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钢鬃

战争文化研究介绍


在人类历史上，暴力冲突和战争与人类形影相伴，几乎成为每个民族的正常营生。根据国外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1964年的5164年间，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战争。在此期间，只有329年是和平的。战争对人类文明来说是把双刃剑，它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者和毁灭者。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曾经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此话虽不免有夸张成分，却反映了战争对人类生活、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

　　但是，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国家会形成不同的战争观、有着不同的战争行为、战略战术思想呢？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是中国文明所追求的战争最高境界，西方文明所追求的战争最高境界却是坎尼式的合围战。为什么中国产生不出"海权论"？为什么中国海权意识发育迟缓？战争对文化有什么影响？文化对战争又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战争文化研究探讨的问题。

　　对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但对战争文化的研究则是近百年的事。在西方较早注意战争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也许要推斯宾格勒了。他于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激起了西方人的共鸣，一时洛阳纸贵。其实该书纵论文化，很少论及战争。但巧就巧在该书于一战结束前夕出版，加上其惊世骇俗的结论，引起了人们对战争与文明兴衰、战争行为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推动了对战争文化的研究。军事史学家、军事理论家J.F.C.富勒也是一位不受专业限制、将研究视野触及人类文化领域的饱学之士，他从1923年开始收集资料，着手撰写《西洋世界军事史》，到1940年出版了两卷，可惜毁于战火。战后他重新著述，形成大部头3卷本的《西洋世界军事史》。该书选择对西方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性会战作为西方军事史的轴线，将地理、宗教、经济、社会生活等穿插其中，他详细剖析了这些战役对后来社会、历史文化发生怎样的作用，反过来它们又会怎样影响将来的战争。他在惶惶巨著中对战争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有许多精彩绝伦的分析，然而由于该书偏重军事史，在深度和广度上对战争文化拓展得不够，但毕竟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昆西· 赖特的巨著《战争研究》则是研究战争与文化的经典之作，遗憾的是国内至今没有翻译。美国军事史专家小戴维·佐克和罗宾·海厄姆合著的《简明战争史》开宗明义地指出，把战争研究与社会研究相脱离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在"许多时代里已经导致了种种可怕的后果"，可是作者们惜墨如金，也许过多的突出"简明"，几乎没有实现自己提出的宗旨，对战争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作深度分析。此后有些军事史学家对战争与社会各方面综合加以研究，比如，M. 霍华德1977年出版了的《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作者认为战争是人类经历总体的一部分，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只有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研究透彻。"不说明战争的背景，是无法充分描绘战争的"。作者正是从包括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大背景来分析欧洲历史上战争的演变的。美国军事学者 Richard A. Gabriel 在其著作《战争的文化》中，对战争与文化进行了相当有深度的研究。虽然本书研究的是战争人类学，但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战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荷马史诗的人物都是斗士，他们把战斗作为展示个人精神、人类美德的工具，他们不是为共同的事业或物资收益而战，而是为光荣和名声而战。荷马史诗强调对个人战斗能力的追求，使得希腊战争的组成水平还落后于铁器时代初期的军队。还有些学者在并非论述战争文化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战争文化的论述，比如史学大师汤因比就认为文明的兴衰就在于是否能适应包括战争等环境在内的挑战。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出现在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安全或战略研究中，形成了战略文化研究。它主要研究一个国家为什么采取不同的国家战略、战略选择。上世纪70年代首先由Jack L.Snyder在《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行为的含义》（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一书中提出"战略文化"到现在经历了三波，争论也是很大的。总的来说，西方学者把战略文化界定为一个国家关于武力威胁与运用的传统、价值、态度、行为模式、习惯、符号、适应环境及解决问题的特定方式与成就。这些国际关系学者大都从历史角度研究一国的战争与文化之间关系，一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战争行为、战略选择，对国际安全产生什么影响，比如，江忆恩（A.I.Joneston） 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和大战略》中，不加区分地引用刘伯温等著名军事人物的话，就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好战性，赢得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赞赏,他们如获得至宝地找到了"中国威胁论"的依据。名声赫赫的S.亨廷顿虽然没有用什么"战略文化"一词来谈论国际安全，但从文明的角度谈论国际关系，认为国际之间的冲突来自文明的冲突，未来的冲突将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

　　军事文化也是西方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不过它不同于用于外交领域的战略文化，一般偏重于本国军队建设，当然它也涉及一国历史文化，而且认为历史文化对军事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对外关系也有相对的影响。

　　在中国近现代，对战争文化研究、战争与文化研究，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而言，恐怕要从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算起了。雷先生借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抗战前后发表的几篇文章，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为一本小册子，取名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收录在上海书店影印的《民国丛书》第一编第44卷中）。雷先生考察了战争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认为春秋时期的战争不求杀戮，只求维持国际的均势，当时的人们以当兵为荣；战国时期的战争则以消灭他国为目的，是一个文化区域要统一时必有的现象，但出现了文武分离和和平主义倾向，厌战心理也随之出现，社会开始解体没落。秦统一中国后，兵匪不分，军民相互仇视，军队成为私人的军队，主帅往往利用军队谋取家族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这就是二千多年来中国"无兵的文化"症结之所在。列国时代所激荡而生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到统一之后逐渐衰落了。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兵的问题"，"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抗日战争时代，类似于战国时代，中华文明可能因抗战而获得新生。但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人涉足战争文化领域。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后，国内开始注重对战争文化的研究。军事科学界内外在谈论中国军事思想、军事史等都基本上有所涉及战争文化。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史学家、复旦大学金重远先生的专著《炮火中的文化--文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该书主要论述了大战中法西斯的反动文化与反法西斯的进步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较量，虽论述法西斯国家发动世界大战的文化渊源的份量比较少，却是国内较早论述大战时期文化的一部专著。其后有不少论文、小册子从文化源头来论述战争、以及战争对文化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的倪乐雄先生在《读书》1992年第3期上发表的《战争的文化透视》，则是中国新时期较早涉足战争文化研究领域的一篇学术论文。后来倪先生在不同学科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战争文化方面的文章，并出版了2本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此后，有些学者也开始涉足该领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比如，皮明勇先生发表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观念与军事近代化刍论》（载于《齐鲁学刊》1995年第2期），欧东明先生发表了《印度教传统中的战争观--对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个案研究》（载于《南亚研究季刊》1998年第4期），越客先生出版了专著《戎马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再版），黄朴民先生出版了论文集《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全晰纲先生出版了专著《青铜的战神：齐鲁兵家文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等等。说到中国的战争文化研究不能不提及两个重要的学术刊物：《军事历史研究》和《中国军事科学》，它们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战争文化的研究。在军事科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权威性学术刊物《军事历史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要开创军事文化学以来，陆续刊载了一些该领域的学术论文，并专门开辟了"军事文化"栏目，刊载了不少该领域有相当学术水准的文章，它是我国战争文化研究的一块极为重要的园地，对于战争文化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中国军事科学》，先于"基础研究"、"军事史鉴"等栏目发表了不少有关论述"军事文化"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后专门开辟"军事文化"专栏，也对推动我国军事文化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在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我国也开始自己的战略文化研究。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李际均中将于1997年在《中国军事科学》第1期发表的《论战略文化》中，首次引进"战略文化"并给予明确界定。而且李将军于1998年出版了《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科学出版社），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战略文化"，尽管书名并没有用"战略文化"一词。李将军的研究引发了军事科学界内外的战略文化研究热。其后，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战略文化及其影响。综观之，中国学者把"战略文化"界定为，在一定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想。

　　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后，军事科学界在"军事文化"研究基础上掀起了研究先进军事文化的热潮，旨在如何以先进军事文化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军事科学》杂志社与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于2002年6月下旬在上海联合举办的"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理论研讨会"。

　　总的来看，国内对战争文化研究还谈不上很重视，目前国内仅有两个研究战争文化的专门机构。一个华东理工大学的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另一个是徐州战争历史研究会。前者是在原"战争文化研究中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所研究人员在战争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令人可喜的成果。后者则是新近成立的一个机构，虽然法定名称为"战争历史研究会"，但它有志于从事战争文化的研究，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创办了《战争文化》杂志。

　　在谈论战争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时，提及了三个不同概念：战争文化、战略文化和军事文化。这三个概念研究的对象有所差异，而且中外学者对它们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人们往往把战争文化与军事文化等同视之，并不刻意追求它们之间的差异，比如，越客在《戎马文化》一书中，在说明了"戎马"的来源后，认为"戎马"就是"战争或军事行动之意"，"戎马文化也就是军事文化或战争文化"，有的学者干脆把它们相提并论。至于"战略文化"则是一个不同于战争文化或军事文化却又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这里的"战略"，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理解为"国家战略"，也就是在西方比较盛行的"大战略"，但实际上它又涉及到一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等，可以作为文化的一个层面与战争文化相联系。另外，就军事战略而言，它实际上也是战争文化所研究的一个方面。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姑且把它们视为战争文化--尽管学者们对这两个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争论也是颇大的，甚至出现了有没有必要引进"战略文化"这一概念的争论。

　　何谓战争文化呢？这是目前许多学者所争论的一个话题。出现争论主要是由文化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迄今为止，文化有几百种定义。大体而言，对什么是战争文化，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战争文化不仅指战争精神文化，而且包括战争物质文化。比如，倪乐雄先生认为，"军事文化是人们在文明化过程中，因从事军事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物"；符文先生也认为，军事文化指人们在军事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战争文化不包括物质方面，仅仅指精神方面，因为武器装备是物质的，本身不是文化，它只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时期的武器装备，体现的是不同时期的战争文化。比如，季云飞先生等人就认为，"军事文化，是指直接影响和制约人们从事军事活动的观念因素"。多数学者认为，战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宜将战争文化概念界定得过于狭窄，而应当以精神文化形态为核心，从理论文化形态、制度文化形态、行为文化形态、科技文化形态和艺术文化形态等方面入手，构建军事文化的框架，这样来理解战争文化更妥贴些、更全面些、更合理些。历经千年烽火洗礼、厌倦了战马嘶啸和刀光剑影的、恬然延绵于大漠中的长城，是汉民族战略防御的物化，长城既是军事文化的现象，又是军事文化的本体。同时这里的"物质方面"，要宽泛化，并不局限于武器等方面，包括地理位置、气候等。比如Willianson Murray认为德国军队有不注重后勤的传统，就在于德国是欧洲几个世纪战争的中心之地，后勤补给比较方便，因而不强调后勤。在纳粹德国进攻前苏联时，因不重视后勤导致军队给养不足，注定了其失败；而美国也是因为地理因素的影响，在用兵时特别强调后勤，向海外出兵没有强大的后勤保证军队将无法作战。

　　至于战争文化具有什么特征呢？首先，中外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由于所处的周围环境不同，各民族的战争文化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特性，因而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倪乐雄先生借助法国年鉴学派"历史长时段"理论方法，在研究中国战争文化特点时提出"封闭型大河流域大型灌溉型农耕区域"概念，并以此为解释的逻辑起点，认为汉民族自古生息于封闭型大河流域大型灌溉型农耕区域，不存在因人口增多而需要扩大生存空间的问题，汉民族进行的战争多是捍卫这块生存空间，在国防战略选择上实行防御战略，古长城的修筑就是这种战争文化的体现。战争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作为文化的产物，战争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由此决定了战争文化具有相当的传统性。某些经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经受着检验，积淀为民族的宝贵财富，源远流长，被发扬光大。比如西方民族一直重视海洋，就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牢牢地掌握着地中海的制海权，获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这个秘密就像耳语一样传给了一代又一代西方人，并且越出了西方世界：控制海洋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不二法门。有些西方学者出于无知或偏见，硬是"论证"中国文化中具有侵略性传统，为其"中国威胁论"张本，比如前述的江忆恩就是这样认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战争文化具有一定的可变性。万事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不管包不包括物质在内的战争文化同样如此。战争文化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季云飞先生等就中国近代军事文化的变迁做了系统的论述。

战争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学问，尽管与其他学科相比，它还是一个"婴孩"，处在初创阶段，不过，已不再是游荡于各学科之间的"孤魂野鬼"。正是由于它起步晚，各学科给了它以理论、方法论支持，并且研究人员广泛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开拓战争文化的研究，战争文化研究显示出了勃勃朝气。就目前而言，对战争文化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有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心理学、文化学、军事学等、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荣格的"原型"理论、比较方法论等等，同时研究人员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用于战争文化研究。这些学科与理论和方法构成了战争文化研究的支撑点。

　　在国外，许多学者把这些运用到战争文化研究中去，前述的军事学者Gabriel就运用了人类学、文学、考古学研究人类早期的战争。再如麦尼尔利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军事为什么在近代落后的独到看法。麦尼尔认为欧洲从14世纪开始崛起，就在于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结构，并凌驾于二者之上，其关键性要素是欧洲政治上的分裂、远距离的商业贸易、1300-1600年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出现、以及敌视商业精神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对世俗政治的软弱无力，军事领域是欧洲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与指令性结构的突破口。麦尼尔运用这种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在文明传统上有着制度性的障碍。他认为自秦汉统一后，中国处于长期的政治统一的状态下，不存在西欧性质的长距离贸易问题，因而无须武装力量来保护海陆上的贸易线问题，不存在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土壤。相反，长期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抵御来自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犯边，同时由于内乱的隐患，中央政府不得不对社会各方面实施严密的控制，指令性原则和指令性结构成为必然的选择。有儒家思想支持的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并禁锢了市场原则的发展，因此，商业势力无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成为培育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一切现代化要素的母体。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落后西方的主要原因，也是近代科学技术、军事领域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国内，对战争文化作深入而系统研究、尤其在战争与儒家文化关系方面，倪乐雄先生起步较早，在《孔子与战争》一文中，倪先生用中西比较的研究途径，对儒家战争观念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其视野超越了以往局限于本土考察的研究。同时他尝试并能娴熟地运用各种理论、方法来探讨战争文化问题。比如，倪先生往往交替运用心理学理论、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等方法研究日耳曼人早期森林生活与德国近现代战争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来自千百年不见天日、光线幽暗、阴森朦胧中的原始森林的日耳曼民族，为战胜凶猛的野兽，培育了他们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黑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心理总有着无以言表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神秘感。这些作为潜意识积淀在日耳曼民族心理上。在军事上创造出具有突然性、猛烈性、隐蔽性的闪击战理论，概括出了蒙昧时代原始森林中他们与野兽作战的全部战术精华。每当民族面临历史大动荡时，日耳曼民族总是采取极端方式来寻求安全。希特勒深谙并利用了日耳曼民族这种心理，打着民族生存空间受到了限制的旗号，在民众间形成了"共鸣板"，利用闪电战理论，把德国民众投进了世界大战战火中。他运用文化比较方法，在研究《诗经》和《荷马史诗》这两部代表中西方文明最早的文学作品时发现，汉民族与古希腊人对待战争的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差异。汉民族很注重战争伦理道德，古希腊民族对此比较淡薄，前者表现在用战争来抵御游牧民族的进犯；后者表现在用战争建立商业殖民地，东西方的战争文化内蕴的源头也许就在于《诗经》和《荷马史诗》。倪先生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思想史与军事史联系考察后发现，目前在西方世界流行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其实中国的思想家早就提出并运用过。如孟子提出过"以至仁伐至不仁"，司马穰苴也明确提出"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孟子、司马穰苴把战争视为道德的工具。荀子继承了孟子将理想与现实相沟通的思维方式，将儒家战争思想中的"仁义"学派观念最终概括为："力者,德之役也。"对有暴政的国家要进行"人道主义军事干预"。但同时，他们也知道一些心怀叵测的国家为了牟取自身的利益，打着"仁义之师"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干着霸权主义的行径，因此，他们也为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设立了严格的标准，指出即使存在暴政的国家，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对它们进行军事干预。只有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相符合，确实做到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才能对暴政国家进行军事干预，但一个暴政国家是没有资格对另一个暴政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因而儒家也是最早涉及"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合法性问题的古典学派。

　　另外，黄朴民先生则利用地缘政治理论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用兵方式，及其对中国后来战争行为、方式的影响。

　　西方对战争文化（战略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方几个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前苏联）俄罗斯，尤其是西方大国对（前苏联）俄罗斯的研究更为关注，这主要是西方一直把它视为巨大的潜在对手。西方对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也很重视，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就。比如，美国人鲁思·本尼迪支持在战后不久出版的《菊与刀》，系统地阐述了日本文化与战争行为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日本战争文化研究方面几乎无人出其右者。当然，西方学者有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比方前述的江忆恩对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

　　目前，国内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战争文化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儒家的战争观、近现代的战争文化。对此，我们不难理解。春秋战国时代及其以前的时代，是我国战争文化开始形成的源头，儒家战争观制约着中国几千年来的战争行为、战争方式；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西方，受尽了西方的蹂躏，是一部屈辱史，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研究这一段挥之不去、无以释怀的历史，战争与文化自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点。对西方战争文化的研究，国内除了零星论述古希腊、古罗马外，对单个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的战争文化的研究并不多见。法国、英国、德国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战争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们对日本的战争文化的研究也比较少。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军国主义一向很是浓厚，其首相和高级官员几乎每年都要参拜供奉着包括对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犯的靖国神社，右翼分子要求修改宪法以及制定其他法律，为自卫队突破"专守防御"进行外海行动张本。这些动向值得我们从日本的战争文化方面来研究，恐怕这就是当今非常流行的"战略文化"研究的重点。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些大国战争文化的研究，这也是今后战争文化研究的重点。

　　至于战争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战争文化研究运用了多学科、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释战争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远比运用单一学科解释要合理得多，可以修正过去一些错误或存在偏差的观点，也可以对历史进行另外一种角度的解释或观察。

　　战争文化研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在盟军东西两面进攻柏林时，希特勒下令实行焦土抵抗，要把全城毁灭掉。历史学家用一般的历史理论是没法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会这样做，心理学家则用变态心理学进行解释，认为这是癔病性和噪郁性综合症的结果。如果用战争文化来解释的话，则会又是一番景象。古代日耳曼神话来源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英雄故事，其基础是自然界本身，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单一自然力弥漫于日耳曼，魔鬼、英雄、诸神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自然力量被突出到很重要的地位，这样，阻止了一种有序秩序的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神话，如在希腊神话中，一类神战胜另一类神，秩序由是产生。最重要的是在日耳曼神话中，诸神与自然力长期斗争，最后以诸神的失败告终：战争、自然和命运终归于同一；神与人都服从于命运，服从于不断战争的自然，诸神为了获得新生而不断进行破坏。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其高潮是世界毁灭。预先注定的大毁灭必须发生，以便诸神能英勇地死去和新世界得以诞生。"在这种神话的背后，是那种觉得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生本身就是一种死亡判决的体验。"

　　这引出日耳曼民族的母题--《尼伯龙根之歌》，其中充满了暴力、尔虞我诈、血腥味，展现出来的是最后诸神皆死的非理性英雄式的神秘世界。理查德·瓦格纳以此创作了《尼伯龙根指环》悲剧。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般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日耳曼式的世界毁灭的方式，世代流传，积淀成为日耳曼民族文化，在烈焰中同归于尽的魔鬼、诸神、与野蛮世界一直长存日耳曼人心中。希特勒多次说《尼伯龙根指环》是他的生命和精神源泉。

　　在一战中遭到巨大打击的德国理当好好反省，但是对于暴力的迷狂和对生命的轻视继续存在于战后的日耳曼世界，"人们告诉我们大战结束，这使我们感到好笑。我们自己就是大战，战争的火焰在我们身上猛烈燃烧，它包容着我们的整个生命，以其诱人的刺激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去毁灭（斜体为笔者所加）。希特勒的焦土抵抗，就是希望德意志民族在世界毁灭的烈焰中得到"永生"。"我们可能被摧毁，但如果我们被摧毁，我们将拖着整个世界--一个熊熊燃烧的世界--同我们一起毁灭"（斜体为笔者所加）。

　　如果弄清楚了日耳曼民族有这种心态，就不难理解希特勒在盟军攻入柏林时的自我毁灭的方式。这完全印证了德国哲学家席林的观点，"一个民族是有了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含了民族的命运"。

　　是用心理学来解释希特勒的焦土抵抗更合理些，还是用战争文化来解释更合理些呢？恐怕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也许用这两种视角来解释更好些。

　　战争文化研究可以纠正过去一些被认为是正确的结论或观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还是举例来说明。千百年来，一直都认为希波战争是波斯帝国为称霸希腊而挑起的。然而通过战争文化研究，认为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古希腊文明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古希腊生存空间狭小，海上贸易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古希腊特有的社会现象：商业利润、殖民扩张和军事征服互为表里，相互支持，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只要翻开古希腊史，读者就会发现古希腊的殖民地星罗棋布地遍布地中海沿岸。波斯帝国看到了古希腊对商业利润追求的无限制性而形成的商业扩张和殖民掠夺具有的无限性，于是想主动发起进攻，翦除帝国眼前还看不到的威胁，希冀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波斯帝国先后在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湾海战和普拉提亚会战中遭到惨败，没能现实其目的。在波斯帝国退回亚洲后不久，亚历山大指挥大军兵锋直指两河流域，亚历山大的长矛兵方阵把帝国踏为齑粉。这说明了波斯帝国的预见是正确的。洞穿其中韵味的富勒评价说，这三次战役是西方文明诞生的"第一声啼哭"、是西方文明的两根擎天巨柱。从历史眼光来看，不管是十字军东征还是近代西方的殖民掠夺都证明了西方文明的扩张性。通过战争文化研究分析可见，人们先前所持有的希波战争的观点存在着偏差。

　　战争文化与军事冲突、战争密切相关，可以解释纯军事学无法说明的军事领域的一些现象。如果运用战争文化来分析，该领域内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拿破仑败于滑铁卢后，法国军事力量一直比较弱。法国地理位置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因素。法国西向大海，受英国海军的挑战；东接普鲁士（德国），受普鲁士陆军的挑战。有限的防卫费用不能同时挑起陆权和海权两副重担，而不像英国或普鲁士（德国）倾其全力建设海军或陆军，法国两者都要兼顾，结果，两军没有一个能与对手抗衡，成不了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中国同样如此。一方面陆上受到来自俄国熊的觊觎，另一方面在海洋上受"海上武士"的威胁。中国也是挑着陆权、海权两副沉重的担子。这决定了中国军队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进行战争文化的研究，对世界的和平有着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恐怕就是战争文化研究最重要意义之所在。战争毕竟是对和平的挑战，战端一旦开启，生灵涂炭，文明遭到破坏乃至毁灭。此次伊拉克战争蹂躏两河流域几千年形成的文明，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化研究的人员--如果不是抱着心怀恶意的态度去研究，都祈望和平降临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研究战争文化在于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与时俱进，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一如军事科学界召开"先进军事文化研讨会"所说的那样。这大概是我国学者研究战争文化所应持有的一般立场。

　　　　（何奇松文 军事历史研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