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改、土改、中特改与大公性改革宗

雷默 (2024-12-19 06:28:09) 评论 (0)

洋改、土改、中特改与大公性改革宗

——王志勇《古典改革宗与基督教国家》序言

改革宗是上帝赐给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的特别祝福。
问题在于:我们接受的到底是什么版本的改革宗呢?
在目前华人或中国教会内,接受和推动改革宗的人群有“洋改”、“土改”与“中特改”之分。笔者旗帜鲜明地提倡“大公性改革宗”。
有“洋改”,就是始终高举“洋人”的改革宗。中国很多改革宗人士虽然已经在西方神学院中拿到了神学硕士甚至博士的学位,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立场和确信,总是把西方神学院的各路教授直接搬到中国来,给自己站台讲课,摇旗呐喊,有中国人打那种威风锣鼓的气势。很多“洋改”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是打压“土改”,而是为自己装威风!拉大旗,作虎皮,这是人性中都有的倾向。当然,作这种“洋改”是需要一定资格的,首先是要留过洋,就是在西方改革宗神学院或大学中长期学习,甚至拿过正式的学位;其次,一定要有国际交往的经历,特别是与西方改革宗教会、神学院或宣教机构要有密切关系,最好加入其中,这样才能沟通中外,里通外搭。上帝使用这些“洋改”,使得他们能够继续把西方改革宗教会与神学的资源传递到中国教会,造就中国教会,这当然是好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促进宗教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性的功用。因此,“洋改”是自然存在的,也是非常需要的。求上帝继续祝福、使用他们,只是希望这样的“洋改”早早独立,既不能食洋“不化”,更不要一直“食洋”。
何为“土改”?就是“本土化”的改革宗。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宗不是中国本乡本土、地地道道的土特产。改革宗虽然始终强调以圣经启示为根本,但在其神学传统上,不管是上溯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中溯十六世纪的加尔文,还是下溯十九与二十世纪荷兰的凯波尔、巴文克与杜伊维尔,毫无疑问,都是来自西方神学。因此,没有一定的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研究,没有对教父神学、中世纪神学、宗教改革神学这三大时期原文原典的研究,很难明白圣经启示与改革宗神学的骨脉精粹。中国大陆有若干基督徒传道人,从未出过留学,甚至也没有读过大学,但脑袋非常聪明,读几本改革宗神学翻译作品,就觉得大有收获,如醍醐灌顶;然后,到山洞里打坐冥想,若干天之后,更是异象异梦不断,甚至觉得脑门发光;再被公安局、安全局的人逼迫几回,就觉得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天召;然后有机会讲几次改革宗神学,尤其是能够召集一个或几个教会群体,就以为自己已经登峰造极,对改革宗神学吃透悟透,可以四处传道了。“土改”中那些比较有成就的,更是提刀而立,踌躇满志,觉得自己在哪里,改革宗神学乃至基督教的中心就在那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当向他们取经学习。这就是土法炼钢式的“土改”派改革宗,“洋改”往往在信仰和神学上缺乏确信,因为见过大江大河;“土改”常常信心爆棚,因为他们多是在山沟里打转。
“土改”型的改革宗人士也是好的,因为他们非常接地气,不存在“洋改”那种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的问题。有史以来,往往是这种自学成才、土法炼钢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最能够呼风唤雨,登高一招,应者云集。你看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运动,哪一个洋教师能搞到这样的规模?你看毛泽东搞共产主义,不管是法国留学的还是美国留学的,那些洋派的还不都是被他不是直接祸害死,就是招安做了奴才。像毛泽东这样的本土派,不仅颠扑不破,雷打不倒,红旗飘飘,杀害无数人之后还能寿终正寝,甚至到现在都受万民敬仰,至今还在寸土万命的天安门广场停棺挺尸,游人不绝!中国基督教运动中,还有谁赶得上洪秀全的传道更有果效,直接占领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有谁比毛泽东更有荣耀?
“土改”是自然存在的,在功用上也是离不开的。有“洋改”就有“土改”,二者是“双生灵魂”!“土改”出国留学,就成了“洋改”;“洋改”扎根本土,就成了“土改”,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本体性的界限。“土改”扎扎实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移风易俗,有目共睹。“洋改”必须尊重“土改”,他们擅长中国教会中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土改”应当向“洋改”学习,他们见过世面,知道大江大河。“洋改”离开“土改”,就无法落地;“土改”离开“洋改”,就无法长进。因此,“洋改”和“土改”要彼此相爱,互相成全,正如保罗所强调的那样:“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林浅12:21)。

不管是“洋改”还是“土改”,都算是“中特改”吧,就是“中国特色”的改革宗神学!没有听说过“中国特色”的数学,也没有听说过“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凡是过硬的科学都没有“中国特色”!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宗教市场上也见到有人提倡“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因此,“中国特色”的改革宗也是免不了的,总是有人要打这块牌子。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洋改”或“土改”,共同的特色最起码有这五大方面:

第一,特别有地方性、民族性的“中国”情怀,他们特别强调“中国福音化”、“中华民族福音化”,强调“给我一颗中国心”、 “福音重铸中华魂”等等。身为中国人,具有这种中国情怀,当然是可以理解甚至尊重的。

第二,特别强调“中国”教会的重要性,比如“中国教会是福音最后一棒”,“中国是改革宗神学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改革宗教会的发展”等等。在中国教会中侍奉,或者侍奉中国教会,求主重用中国教会,重用改革宗神学和教会,都是良好的心愿。

第三,特别强调“中国”传道人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有十四亿灵魂,中国教会已经有一亿基督徒,中国教会对中国和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中国”教会能为全世界教会带来“第二次宗教改革”,当然中国教会的传道人非常重要。上帝最早使用希伯来民族和国家,然后使用希腊文和哲学,后来使用拉丁文和罗马帝国,目前最为上帝使用的就是英美民族和国家。上帝会不会使用中国传道人呢?上帝会不会藉着中国改革宗传道人的兴起而带来普世教会的复兴呢?中国传道人愿意为上帝使用,这当然也是美好的祈祷和愿望。

第四,特别强调“中国”教会的苦大仇深,强调中国教会没有宗教与信仰自由,一直遭受国家政权的打击等等。很多中国传道人觉的欧美教会长期生活在自由、法治、富足的氛围中,已经丧失了奋斗的精神,更是丧失了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殉道士精神。因此,中国教会应当为权世界提供受苦受难的榜样,提供坐牢甚至殉道的英雄。为了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呼求国际社会的庇护,吸引西方教会的奉献,甚至为了转移教会内部的张力,很多中国教会和传道人都在打“苦难牌”。我们承认中国教会和传道人确实遭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不可刻意渲染苦难,而是应当以来自上帝的高贵的忍耐和喜乐精神对待眼前的挑战。

第五,强调全世界都应当为“中国”教会祈祷、奉献。针对欧洲教会的软弱,美国教会的冷淡,很多中国传道人觉到“东升西降”,全世界的人力和资源都应当集中到中国宣教事工上来,这才合乎上帝的旨意。

如此说来,“中特改”不仅仅限于改革宗教会,很多中国教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样的特色吧,其实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与国家的教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此类的倾向。当耶稣基督一再强调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当初的门徒们所关心的仍然是以色列自身的问题:“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阿,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1:6)。

非常重要的是,不管中国教会和传道人如何强调这五个方面,别人也没有多少可以反对反驳的地方,因为这五大方面关涉到的都是个人经历与环境特色,与解释圣经和正统神学没有必然的关系,在这些方面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尊重对方的良心和负担,最好的方式就是求同存异,不要诛心问罪。

 

我们所强调的“大公性改革宗”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而言之,这种大公性也具有五大方面。第一,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大公性的上帝。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不是山神、海神等等地方性质的神灵,也不是雷神、雨神、风神等功用的神灵,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诗47:2),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耶32:17)。因此,这种大公性的信仰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坚定不移地确信上帝在地上的掌权和得胜。凡是夸大魔鬼和黑暗势力的影响,注重某种形式的悲观主义的人,在上帝论上都不具有这样大公性。

第二,我们所信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大公性的救主,他不仅拯救个人的灵魂,也给整个世界和文化带来更新;他不仅是基督徒个人、家庭、教会的元首,也是社会与国家的元首,圣经上称他为“为世上君王元首”(启1:5);“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1:22)。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大公性就是在属于主耶稣基督,也在基督里属于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这就是我们的地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与大君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这就是我们的职分。倘若我们轻看自身的地位和职分,仅仅把自己摆在受苦受穷受死的受害者角色,我们就是轻看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

第三,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是大公性的真理,这真理适用于各族各方。上帝的福音适用于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1:16)。上帝所启示的以十诫为综述的律法也是如此:“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诗19:7-9)。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不管是上帝的律法还是福音,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由圣灵默示的无谬的圣言,我们不可对于上帝的话语挑挑拣拣。那些偏重新约圣经,不注重旧约圣经的;那些只传福音,不讲律法的人,显然已经在真理的内容和传讲上偏离了大公性。

第四,上帝赐给我们的呼召是大公性的呼召,这个呼召的本质就是治理全地、建立文明的使命。上帝在创世之初就赐给人的诫命乃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1:28)。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更是将整个世界赐给我们为管理的产业:“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罗4:13)。因此,我们强调,这是天父世界,我们在基督里是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不能因为各种形式的红豆汤,出卖上帝赐给我们的承受世界、治理全地的长子权。倘若我们只是宣传“信耶稣,升天堂”,“以救赎为中心”,我们就在基督徒的呼召与使命上丧失了大公性。

第五,我们的得胜乃是大公性的得胜,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全方位的得胜,正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祈求的那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1);“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17:14)。因此,我们得救完全是靠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一丝一毫都不在于我们的行动或抉择;但我们得救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我们自身,而是“唯独上帝的荣耀”:“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林前10:31)。正如著名的《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第一问所强调的那样:“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仅仅把基督徒的盼望和得胜寄托在耶稣基督的再来,乃是灵命上的瞎眼,没有看到上帝和耶稣基督此时此刻此地就已经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14:21,23)。

这五种大公性正好合乎我们在雅和博圣约经学中对于圣约五大要素的界定。第一大要素是立约者上帝,我们强调上帝的主权和大能;第二大要素是受约者教会,我们强调教会的地位和职分;第三大要素是圣约的标准,即上帝的律法与福音,因为福音本身也是律法中礼仪律之预表的成全;第四大要素是圣约的标的,即上帝赐给我们的土地;第五大要素是圣约的延续,即圣徒的得胜与未来。因此,针对中国大陆与华人教会中正在传播的改革宗神学,我们提出了以圣经启示为根本、以清教徒圣约神学为框架的大公性的基督教,希望热爱改革宗神学的人能够避免各种形式的偏颇。

当然,我们此处对于“洋改”、“土改”与“中特改”的界定和说明都是非常有限的文学性的说法,读者不要对号入座,更不要用以互相攻击,彼此猜忌。最好还是省察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位为人处事基本的涵养,更是基督圣徒当有的心志。归根结底,我们对于大公性的改革宗神学的研究、解释和应用都在不断归正和成全的过程中,改革宗教会的名言就是:“已经归正的教会还要不断归正!”希望我们始终保持谦卑、开放并受教的心态。其实,就形式而言,笔者本人也是“洋改”,多处多方在西方大学、神学院和教会中学习侍奉;就本质而言,我是“土改”,我学习改革宗,并在改革宗内部按立为牧师,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就内心的关怀而言,我常常有“中特改”的味道,因为我所崇尚的就是“天国心,中国情”,中国教会和社会的改革是萦绕我心、无法磨灭的情愫。当然,此处我所竭力追求并向读者呈现的乃是“大公性改革宗”,力求避免“中国特色”,力求凸显“大公特色”,但我们深知一定程度的“中国特色”是不可避免的。求主圣化成全!

此处摘录笔者正在撰写的《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一书中的篇章,为大家介绍改革宗神学的源流和正传。本书正文共有五章,另外十二个附录,向大家介绍雅和博圣约研修院所开发的“雅和博圣约经学”的基本内容与特色。

第一章从“基督教与永恒哲学”的角度介绍改革宗神学,方法主要是历史神学的路径。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过程的角度来看待改革宗神学的出现与发展,不要把改革宗神学仅仅局限在宗教改革时期,更不要把改革宗神学仅仅局限于加尔文一个人的教导。我们把改革宗神学置于大公教会“大江大河”式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章强调“改革宗与大公信仰”,主要从“五大唯独”的角度讲解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训,此处我们把改革宗神学置于欧洲十六与十七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大传统之中。第三章主要依据《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的架构为大家讲解清教徒神学,此处我们把清教徒神学视为改革宗神学的经典表述。

第四章“雅和博与改革宗神学处境化”,我们在本章中全面地揭示了雅和博圣约经学所提倡的“真理体系”,这一“真理体系”是有教理神学、密契神学、道德神学、克修神学与文明神学五大部分建构的。我们在本章所呈现的乃是笔者在三十多年的研究、灵修与教牧中所整理的处境化的改革宗神学。这种处境化的改革宗神学乃是我们雅和博圣约研修院特别推动的。

第五章“古典改革宗与基督教国家”比较艰深,很有挑战性。我们在本章中阐明的基督教国家与文明的基本理念,尤其是针对目前西方教会中普遍盛行的掺水式、修正牌的改革宗,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古典改革宗与基督教国家”的理念。本书以此为名,也显明了笔者的定志就是发现并阐明古典改革宗神学的基本原理,为二十一世纪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提供一个基于圣经启示、合乎大公教会正传并且能够迎接时代挑战的创造性转化范式。

本书收录十二个附录。首先是梅钦的《基督教与文化》。梅钦曾为老普林斯顿神学院神学教授,后针对自由派的泛滥而离开,创建威斯敏斯德神学院,高举改革宗正统神学的大旗。非常重要的是,梅钦不仅仅强调改革宗正统神学,他也强调文化与学术的重要性。收录此文,表明笔者的志趣不仅仅是改革宗正统神学,还在于以改革宗正统神学转化周围的文化。

附录二是我写的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名为《生命、学问与侍奉》。此文以感恩之心回顾了上帝对我在未信主之前以及刚信主时的带领,希望能够帮助读者了解笔者的成长背景和负担。

附录三《我的求学与治学经历简介》是我对于1985年上大学以来四十年求学与治学经历的综述。我在雅和博圣约研修院中提倡“拜名师,读经典,重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治学方法。众所周知,大学之大非因大楼之大,关键是要有大师。同样,神学院之好也不在于神学院大楼与馆藏的宏大,关键是要有真正的热爱上帝、精通真理、关爱灵魂的神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美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信仰和学术上追求卓越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上帝设定的规律。希望笔者的经历能够对读者有所激励,同奔天路。

附录四、五、六收录的是雅和博圣约研修院2023年开设的“清教徒三化研习班”三位学员的作品,分别是北京徐梦菲师母写的《歧路与转机》,山东苏万峰牧师写的《从〈春夜喜雨〉谈起》,江南陈静老师写的《出埃及,经旷野,进迦南》。笔者始终提倡,灵修的关键在于自省,自省的关键在写作,写作是最好的灵修。希望这三篇文章能够鼓励读者在灵修式的写作上多下功夫。

附录七《雅和博经学四大要义》、附录八《雅和博圣约经学七大连接》、附录九《解释律法十二项注意》、附录十《“雅和博圣约经学”精髓》与附录十一《雅和博经学九大传统颂》都是我写或讲的关于“雅和博圣约经学”的文章。

附录十二《圣徒与文明:〈三化大全〉简介》则是对于我用二十年之久所撰写的《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书稿的介绍,这本书目前已经达到五百多万字的规模,按照目前四册的模式,每册都要上千页。有必要写这样厚重的书吗?这样厚重的书怎样出版发行?我心中也常有挣扎,请大家代祷为盼。

为上帝无限感恩!为中国和教会无限感恩!为改革宗神学和教会无限感恩!我们所在的时代不仅仅是中国经历“大变局”的时代,也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英国等许多国家经历剧烈震荡和转化的大时代。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上帝把我们安置在这样的时代,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发挥“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的功用(太5:13-15)。

最后笔者以2024年12月12日一首诗作与读者共勉:

 

得见主再来

——与清教徒三化研习班“亦师亦友作主门徒”诸君共勉

 

洋改土改中特改,大公信仰开我怀。

追本溯源回圣经,拨乱反正除雾霾。

 

存亡继绝访古道,推陈出新游象外。

禁食心向大君王,忽然得见主再来。

 

圣约之仆:王志勇牧师

主后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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