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nlinda

        七岁的时候，我上了北京海淀区的曙光小学，我是1967年文革 “复课闹革命” 时入学的。

        当时学校的校长和一些老师还在接受着审查，被强制在校内进行劳动改造。有一天，我们在做早操，几个被审查的老师就在操场旁边干活，他们蹲在地上，用锤子把旧砖头上的水泥敲打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老师的年龄都比较大，好像是四、五十岁的样子，一个个很老实、很沉默，只见他们低头干活，不见他们说笑。我们做完操往教室走，正好从他们的身后走过。我看见前边高年级的大同学说：“他们是坏人，是反革命，是牛鬼蛇神。” 大同学不但在这些人背后指指点点，而且还往这几个老师的后背上吐唾沫，并使劲发出“呸”、“呸” 声。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小同学也有样学样，好多人都跟着“呸”“呸” 地吐起来。我胆小不敢，可又怕同学们看不起我，说我不革命，于是也对着一个男老师的后背吐了口唾沫。但我心里有点害怕，似乎知道这样做不对，吓得赶紧跑回了教室。

        我现在无法想象，受了如此侮辱的老师们，竟没有一个人敢指责、制止我们这些孩子的举动，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回一下头，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也许，老师们根本就没有责怪我们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他们心里想的，是我们当时根本就无法明白的东西。

      过了没多久，这个老教师突然出现在我们班上，成了我们的算术老师。现在想来，他一定是审查过了关，被准许上台讲课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老师姓刘，有时候又觉得他姓王，但姓刘的成分更多一些。请原谅我的记性，那时我才七岁。

       有一天，下了上午的最后一节课，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吃午饭了。我家那时住在外贸学院，在车道沟那儿，离学校好像是两站地。我妈有时就给我两毛钱，让我中午自己买着吃。学校斜对面就是紫竹院商场，挺方便的。那天不知是我忘了带钱还是把钱丢了，反正没钱吃午饭了。刘老师知道后就让我在教室里等着他，说他去拿钱来给我。可刘老师刚出去没一会儿，我就把老师的话忘到了脑后，和小伙伴儿们跑到学校外面去玩了。我现在想不起来我们跑去了哪里，也想不起来那天中午我到底吃没吃饭。但我却真真切切地记得，当我和几个小朋友回到学校的时候，刘老师就站在学校的大门口，向马路上张望着，手里纂着几毛钱！

       刘老师看到我马上迎了过来，他跟我说了什么我忘了，我好像敷衍了一句什么，像是“我不饿”之类的话，就和小伙伴儿们说笑着从他身边经过，一蹦三跳地跑进了学校。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刘老师说谢谢，好像没有。我希望我说了，但说了又能怎样呢？

       刘老师，您那天中午吃饭了吗？您在大门口等了我多久？您一定找我找得很急，您一定在校园里绕了很多圏，一定找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老师呵，您可知道，我在您的后背上吐过唾沫。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曾无数次地责备过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那么不懂事。我无数次在心里默默地向老师道歉，今天，我只想再说一声：刘老师，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