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冬

  一九八七年, 我在瑞典留学，我妻子和儿子在贵州。那时出国不容易，他们 花了一年多时间和省里的领导磨蹭, 才获准来瑞典和我团聚。妻子有个老同学在香港, 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的女儿, 多年不见, 执意邀她经香港绕道。她于是带着我们十二岁的儿子, 乘火车先到广州。在广州接到老同学的电话:“你把带的衣服都扔了, 我在香港为你重新准备。” 俺老婆持家节俭, 我又是一个穷学生, 她怎么可能扔掉那花了近一千块钱, 忙乎了两个多星期, 跑遍了大上海的服装店才买来的衣服呢?  

那时去香港，必须先到深圳。他们从广州到深圳那天，事不凑巧，偏偏老同学忙, 脱不了身, 就托公司里一位姓冯的先生来接。冯先生瘦瘦长长, 戴一副玳瑁眼镜, 穿一身毕挺的西装。一看到我妻子, 脸上原本准备好的一丝笑容就消失了。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妻子太平常，不画眼圈, 不抹口红, 不吊金挂银, 里里外外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 再加上那一脸风尘， 冯先生犯不着费心去装出笑来。当他低头看到我妻儿那一大堆行李时, 眉头立刻皱起来，大声说:“哎唷唷, 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呀!” 说完就到旁边的一个电话亭去和董事长的女儿打电话。我老婆听他在电话上揶揄地说:“小姐哎, 你教她扔了, 他们大陆人, 能舍得吗?” 

冯先生放下电话, 走过来, 淡淡地说:“好吧, 那你们就跟我来吧!” 说完就径直往前走去, 甩着两只空手, 走得潇潇洒洒。妻慌忙左右手各提一个箱子, 左右肩各挂一个包, 儿子也一手拖一个箱子, 一手提一个包, 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车站上不少珠光宝气的女人, 看到他们,  咿咿呀呀地说着听不懂的广东话。妻流着汗, 默默咬牙向罗浮桥走去。真是未到香港, 已闻到香港味了。 

 当晚, 那老同学请我的妻儿吃饭, 这位冯先生应邀作陪。晚上的冯先生谈笑风生, 跟在董事长的女儿身后转。席上有一道汤, 里面有酱红色的肉丁, 我儿子好奇, 问了一句:“这是什么肉呀?” 冯先生马上感慨万千地说:“真是可怜, 真是罪过呀!大陆的孩子连火腿都不认得!” 我儿子气得不吭声。我妻子说:“火腿我们常吃, 只不过不切得这么小就是了。” 

临近席终时, 冯先生要先走一步。女主人要我家儿子和他说“叔叔再见”, 我儿子不肯。催了几次, 他就是不开口。冯先生笑嘻嘻地摸着我儿子的头,自找台阶说:“弟弟累了, 是吗?” 我儿子头一扭, 横了他一眼。冯先生自觉没趣, 讪讪地走了。 

我想, 凡是喜欢看不起别人的人, 最终总被别人看不起, 这大概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