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冬

我在贵州生活过十五年。回忆这十五年的岁月，大半是艰辛，迷惘，和无助。那是没有电灯晚上点一支含水的不断爆裂的蜡烛的岁月；那是冬天一两个月都无法洗澡的岁月；那是身上被跳蚤、虱子、蚊子、蠓飞子咬的疙瘩一年四季都不消的岁月；那是每年只能在五一、十一、和元旦春节才能买到肉的岁月；那是纵然是医生却不断被派去播种、收割，修梯田的所谓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那是一想起上海就像梦见另一个星球的岁月。然而就是在这十五年里，我成了丈夫，作了父亲。后来乘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机会，考取了研究生，又考取了出国的奖学金，终于一声长叹，振翅而飞，离开了那片令人伤心的故土。 

现在离开贵州那小县城一晃快三十年了。几年前，十几位当年同在那县城的朋友在上海聚会，纪念入黔四十年。觥筹交错感慨唏嘘之后，谈起要不要再回去看一看。大家似乎都有点动心，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毕竟在那儿度过了四五千个日日夜夜，汗水洒在那儿，叹息留着那儿，梦想破在那儿，青春抛在那儿。 

聚会过后不久，一位朋友热情地传来了他网上下载的几十张我们生活过的那县城现在的照片。我看后，想回去的念头竟然就消了一半。原因是这些照片太美了，美得没有一点特色，没有一点回味。一样的宽阔而华灯灿烂的街道，一样的鲜花簇拥的欢乐的喷水池，一样的“香格里拉”大酒楼，一样的成排成串的大红灯笼，一样的贴着妖艳女郎彩照的酒吧，按摩室，足疗房。当年我们赶场时和老乡讨价还价的洋灰街没有了，我们大雨后卧听哗哗水声的小木楼没有了，我们皱着眉徘徊叹息的逶迤的小巷没有了。眼前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县城，上海有，江浙有，湖广有，鲁豫有，全国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看着照片，我问自己，这还是那个当年令人绝望现在却叫人挂念的我们生活过的县城吗？ 

我再打听了一下人，发现熟人和朋友大都不在了。那“不抓政治的指导员“已于好几年前因癌症去世，那和我一起修铁路，一起采草药，曾经把晕倒的我背下山的小周也不知去哪了，我当年工作的那医院的同事也大都已隔世。人兮不在，地亦全非，我究竟有没有必要，以鬓斑之年，不远千里，去那儿看一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