自然是猎奇，更不是寻求官能刺激，而是要用文艺科学的显微镜透视这一文学现象，并从中发现可资借鉴的内容，通过研究来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

几年来。我国当人不少作家已在作品中描写到性欲问题。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有艺术价值的。这些作品或是把性欲问题作为一种政治问题的象征而存在，或是从性欲描写来触及某些伦理道德的敏感区域，或是着意于表现当代青年的性苦闷、性要求。但是，以茅盾的观点来盾，这些都不是性欲文学一样。这样的文学现象是政党的，无须大惊小怪。重要的问题在于要有正确的理论的指导，并全创作出好的作品作为楷模。茅盾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启示我们当代的作家：一、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性欲，其程度分寸应受到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的制约，而不应成为游离于人物情节的发展、单纯追求感官刺激和不健康心理的廉价的调味佐料。文学毕竟是文学。作家对其作品理所当然负有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在这里，作家应坚定不移地遵循茅盾提出的“不必”和“尤不该”两条原则。二、性欲描写在文学作品中一旦出现，就应该成为艺术美的一种形象的体现，给人以美感。即使描写淫邪之徒丑恶的性心理、性生活，也要使之成为一个艺术美的形象的体现。对于评论家来说，要及时对这些作品进行评论，或开展争鸣。既要作综合性的评论，又要对一篇作品作深入而有见地的艺术分析，使评论文章既有利于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又能为作家所接受，从而去进一步修改作品使作品精益求精。

当代作家如果能够像茅盾那样，正确运用科学的知识和理论来对待并进行文学中的性欲描写，那就不仅可以从人类得以繁衍的角度认识性欲行为是一种与劳动同样神圣的“再生产”（恩格斯语），而且可以正确理解并努力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欲的文学描写的原则与技巧。这对于社会和人类的发展无疑将会产生有益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