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夏征难:“战争与政治问题的论争”和美苏两国军事战略
猪钢鬃 (2008-08-15 12:41:57) 评论 (1)| “战争与政治问题的论争”和美苏两国军事战略 | ||||||||
2004-09-13 20:52:03 来源：中国军网 |
美国的争论
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种种怀疑、非难以至否定，最先来自西方，集中表现在率先拥有核武器的美国。
一、火亘赫一时的"过时"论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枚原子弹。据统计，在广岛死亡失踪20万人，伤16万人，在长崎死亡失踪10．8万人，伤6万人。事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通过计算表明，如果用普通炸弹造成上述程度的损害，在广岛至少需要B29轰炸机210架，在长崎需要120架。这仅仅是两枚当量为2万吨级的第一代核武器的威力。
就在原子弹的蘑菇烟云尚未消失之际，一位英国的下议员M．P．罗伯特·布思就在《世界新闻》刊物上发表评论说："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或者是人类本身的结束。"紧接着，美国的战略理论家伯纳德·布罗迪，在美国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1945年秋季出版的第18号不定期刊物上，发表了题为《原子弹与美国的安全》的文章。翌年，这篇文章经过充实，作为两章内容收入很有影响的《绝对武器》一书。这本书主要阐述了相互威慑理论的原则。后来，这一理论曾一度被作为美国的核战略原则。该书认为，核武器是一种无法防御的"绝对武器"，它的出现，将使战争从人类世界上完全消失，或至少必须消失。该书还认为，在核攻击面前，不存在任何防御手段，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必将在核报复打击下同归于尽。因此，发动核战争已不再是一种符合理智的政策选择了。布罗迪写道："迄今为止，我们的军事机构主要目的都是赢得战争。而从今以后，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它大概不可能有其他什么有益的目的了。"他在解释其上述思想时，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作了抽象的肯定和具体的否定。他一方面声称，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是考虑一切核威慑问题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断的意思解释为："战争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正当的政治目的的话，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破坏。"并认为："正是由于我们难于找到一个正当的政治目的来证明核战略交战中的不可避免的破坏是正确的，才使核威慑的整个概念可信。"
当时，美国虽然有了原子武器，但是，一方面，还处在少量生产阶段；另一方面，美国估计苏联在短期内不会拥有原子武器，即使拥有，其投掷手段与生产贮备数量等也难以与美国相匹敌，美国将在相当时期内保持"原子优势"。所以，他们奉行的是以常规实力为主，以核讹诈为补充手段，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讹诈和大规模常规战争的"遏制战略"。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利·基辛格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写道："我们在战后刚开始的时期所制定的战略并不是依靠核武器的"，而只是把核武器"作为摧毁敌人的工业中心的一种更有效力的爆炸物"。因此，"我们不仅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还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增加原子弹仅仅是为了增加我们战略武器库中的威力"。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准备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常规战争，只把原子弹作为一种讹诈手段，因而，似乎并未对克劳塞维茨的有关论断作出较为明确的否定。然而，四年后，苏联就于1949年8月23日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又于1953年8月12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它意味着美国核垄断历史的结束。上述情况使美国早期借助少量核武器的"讹诈"战略开始发生动摇。
不少著名的美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不禁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发展已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用这种武器的任何战争，无论对于胜利者或失败者，按其后果来看都将是毁灭性的战争。其中有人写道："原子战略是我们美国的垄断品。 但是随着我们对原子武器垄断的结束，原子炸弹就从美国战略上最巨大的积极因素一变而为对合众国的威胁。"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2月8日向联合国作的一篇演说中也不得不承认："原子武器的重大秘密和惊人威力已不仅仅是属于我们的了。"并公开宣称，由于核武器是无法防御的，因而两个"原子大国"之间的战争不会有胜利者，并且这种战争有可能毁灭文明。
由于这时苏联的核力量还不具备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能力，而美国在核武器和运载工具方面仍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美国试图改变已在实践中破产了的"遏制战略"。
在艾森豪威尔发表讲话的一个月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了通过大量使用核武器消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恢复世界霸权的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杜勒斯宣称 ，美国已决定"主要依赖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迅速进行报复"。这一战略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采纳。
这种堪称"全面核大战"的战略，与当时苏联提出的"火箭核战略"恰好形成针锋相对的态势。鉴于这种对抗所带来的制约作用，在美国军界曾围绕未来战争是否使用核武器，以及未来战争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大多数都倾向于未来战争是核战争的观点。美国参谋学院的教员乔治·莱因哈特上校和金特纳中校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陆军战斗行动》一书中，援引了艾森豪威尔的言论："原子武器实际上已成为常规武器了"。并由此作出结论："这个声明可以结束关于未来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可能性的争论了……在未来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乃是不可避免的事。"还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战争中使用不使用核武器，而是如何更好和更有效地使用这种威力无比的武器。美国的泰勒将军等许多其他军事领导人也都持有这种观点。
在此同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军事家也开始意识到核战争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声称原子武器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性质。美国将军李奇微在《军事因素和国家政策》一文中写道："在近十年中，人类找到了具有可怕的破坏力的武器，其破坏力之大甚至超过了过去最大胆的幻想。可以预计，如此全新的潜在能力必将完全改变战争的进程。"英国的蒙哥马利也宣称："我们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导弹以及弹道火箭的改进道路上前进得愈远，就愈加清楚地表明了热战将是竞争者双方的彼此自杀。"他还于1954年在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做报告时提出："毫无疑问，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使用，对作战、战略观点和战术观点，乃至对武装力量的组织都将发生巨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接二连三的出现了令美国震惊的事件：1955年11月，携带氢弹的苏联远程轰炸机图-16、图-19上天，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核力量；1957年8月24日，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全程发射实验成功，飞行距离8000公里，命中精度3．7公里，它比美国领先1年左右；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又走在了美国的前头；1960年1月，苏联宣布成立战略火箭军，等等。这些都是对美国核力量的严重挑战，它表明，美、苏双方都可以用核武器互相袭击对方的本土，美国的国土也直接暴露在苏联的核力量面前，从而致使美国的核优势崩溃了。
在有可能爆发核大战的现实威胁下，一种巨大的核恐怖感又一次笼罩了美国朝野。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宣称："在原子战争中，谁也不要指望获得真正的胜利。也可能有胜利者，但留给他的只是一堆瓦砾废墟。"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代表人物也哀叹道："苏联在抵消我们的原子威力的道路上已大大前进了一步。我们的原子威力现在恐怕也未必能安慰我们自己了。"
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哈佛大学国防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基辛格，也在其所著的反映由当时美国一些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组成的小组全体成员研究美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成果的名为《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同时掺杂了某些避免和遏制核大战爆发的思想。基辛格认为，随着美、苏两国核武器的发展，使双方陷入了核僵局。而核僵局不同于核均势。核僵局的出现，是由于核武器的发展在达到某一点之后，毁灭力量的优势已不再可能得到战略方面的好处。基辛格写道："核僵局的本质是两个最大的强国由于双方都能迫使对方为胜利付出过高的代价……因此，现代武器的速度和威力就带来一个荒谬的后果：今后全面战争的结局，只能是交战国双方两败俱伤。"他还断言，从核武器在广岛和长崎所造成的灾难来看，"战争的性质显然已经改变"。并由此间接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提出了责难。他写道，在核时代，"关于战争的概念需要有一个大的改变。重要的是我们的领袖应该了解，全面的胜利已经不再可能；我们的民众也应该认识到追求全面胜利的危险性"。他说："核武器的破坏性已经使得任何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不至于轻易地发动一场大战。""全面战争的后果越凄凉，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越不愿应用武力。"又说："一场全面战争很可能很快就见胜负--如果这种战争还有胜负可言的话--同时它所带来的灾害也极为巨大，以致淹没了对政策的细微分歧。""热核战争必须避免，除非作为最后一个手段。"他还设问说："面对核战争的灾祸 ，除了有关国家生死存亡最露骨的问题以外，大概不能再以武力作为推进政策的工具了吧？"继而，他还明确提出："随着我们的原子垄断的结束，全面战争，除了作为最后的手段以外，已经不再是执行政策的工具。"又说，由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可能应用核武器的目的之间的不相称等原因，"全面战争就不再是执行政策的一个有意义的工具"。继后，明确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言论便纷纷出笼。
美国军事作家加尔特霍弗曾写道："威力达几百万吨的双方对射将造成极端危险的局面，因而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建立在使用这种武器基础之上的任何战略……'大规模报复'政策……已成了虚张声势的同义语……尽管离奇，但事实是把它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已越来越令人不能接受了。"
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在其《选择的必要》一书中写道："战争的猛烈程度已经发展到同它所要实现的目的完全不相称的地步，任何争端都没有解决，这正是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矛盾问题。"他还由此公开宣告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终结，他说："军事上的传统看法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过这种继续是借助战争自己的适当手段实现的。这种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了。"他还在以后写的《白宫岁月》一书中阐述道："在核时代开始以前，不可设想，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有效地使用是太多了……核时代摧毁了这种传统的衡量方法，一个国家可以强大到足以摧毁它的对手，但却不再能够保护它的人民不受攻击。"
美国将军鲍弗尔声称："核战争不可能成为某种政策的手段--按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它完全是一种自杀行为。"
美国社会学家Th．W．沃尔夫认为："核武器动摇了马列主义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向来坚持的原则。在导弹核武器时代，使用核武器或用它来进行政治威胁，是一件使人非常头痛的事情。"
美国的理论工作者彼得·尔·小穆迪也认为，由于人们在战争中使用手段的改变，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一切已不起作用，战争已不再有任何价值。另一个美国的理论工作者G．A．克雷格也强调说，现代战争具有"绝对的面貌"，因而"再不能看作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了"。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他于1973年撰写的《大战略》一书中写道："全面战争这个词通常指美国和苏联之间一次灭绝种族的摊牌，由于广泛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可能危及整个地球的安全"，对此，"有人深信，武力已不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适当的手段了。他们反映了一九五五年签署梅瑙宣言的五十二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发表的意见：'所有国家必须决心摒弃以武力作为政策的最后手段。如果他们不准备这样做，他们将自亡。"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也在美国1983年出版的《军事战略》一书中写道："绝对武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传统的军事机器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使传统的战略思想变得过时。""如果有谁肯定核武器与过去战争中使用过的一切武器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么他当然可以说，过去的战争经验以及以这种经验为基础的军事理论已失去了意义。这种看法实际上认为，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名言已经过时。""目前盛行的美国核战略认为，拥有大量核武器国家之间发生的全面核战争破坏性非常之大，以致不会有什么胜利者，因此，诉诸武力已不再是这种相互敌对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采取的一种合理抉择了。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美国普遍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用另一种手段进行的政治的格言已经过时。"
联邦德国的克劳斯-迪特尔·施瓦茨也在《谈谈今天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一文中写道："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定义已不适用于今天的情况"，"超级大国的核均势，自五十年代以来就已经使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的论断失效了。"
联邦德国退役中将伊尔塞曼在1984年写的《对今后30年军事形势的展望》一文中也提出："人类已掌握的核毁灭能力，在时间的快速性和空间范围上已超过了一般可以理解的限度，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属于适用的政治工具的范畴"，"只有在'核门槛'以下，战争才依然是国家间政治冲突的工具。"
二、异军突起的"复活"论
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家一方面看到了全面核大战的危险，并公然宣称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在核时代已经过时了，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的全面战争已不再是推行政策的工具了，借助这种战争解决政治任务已不可能了。另一方面，又设法寻求出路，亦即寻找一种所谓继续称霸世界的军事手段。为此，基辛格等美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战略，并声称，有限战争是"核时代的一种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
在基辛格看来，用核武器进行的全面战争的实际效果是毁灭性的，它已经剥夺了全面战争获致胜利的实际意义。甚至于比对方能造成更大破坏的一方，可能也无法保留足够的力量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并由此认为，全面核战争决不是正常的冲突形式，而只是一种在绝望和失策等极端特殊的情况下的最后措施。基辛格写道："随着现代武器威力的增强，全面战争的威胁已失掉它的可信性，因而也失掉了它在政治上的效力。我们的大规模报复的能力并未能防止朝鲜战争，北印度支那的丧失，苏联和埃及的军火交易或苏伊士运河的危险。在敌人向你挑战时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种威慑力量就已经不再成为威慑力量了。"
由于把全面战争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将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其代价太大，因而在核时代，全面战争已经不可能是政治继续的工具或手段。为了寻求一种可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战争手段，基辛格提出："拥有核武器国家间的战争，必须在可能是核战争的假定上加以计划。核战争应当以小于全面战争的规模进行。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战或与能够以人力代替科学技术的大国作战，有限核战争是我们最有效的战略。"
基辛格在论述有限战争的效用问题时写道："有限核战争政策的目的不是代替全面战争，而是创造一个选择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反应能力与挑衅取得平衡，并且在这个范围以内，军事能力和使用这种能力的意志，可以比在全面战争是我们对挑战的唯一反应这种绝对情况下，更加协调。"他还接着写道："既然防止一场由于对我们的意图的错误估计或由于对核战争性质的误解而成为全面战争是可能的，我们的外交应该设法使人对于核时代战略选择的范围有更好的理解。……在致力于指出一条另外的出路，从避免全面战争的恐怖方面，在作出一种坚定和节制相结合的有限范围的蓝图方面，就是在核时代，外交工作也能与武力再一次建立联系。"
在此看法的基础上，基辛格在有限战争的概念中，重新注入了政治的因素，他写道："有限战争是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会在使用武力和企图达到的目的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他在论述有限战争的特点时明确指出："有限战争的特点则是它有一些规定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规则。……有限战争基本上却是一个政治行为。它的显著特点就是不能用'纯'军事的方法解决。因此，政治领导有必要首先制定一个总的方针，而军事家则在这个方针之下制定他们的计划和发挥他们的能力。……制定有限战争政策的先决条件是把政治因素重新注入我们对于战争的概念和放弃下面的看法：战争一开始政策的任务便结束，或战争能够具有与国家政策的目的不相同的目的。"对此，他还反复强调说："有限战争的结果决不单单决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它代表着一种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协调起来的本领。""有限战争必须找到制止最极端的暴力的方法……它必须力求减低现代战争的进行速度，以免作战行动接连得太快因而妨碍在政治目标与军事目标之间建立联系。……严格说来，战争的目标不可能再是军事上的胜利了，而是为了获得某些对方所充分了解的特殊政治条件。""有限战争战略的价值正是在于它能够打开政治解决的途径。""有限战争……严格的要求政治领导上的修养和机智以及社会对于政治领导的信任。"上述论述实际上使已被否定的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经典公式在有限战争的战略中得到了复活。
鉴于"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当时已不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有限战争的战略曾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尤其肯定了有限战争的政治目的对于全面战争所具有的遏制作用。一些美国的军事著作家们认为，有限战争的成果，并不取决于军事上的设想，而是取决于政治目的与军事目的一致的程度。 其间，政治目的比军事目的看得更重要。他们还说："如果战争依然作为达成外交政策目的的手段，那末它在进行过程中必将严格遵守一定的限制。为此，所规定的目的，应当不致引起一方将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一位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也宣称，有限战争"使得我们有可能避免在退却和全面原子大屠杀之间作选择。此外，这种战争能使我们免遭大战必然带来的革命震荡和其他震荡，以及使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取得比以往更加完全的一致"。
事实上，有限战争观念于60年代初正式得到美国官方的首肯，成为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新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灵活反应战略"的鼓吹者、美国将军马克斯威尔．D．泰勒在他的《不定的号角》一书中写道："我建议用"灵活反应的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战略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各种规模的挑战，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战争，从核大战到诸如1955年威胁老挝和柏林的渗透和侵略。这项新的战略承认，遏制或迅速赢得有限战争和遏制大战一样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克劳塞维茨的经典公式的复活是极其有限的，它仅仅是在有限战争基础上的复活，并且，其前提条件又是对全面核大战作为推行政治(或政策)的手段的否定。60年代中期，美国又开始实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主张侧重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试图把苏联的大城市作为抵押品及核人质，以遏制苏联的战略核攻击。并且，整个70年代，美国的战略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这一范围，而苏联从60年代初直到70年代后期，一直奉行"核战争制胜"的战略，强调要打赢核战争。这样，美国的"相互确保摧毁"即相互威慑的核战略，基本上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成为美国单方面的自我威慑，它致使美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陷入被动防守的不利地位。为使美国战略思想摆脱面临的困境，美国华盛顿斯坦福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福斯特于1978年至1980年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由此不同凡响的复活了战后被美国作为陈腐概念加以抛弃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福斯特在他的《苏联关于保存国家实体的思想》等三篇主要论文中，曾把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的7条原则作为自己考虑战略问题的依据。其中第一条，"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第七条则是，"政治的目标是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精神价值以及传统。这样，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单纯的工具(即政治目的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应始终如一的原则)。"他认为，美国"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弱点之一，就是割裂了核战争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看不到核战争与局部战争、常规战争的内在联系，致使战时与平时的政策缺乏连贯性。他提出，决定核战争甚至局部核战争，以及平时外交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和技术，而是战略的正确与否。并分析说，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总是把核武器视为"终极武器"，总是从军事技术的角度看待核战争问题，一味想要遏制核战争，而把集中反映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某些重要原则作为陈旧的观念加以否定。那些主张"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人认为，非打一场核战争不可的政治目的是没有的，在军事上"赢得胜利"不可能达到目的。并把"谁也不可能取胜"的思想作为他们的战略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的战略目的只是避免发生核战争，即"威慑至上"，而不去考虑核战争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些主张这种战略的人还认为，保持战略上的均势就意味着稳定，而苏联即使保持有限的优势，也不会取得特别的政治效果。其结果，致使美国否定了自己事实上曾一度靠战略优势所取得的政治效果。而与之相反，苏联的战略家则通过列宁的思想继承了在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认为核战争无非是常规战争的继续。苏联的战略目标既不是"相互威慑"，也不是"谁也不可能取胜"，而始终是"打赢一场核战争"，并最终试图在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兵力的各个方面取得对美国的优势。据此，福斯特曾写道："美苏战略原则和战略目的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不仅使苏联的战略高出一筹，而且使它在战略上占了优势。苏联讲的是生存和胜利，而美国人却只以核战争中相互确保摧毁，只讲核僵局。因此，苏联是在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而美国却在谋求自己的毁灭或者说投降。"
鉴于这种情况，福斯特主张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战略思想，应该针锋相对，决心采取与苏联相同的战略，用"相互确保生存和安全"取代"相互确保摧毁"。他写道："遏制战争的基本条件是，让敌人对战争的结局更加失去信心，使苏联意识到，城市虽可免遭摧毁，但军事上却要冒失败的危险，而不是象圣经的《启示录》那样，描绘一幅'世界毁灭'的可怕前景。"
福斯特还建议，美国战略报复力量的打击目标应该从打击城市改为打击军事力量。然而，他并没有把对军事力量的打击仅仅限制在列举军事目标上，而是同时明确阐述了美国进行核战争的政治目标。他说："美国的报复力量都是些准备用来最大限度地消灭苏联人口和摧毁其经济资源的'确保摧毁'的武器，而今后应成为解放各东欧附属国人民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力量。苏联帝国的解体应成为西方盟国共同的战略目标。美国一向认为，应当按照各国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建立多种多样的世界秩序。如果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承担实现这个愿望的任务，美国战略报复力量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即使集中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也还有一个目标选择的问题，应该打击那些对苏联整个国家来说是要害的，或者对进行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原则是使苏联不再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存在下去。
受福斯特论点的影响，1979年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布朗，鉴于苏联当时的核战略不仅主张打击美国的城市，而且大力发展远程、高精度的战略武器打击美国的军事目标的情况，提出了以"打击军事目标为主"的"抵消战略"。这一战略既要求具有打击苏联城市的能力，又要求具有打击军事软目标(机场、兵工厂、坦克及部队集中地域等面积目标)和硬目标(导弹地下发射井、指挥中心等坚固点状目标)的能力，进而通过与苏联在打击目标能力上的均等来遏制苏联。尽管"抵消战略"看到并承认"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具有片面性，并开始从"确保摧毁至上"的思想中摆脱出来。但是，"抵消战略"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谁也不可能取胜"和"威慑至上"，在观念上仍然是把核战争看成是一种与传统的战争概念不相干的的特种战争，就是说，"美国在核战争问题上没有政治眼光"，"新的'抵消战略'仍然缺少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那种哲学深度"。
1981年以后，里根政府为逐步改变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和战略格局已呈现的苏攻美守的不利局面，对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了建立在"恐怖平衡"基础上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确立了通过加强实战准备，增强核威慑有效性的方针。尤其是明确提出，美国"必须有能力对核战争作出反应，并打赢核战争"。为此，里根政府于1983年3月23日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SDI)的新倡议，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企图建立一个以天基定向能武器为主的多层次、多手段的战略防御体系，夺取空间的控制权，进而削弱苏联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突破均势，掌握优势，以重建美国的世界霸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打赢核战争"及重建美国世界霸主战略地位的企图，可以看作是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复活，并且是在核战争自身问题上的不自觉的复活。
美国陆军战史研究中心的首席历史学家莫里斯·马特洛夫博士，在论述核时代的军事战略问题时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几乎每一个军事问题都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问题。制定战略再不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样只是制定军事计划就行了。"并诘问道："军事战略脱离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又脱离全球战略的现象还能继续下去吗？战略和政治还能截然分开吗？同时，他还认为："在核时代，按照在政治上对战争的新看法，'胜利'和'打赢'已经有了与传统概念不同的含义。人们不得不有节制地使用武力。克劳塞维茨的如下观点又重新得到了印证：一场战争的政治目标(发动这场战争就是为了实现这些政治目标)如果是通过适当的手段并以适当的代价取得的，那么这场战争便是成功的战争。"
美军1986年版的《作战纲要》也明确提出，一切军事行动均谋求达到政治目的，并受政治目的的支配。今天，将战斗的胜利转化为所期望的政治结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此外，联邦德国克劳塞维茨协会，于1980年在会长，联邦国防军前总监察长梅齐埃退役上将的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次题为"战争与政治"的学术讨论会，40多名与会者一致认为："事实上，在今天，战争仍然是一切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对象、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工具。"他们还从政治的角度把战争定义为："战争是政治冲突的暴力解决，目的是迫使他人屈服于己方的政治意志或者维护己方的行动自由。"
美国及西方国家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经典论断，从开始普遍的责难、否定，到后来萌发的复活、肯定的趋向的演变过程，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前苏联的纷争
在苏联，自斯大林逝世以后，曾围绕核战争是否仍然是政治的继续的问题，展开了一番此起彼伏的激烈纷争。争论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实属罕见。若按赫鲁晓夫-- 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至戈尔巴乔夫三个时期每次争论的基本结论看，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的曲折过程。
一、赫鲁晓夫时期的争论
战后初期，苏联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战略，采取了常规抵消与反垄断的战略，并特别强调战争的政治性质及人民群众的作用，把它们视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虽然苏联在1949年9月22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又在四年之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并在火箭运载技术方面走到了美国的前面。但由于苏联当时在核弹头上尚未取得重要突破，还缺少向美国本土大量投掷核弹的手段，因而未能带来实质性的战略效果，苏联仍然坚持政治性质决定战争胜负等看法。
1953年11月，苏联经济学家M．戈斯在《星报》撰文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战争的规律虽然仍有效，但是，经验已经证明，破坏这一规律的作用是可能的。这一论点提出后，立刻受到了抨击。1954年，V．克鲁日科夫在《共产党人》第1期发表了《弗·伊·列宁--革命科学的泰斗》一文，指责说，尽管列宁所发现的关于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在政治和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已经产生了许多结果，但有一些"理论家"却认为有可能使这一规律成为无效。这在本质上就是承认废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毫无共同之处。
就在同年1月19日，苏联《消息报》的一篇文章，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12月10日演说中，关于核战争会造成文明的毁灭的看法表示赞同，认为，在现代情况下，战争意味着大规模的毁灭。紧接着，同年3月12日，苏联总理马林科夫在一次演讲中，也重复了上述看法："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是一种准备新的世界大屠杀的政策，使用现代的战争方法，这种屠杀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3月27日，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一位评论员又重申这一论点说，氢弹"将威胁文明的存在"。
不过，马林科夫在提出上述论点后不到两个月，就于4月26日被迫在一次最高苏维埃的发言中撤销了自己说过的话，并再度认为，原子弹只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
1955年2月26日，《真理报》在宣布苏联对待核武器的态度时，断然提出："只有政治冒险家才会认为他们能够借助原子武器摧毁人类的进步发展。武器从来没有改变或取消过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从来没有创造或废除过能够改变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条件。"
然而，在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又提出了"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的论点，并将马林科夫关于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观点定为苏联的官方理论。
1959 年，赫鲁晓夫又分别在几次讲话中阐述了这个论点。他认为，帝国主义把人类的智慧最伟大的发现--原子核能用于战争目的，这就根本改变了人们对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后果的概念。"核战争"不但会烧坏一切，而且会燃尽一切"。"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文明"。并主张"把战争永远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但是，赫鲁晓夫始终没有明确说过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之类的话。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试图通过推行所谓"火箭核战略"，与美国相抗衡。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入轨。它表明，苏联已有能力向从未受到过直接威胁的美国本土投掷核弹头。之后，苏联的导弹研制工作进入高潮。据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为发展导弹，苏联建有7所火箭学校，17家火箭工厂和11个火箭发动机中心。这些都为苏联建立自己的核战略提供了条件。
1960年1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为持久和平与友谊进行裁军》的报告中提出，如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所指明，战争再不会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然而，一旦发生冲突，战争的逻辑将要求所有的火箭核武器都使出来。不过，苏联已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运载这些武器的火箭，并修建了许多火箭发射场。因此，"如果哪个疯子挑起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犯，我们可以把进犯我们的一个或数个国家干脆从地球上消灭掉"。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曾就此对核武器的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夸大。他在同年1月15日《真理报》上宣称："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如果抛开我已经说过的一般的政治和经济因素，那么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赫鲁晓夫上述两个方面的看法，均得到了一些人的阐述及发挥。
同年10月，苏军内部刊物《军事思想》的编辑H．塔林斯基少将在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上发表《现代战争的性质与后果》一文认为，"消灭人的技术的发展过程已经造成不可能使用武器来解决问题的局面。几千年来，都是用武器解决政治问题的。但一场火箭核战争不仅对被攻击的一方极危险，而且对侵略者本身也是自杀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由此在苏联军事理论界第一次明确提出："从军事技术观点说，战争作为政治的工具已开始过时。"一位文职的军政事务评论在发挥这种观点时，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解释为"战争只能是疯狂的继续"。
1961年12月和次年4月，塔林斯基又先后在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上撰文说："现代战争威胁着亿万人的生命，能摧毁许多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这种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简单继续。""诉诸于热核武器的战争已不再成为一种政治手段，而是一种民族和社会自毁的工具。"塔连斯基观点并不代表苏联党和政府，但又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塔林斯基的观点，连同国外的否定观点，很快便受到了当时苏军总参谋长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为首的一些人的猛烈抨击。1962年5月，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其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中，引用某些"现代帝国主义军事思想家"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后指出："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以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态度对待战争这种社会现象的结果，是由于神化新式武器而产生的。大家知道，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其实质绝不会因技术和武器装备的改变而改变。"虽然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也承认，由于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出现和发展，战争的性质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写道："核武器特别是热核武器的大量使用，将使战争具有空前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整个整个的国家将被从地球上消灭掉。"但是，他又认为："即使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无论它在外表看来是如何席卷一切，也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且完全依赖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依赖于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关系。"他还指出："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武器的威力已变得非常强大，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这就使得通过武装斗争来达到最坚决的政治目的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如果侵略者胆敢破坏苏联的共产主义和平建设的话，它(指战略火箭军--作者注)将完成现代战争的主要任务"，用核突击"迅速粉碎所有敌对国家"。因此，"战争本质，即战争是政治的武装暴力手段的继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比以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未失去其意义，反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不难看出，这里已暗含了对赫鲁晓夫所谓用战争手段难以实现政治目的的思想的抵制和反对。
1963年，苏联《军事历史杂志》第10期发表的赫列布托夫斯基的文章也指出："某些作者认为，似乎'新的世界大战'超出了政治的范围，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工具'，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了。这种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1964年，虽然也有人撰文认为，"关于战争是用暴力手段继续的原理，在热核战争的条件下也完全有效。"但与此同时，苏联军内外又有不少专家学者鉴于核战争所具有的空前毁灭性的结局，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在核时代仍然有效持否定态度。
例如，苏联元帅C．比留佐夫在《政治和核武器》一文中说："核战争由于异乎寻常的空前的毁灭不能认为是政治的继续"，并声称维护国际和平政策"排除了战争是达到预定目的的手段"。
又如，苏联科学院院士H．尼科利斯基在《当代的基本问题·消灭战争的问题》一文中写道："确实，在世界热核战争中战争的任何胜利都谈不到；这种战争的结局按照灾祸和毁灭的规模与失败是同义的。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说甚至连失败的名词也很难用，因为它们将从地球上完全消灭。"
再如，苏联科学院院士A．克雷洛夫在《核威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认为，"核战争不管用什么借口，都不能看作政治的工具和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因为它导致普遍灾祸和我们行星上的生命本身的消灭。"总而言之，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针是：要么都别动手，要么就打核大战。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出于政策的需要，一方面在承认核战争并非有益和并非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提出，核战争意味着文明世界的末日，因而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简直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又由此过分夸大了核武器的作用，贬低常规武器和常规部队的作用，它不仅使苏联核战略丧失了应有的灵活性，而且还使苏联军事理论陷入了"唯核武器论"的泥坑，严重窒息了苏联核战略理论的发展。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肯定论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其后不久，塔林斯基少将再次提出："在当代，认为热核战争仍然能够作为政治的工具，认为使用核武器可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同时人们仍然可以生存下来，这种幻想再危险不过了。"
1965年7月，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演讲时，对赫鲁晓夫推行的"火箭核战略"作了重大的修改，正式提出了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并重的战略思想，他宣称："我们对火箭核武器给予特别注意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常规军备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此后，虽然赫鲁晓夫的所谓"火箭核战略"仍继续在起指导作用，苏联军事战略仍以"积极进攻"为基本思想，但在战争样式问题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主要是逐步改变了前一时期把火箭核战争作为惟一作战样式，而把局部战争和常规战争仅仅看作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作战样式的观点，确立了战争的样式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又可能是局部战争的思想，并由此在军备发展上改变了过去只竭力发展火箭核武器而贬低常规军备的做法。同时，苏联还进一步将"火箭核战略"调整为"核战争制胜战略"，并据此从政治上对西方以及国内关于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作了抨击。
1965年，在苏联第11期《军事思想》杂志发表的《谈经济学在核作战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认为，对世界核战争应从两个方面去看："防止这种战争的必要性……和进行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按照美国理论工作者的理解，苏联所讲的"防止"不同于"避免"。"避免"含有退让或不愿面对核战争前景的意思，而"防止"则具有强硬的、积极进取的、倾向于采取行动的意思。诸如，为了防止突然袭击，必须制止敌人的行动；制止敌人的行动，最有效的方法是先发制人，在敌人未发射武器以前就把它们摧毁。对此，美国的理论工作者小约瑟夫．D．道格拉斯和阿莫雷塔．M．霍伯还在他们合著的《苏联核战争战略》一书中写道："苏联人非常严肃地看待核战争，正如好几位专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以后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对核战争的态度是要打，而且要打赢。……苏联人不同意西方的如下信念：核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结束，而且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作者还援引了苏联的利昂·古尔、福伊．D．科勒和莫斯．L．哈维三人合写的《现时苏联战略中核力量的作用》一书所得出的结论："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年间，对于在核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问题重新展开过公开辩论。辩论的结果明显地有利于那些强调可以进行一场核战争并赢得其胜利的人，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重要人物谈'同归于尽'的可能性的公开讲话已经比较罕见了。"
1968年，由苏联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第三版《军事战略》一书，继续强调了核作战及在核作战中取胜的思想，提出苏联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必须首先做好世界战争的准备，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必须首先准备在交战双方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必须把准备和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看作是军事战略理论和战略领导的主要任务。该书还在阐述现时代战争本质的问题时，反复强调指出："战争是阶级政治的继续，它始终带有阶级的性质。任何一次战争都同产生这一战争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无论它在外表看起来是如何席卷一切，也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且完全依赖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依赖于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的实质，非但不会因技术和武器的改变而改变，反之，从军事的观点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现代的暴力手段，则使得通过武装斗争达到最坚决的政治目的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该书还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阶级性、战争是政治的暴力手段的继续这些原理，是苏联战略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解决有关军队和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基本问题，揭示现代战争的性质和作战方法，并解决战略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其他重要问题。"该书在新版中还特别指出："'现在，侵略者面临如此强大的、牢不可破的力量，如果他们发动战争，除了自取灭亡以外，别无其他结果。'这就是苏共二十三大总结报告的结论。"
另一本苏联权威性的论著，1968年第五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也强调指出，核战争"就其性质而言也将是阶级或国家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因为正是政治决定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开始进行武装斗争。核战争不可能从子虚乌有中、从'真空'中自发产生，而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预谋的、蓄意犯罪的政治无关。"
与此同时，一些苏联军事作家还指名道姓的批判了塔林斯基少将的观点，指责他砍掉了维持必要的强大军事力量的理论基础，因而在实际中是非常有害的。
1972年，曾荣获伏龙芝奖金并被美国军界列为"苏联军事思想丛书"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列宁的哲学遗产与现代战争问题》一书，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迷惑各国人民的所谓在世界热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的论调，是极端错误的并有害的。世界各国人民一定会埋葬给人类带来无数灾难的帝国主义。"该书认为，尽管火箭核武器的出现给政治与战争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变化，但是火箭核武器本身并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单纯结果，而首先是拼命向世界霸权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奇怪产物，是美帝国主义实力侵略政策的物质体现，变发明火箭核武器的可能性为现实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由此可见，火箭核战争不能超越政治的范围，不能勾销它同政治的联系，以致使其失去社会政治这种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该书还由此进一步阐述道："列宁著作中所深刻阐述的政治与战争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核时代'不仅没有失去自己的作用，而且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十分明显，如果热核战争发生，它将有自己的社会原因，自己的阶级实质和性质。它的产生只能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预谋的罪恶政策的结果。如果世界热核战争不能被制止，它将像作为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政策的产物和继续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像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被打败以后帝国主义者发动的许许多多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一样，也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结果。"
1973年出版的由苏联H．A．洛莫夫上将等集体编写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军事上的革命》一书，也对此作了较明确的表述，提出："在现代条件下，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世界大战，苏联军事战略将把这场战争作为世界上两个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最后冲突来加以研究。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将力求达成坚决的政治目的。这场战争可能是双方使用其全部火箭核武器的核战争。同时，在这场战争中，也会使用常规武器，在一定条件下，部队和分队将完全使用常规武器作战。发动战争的方法是多样的，可能从突然使用核武器开始，也可能从使用常规武器开始。"
苏联《武装部队共产党人》杂志1975年11月号也曾发表文章指出："在军事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以军事手段继续这一论断，仍然是正确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企图证实，核导弹武器已把战争排除在政治范畴之外，核战争超出了政治控制的范围，不再是政治的工具而且也不再是政治的继续，这种想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尽管这场围绕战争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论战，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以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为首的观点占了上风。但是，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未停止，在苏联军事理论界仍不时传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
1979年，苏联的政治学家F．布尔拉斯基在其所著的《世界战争的预防与普遍和平的计划》一书中写道："在核时代，战争的政治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战争规模越大，越不顾及重大政治考虑，因为胜利者可能不在乎大好的局面，而在乎他们所赢得的胜利。"
同年，苏联《消息报》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提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的论断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各种战争都是某个国家推行某种政治的继续。这点不受军事技术发展之类的情况影响。这种选择在克劳塞维茨时代有其作用，但在现代条件下已失去意义了："在目前形势下，人们能把全面核导弹战争看作是一种追逐某种政治目标的正常明智的手段吗？显然不能，因为这样一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巨大灾难。在现代形势下，冒险发动首次核打击的人必将被能够实施报复性打击的力量所消灭。这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恐惧平衡。虽然这种情况远非理想……但确实存在着。"
随后还有一些人提出，科学技术进步可能使战争打不起来。并认为，克劳塞维茨尽管赋有天才，但也只不过是当代思想观念的代言人，他的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已不再适用于核时代。
然而，70年代末期编写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在有关"战争"的辞条中坚持认为："一切战争，就其本质而言，不管历史条件、原因、目的、方法、手段和结果如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阶级和国家以武装暴力手段来施行政治的继续。"该书还认为，如果有人将核战争强加给苏联，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将拥有一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则是由正义的战争目的和先进的社会制度决定的。
1980年初，苏联西杰利尼科夫将军在《红星报》发表文章驳斥了所谓"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已经过时了的观点，其论点是："一场新的世界战争能够而且也必须防止，它不能--确实不能--作为政治的继续而出现，不能把它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再次试图试探我们的实力或者以阴谋手段把战争强加于我们，对苏联来说，这场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其惟一目标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成就"。
1981年，苏联历史学博士科尔图诺夫又在《国际生活》第5期上撰文认为，在核时代，武力政策已经到了它的历史极限，因而它不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了。
虽然苏联的核战略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例如，在对待核战争结局的看法上，已普遍承认，核战争不会有胜利者，核战争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1969年出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一书就提出："在核弹于屈指可数的几分钟内即可达到任何一个大陆并毁灭大片土地的现代条件下，世界性的冲突就意味着亿万人的死亡，意味着世界文明和文化宝藏将变为废墟和灰烬。"勃列日涅夫也在1977年的图拉演说中提到，在核战争中取胜的想法是"危险的狂想"，苏联只需要足够使美国不敢动用核武器的核力量。1982年6月，苏联又首次宣布承认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但是，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从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公开发表的有关论著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坚持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
三、安德罗波夫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否定论
苏联的改革始于安德罗波夫时期，所谓"新思维"的概念，最先也是由安德罗波夫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现实，用新的政策、新的态度和新的方法求实地处理问题。在此观念和改革浪潮影响和推动下，苏联许多以往被划为禁区的问题开始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讨论。因此，大致从1983年起，苏联国内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再次出现了争论。尤其是米·谢·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随着苏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以及对核武器毁坏力担忧的不断加深，"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怀疑和否定。
1984年出版的苏联军官丛书之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与军队学说》中仍然认为："导弹核战争就其发生的基础而言完全保留了战争的一般性质：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手段的继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政治，另一方面是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政治。"
1985年4月，苏军原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则在《历史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一书中，提出了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他写道："把热核战争看作是政治的合理的近似'合法'的继续便是犯罪。"
同年10月，苏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部部长加列耶夫上将，在其所著的《军事理论家伏龙芝》一书中，提出了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理解应区分两个问题的观点。在他看来，许多人"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是在火箭核武器时代，爆发战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二是新式武器的出现能否改变战争的阶级实质"。他认为，对第一个问题"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赞成把战争排除在人类生活之外……不允许发生火箭核战争，因为它将给双方都带来极其痛苦的后果"。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则只能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继续。核战争也毫不例外"。他还由此认为，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决定战争与政治关系性质的主要方面是后者，因此，总的结论应该是：从社会政治、阶级性质上说，"战争仍然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并认为，"核战争将不再是政治继续的说法……只会把社会舆论引入歧途，掩盖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追求的真正目的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1986年2至3月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没有就核时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做出总的结论。但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基本上是从原因与结果两个方面展开的，即一方面认为，美国里根政府没有放弃利用核战争实现其称霸的打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政治仍将是造成核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另一方面又认为，核战争的结果不能实现任何政治目的，只能使对抗双方共同毁灭。
同年4月，苏联乌克兰地区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5月9日，苏军前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在《消息报》上再次提出，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并认为，战争--和平--喘息--再次战争的循环往复，已被对广岛、长崎的核轰炸宣告结束。
同年6月，苏联著名理论家、哲学博士丘士凯维奇少将在其撰著的《战争与当代》一书中，也从原因(实质)和结果两个方面，对核时代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了较明确的阐述。他认为，从战争的根源和实质上看，核战争仍将是政治的继续；而从战争的后果上看，核战争将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他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把核时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区分为原因、实质和后果三个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的问题，即"第一，由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决定的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根源；第二，核战争的本质、政治内容及其对它的评价；第三，核战争是否能够成为政治的工具"。他由此提出，必须批判帝国主义为推卸自己的罪责，而一笔勾销战争与其侵略政治之间的联系的观点。他写道："火箭核武器的出现和分属对立社会体系的国家都拥有这种武器的事实，虽使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这一众所周知的真理。""帝国主义在其准备的核战争中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体系。"他同时认为，还必须批判帝国主义把局部、有限核战争作为对付社会主义有效手段的观点。他说，帝国主义把核威慑看作是保障安全的手段，反对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但是，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一种特殊的、自杀的武器，"现代军事技术在质的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对战争本身命运的影响已完全不同于过去"。因此，从后果上看，"一旦爆发核战争，那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甚至可能是地球上生命本身的灭亡"。以至于部分地使用核武器也将威胁人类的生存。所以，他认为，在政治实践方面，"不容许把核战争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1987年1月22日，苏军前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曾公开引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把战争看作是实现政治目的手段的陈旧观念已经过时。在核时代，这种陈腐教条只能助长将导致全球性战火的政治。"他还论述说："现在军备竞赛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不论武器多么精密，数量如何多，实际上都没有也不可能被使用。手段已同目的背道而驰……手段在大量使用时将毁灭一切，包括目的本身。"
同年2月上旬，苏联空军上将、哲学博士和教授谢列布里亚尼科夫，在苏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武装力量共产党人》上，一篇题为《考虑核时代现实》的文章中仍然坚持认为："任何战争，不论大战小战，核战常规战，如果因为帝国主义的罪过而成为现实，都将是政治的继续。"
苏联哲学副博士叶菲莫夫少校，也在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斗争》一书中撰文认为："依据马列主义关于战争与政治有着深刻联系的认识，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产物，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任何战争又都是政治的继续，其中包括核战争也是政治的继续。但是，在总体上确认战争是政治的产物，决不应不分场合和无条件地承认所有战争都可以用来作为政治的手段。战争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对于被迫拿起武器，为阶级和民族解放、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人民来说，战争是争取自由、独立和抵抗侵略的合法手段。对于为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更不用说世界核大战，社会主义则坚决否认可以把它们作为政治的手段和工具。"
同年2月16日，戈尔巴乔夫则在"莫斯科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而明确地宣称："在广岛和长崎浩劫之后，世界大战就已不再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了。在核战争中，政治的执行者本身也将被消灭。"
继后，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扎格拉金，在苏联1987年第5期《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战争与共产党的愿望根本相对立》的文章。他一方面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核战争准备……是它反人民的侵略政策--霸权主义、新全球主义和以社会主义进行'十字军远征'政策的直接继续……不单是继续，而且是这种政策直接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核时代，"有许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且发生根本变化。主要的是，用核战争现在已经不可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可以而且应当说，核战争将不是政治的继续"。他还阐述说："新思维的出发点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人类生存与否之间的矛盾，在核世纪高于一切。在当前条件下，不解决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人类不仅不能沿着这条道路顺利前进，而且人类有灭亡的危险。及时保证和平政策的胜利是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进步的先决条件。"
5月9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真理报》发表的《和平的胜利》一文中写道和："世界战争在核宇宙时代已经过时，已经不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之后，苏联国际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教授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又在苏联1987年第25期《论据和事实》周刊上撰文写道："目前战争(当然是指核战争)已处于一种边缘状况。从这一角度来看，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的确是无可挽回地过时了。如果从战争这一特殊现象的功能来看，那它们已不再能成为政治的理智的、合理的手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要确定不可思议的(但却是可能的!)核战争的根源和实质，那从今以后只可能是导致毁灭一切的疯狂的、罪恶的、冒险主义的政治的继续。至于谈到'在核战争中一切都将毁灭，政治所继续的究竟是什么'这一论点，那这已经是指罪恶政治的后果而言。因此，战争将是罪恶政治的骇人听闻的继续。"
7月27日，苏军国防部长亚佐夫也在《真理报》上撰文公开说："在积累着对人类自身具有危险的大量的核武器储备的时候，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他还在同年10月出版的《保卫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小册子中写道："现代战争既不可能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也不能成为明智而负责任的政策的继续。然而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鉴于苏联武装力量的责任是彻底而无条件地执行抵抗入侵的任务(无论侵略来自何方和采取什么手段)，苏联军事学说还须规定，军队必须做好在核战争条件下和常规战争条件下作战的准备。"不久，卡涅夫斯基和沙巴尔金又在苏联1987年第10期《国际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论政治、战争和火箭核灾难的相互关系》一文，提出，应把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两者区别开来。并认为，常规战争在现代条件下仍保留着核前时代战争的所有特征，因此以往关于战争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论点完全适用于常规战争，而核战争则并非战争，它是一场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公式已因核时代的种种现实情况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这一公式无论从实质和内容上还是从功能上来看，都变得愈来愈不适用于理解通常所谓的火箭核战争。同时他们又认为，要想把火箭核灾难同政治绝对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两者产生的深刻根源都是相同的。
紧接着，戈尔巴乔夫又于同年11月在应美国出版商之约请而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阐述。他在开篇《致读者》中就提出，在核战争中，"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因为谁也不能保全下来。这是对所有人的毁灭性威胁"。他还据此诘问说，由于"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于昨天，所以世界上的新问题不能依据从以往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思维方式加以解决。难道现在还能抱住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论点不放吗？"在该书第三编第三章"我们对当代世界是怎样看的"中，戈尔巴乔夫对他的核战争与政治问题的"新思维"作了更加集中而系统的阐述，他写道："人类在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了。从前发生过战争，可怕的战争。……但是，人类的延续尚不成问题。可是现在，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共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戈尔巴乔夫还继而阐述说："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这一结论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因为它意味着同战争与和平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要知道，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直被用来为战争辩护，使战争具有"合理的"意义。至于核战争，则是毫无意义、毫无合理之处的。在全球核冲突中，既不会有战胜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而必然毁灭的将是世界文明。说实在的，这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争，而是自杀。"他接着说："其实，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现在非核战争就其毁灭性的后果来说也可以同核战争相提并论。"他还认为，在新形势下，用任何军事手段--使用武器，进行威胁，不断完善"剑"和"盾"--都不能保证安全。过去在世界政治中以实力为依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现在已经失去了任何理论根据。并由此提出："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的这一公式在当时是经典的，现在则已经完全过时了。这一公式只能进图书馆。由于生活的要求，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把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戈尔巴乔夫还宣称："新思维--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不是耍小聪明。这是深刻思考当代世界现实的结果，是理解到对政治的负责态度必须有科学论证的结果。是放弃了某些从前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心理的结果。"他还一再重申：" 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为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
与此同时，在苏联《新时代》周刊举行的座谈会上，苏联《消息报》政治观察家鲍文发言说："在对核时代的现实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下列理解：核战争孕育着人类毁灭。在这里，全人类的利益拥有优先权，这是一种新的观念。""既然现有的政治矛盾不能用军事办法解决，那么，我们可以并且应当抛弃军事手段。难道我们不能这样扫清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吗？"苏联历史学博士达希切夫也发言说："克劳塞维茨的论点是众所周知的：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核时代，我们似乎都同意，这种论点是不适用的。"
1988年3月，苏联塔斯社军事观察家弗拉基米尔·切尔内绍夫也明确提出，苏联军事理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战争不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不能成为明智的负责政治的继续，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里，战争使人类受到被毁灭的威胁。考虑到这种现实，防止战争，不允许发动战争--核战争以及常规战争--是苏联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
苏联哲学副博士B．叶申科上校在同年第3期《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时代要求这么办》一文中，依据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谓"新政治思维"，首次提出了"新军事政治思维"的概念。并由此认为："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使用核武器的战争已不能用来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种战争一旦发生将是一场全体自杀，结果连核疯狂政策炮制者和执行者也将同归于尽。使用核武器的后果不仅仅改变了把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概念。连谈论'核遏制战略'合理性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是该抛弃已经过时的'核威慑战略'的时候了。新思维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转而采取相互确保安全的战略。"
上述论点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已承认并基本接受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在核时代是否仍然有效的问题，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已由过去的完全否定趋向后来的部分否定甚至试图全面复活，而苏联在当时则是完全否定的。
当然，就苏联当时的否定观点而言，不管是以扎格拉金为代表的苏联官方的正式观点也好，还是以亚佐夫为代表的苏联军方的正式观点也好，都不仅同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存在着某些程度不同的差异，而且其观点自身在逻辑上又是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可以认为，他们不彻底的否定观点，是对戈尔巴乔夫彻底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观点的委婉纠正和补充。它表明，苏联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不尽一致。
（夏征难文 军事历史研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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