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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朱枫还没有和陈宜的妹妹陈莲芳联系上，前夫陈绶卿的两个女儿中，陈宜一直和朱枫生活在一起，而陈莲芳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母女只在1938年的逃亡途中相遇过一次，朱枫并不知道王昌诚和陈莲芳夫妻已经去了台湾。五六月间，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


　　朱枫到台湾去传递情报的任务，是万景光的选择，万景光的岳父是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在香港有非常多的上层关系。两个人的见面很偶然，1949年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手下的副手刘人寿上船，与万相遇。1947年万景光把上海局的联络点建立在了香港，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两个人本来靠吴石的副官聂曦送情报，但随着时局变化，这样做的风险越来越大。


　　新知书店徐雪寒在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朱枫来信，说她奉命将去台湾。不过她依然忙碌而快乐，给朱晓光的信中说：“你会跳舞吗？我真想学习呢？”朱枫去台湾看起来是那样的轻描淡写，只因为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很容易就办好了岳母赴台的证件。1949年10月7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自称“兄”：“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个人的事暂勿放在心上。”此后她的信都短暂而热烈，在一张身着旗袍、微笑着坐在阳台上的照片背面写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朱枫乘坐的是常年往返于香港和上海的英国轮船，香港的朋友来送行，都以为她要返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了，回忆她“微笑着，有点激动”，直到香港报纸刊载她牺牲的消息。船停靠在基隆，朱枫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上的事的名义，找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台湾人，少年就来到上海，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主持地下工作。1949年5月陈诚颁布台湾“戒严令”，由此开始“戒严期”。蔡孝乾则因为和妻妹住在一起，成为一连串被捕人员提供的线索，他本人在国民党的秘密清查中很快受到注意。


　　自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周日再送给蔡孝乾。一共7次会面，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装备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很多官兵人数、长官名册、枪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吴石被杀害后，妻子王碧奎和台湾的一双儿女将他安葬，等稍宽松时辗转美国，最终通过亲属关系将遗骨送回到北京，与1993年去世的王碧奎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出于热心，朱枫又接受了蔡孝乾的私人委托，帮忙把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陆。吴石着副将聂曦办理，然而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假证件暴露了吴石，尽管蔡孝乾并没有供出吴石，吴石和聂曦还是被逮捕枪决。吴石在1947年就开始给共产党提供军事情报，去台湾之前他将一儿一女留在了大陆。1973年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将吴石将军追认烈士，是周总理临终前“对不起”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


　　1月14日朱枫寄出了最后一封信，她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转给丈夫，“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并以非常大的字体署上从未用过的名字“威凤”。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他的叛变造成了台湾共产党被一网打尽。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也就是这张写着继女陈莲芳家电话号码的钞票，使陈莲芳一家也被捕了。朱枫其实1月27日已经被吴石用军用飞机送回了浙江的舟山定海。朱家在舟山虽然有亲戚，但朱枫住进了最东边沈家门的存济医院。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


　　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台湾地下党活动被打击殆尽后，万景光等香港联络人也陆续调回了大陆。而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