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珊瑚

为八一厂挣钱发薪抢拍《哥俩好》

我回到八一厂，距离1962年过年只有一个多月了。厂长陈播对我说： “快过年了，厂里计算了一下，明年要等到电影《东进序曲》发行后才能有钱发薪金。可《东进序曲》要到明年4月才能完成后期制作，明年3月厂里就发不出薪金了。你是快手，希望你找一个容易拍摄的本子，明年3月拍出来。”

八一电影制片厂按企业管理，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可是四五个月就拿出一个电影拷贝，玄！不要说没有本子，就是有本子，也从来没有过，我拍故事片算快的，也需要七八个月。可厂长已经说了，再困难也要完成这个任务，要不全厂人就饿肚子了。拍个什么能又快又好呢？徐一亢（八一厂编辑部编辑）对我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正在公演轻喜剧《我是一个兵》。”我顿时来了兴趣。这个题材对下连当兵刚回来的我来说，真是撞到“枪口”上了。我一向强调生活，从来不愿意拍没有生活的影片。我刚从连队回来，所有的战士生活就像喷泉一样往外涌，《我是一个兵》，不错不错，太不错了！我非常高兴，立即向厂里汇报。厂党委决定由我和冯毅夫（导演）、李俊（导演）一起去南京，并授权给我们，看后不必向厂里汇报，你们觉得可以就拍板。

1962年电影《哥俩好》剧照，主演张良

轻喜剧《我是一个兵》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双胞胎陈大虎、陈二虎同时入伍到一个连队，大虎老实稳重，二虎调皮任性，哥俩都想练好本领，立功当英雄。由于相貌一样，闹出不少笑话。以后二虎在大家帮助下，改正了缺点，和大虎一样成了五好战士。

电影《哥俩好》剧照

我们三个人一致认为，《我是一个兵》不错，样式也新，是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肯定能拍成一部好电影。于是定下来，编剧所云平、白文，由我执导。

虽然时间紧，我还是想出新，想出了一人演两人的点子。20世纪30年代我看过女明星胡蝶主演的《姐妹花》，姐姐是女佣人，妹妹是姨太太。解放后只有越剧《追鱼》是一个演员演两个角色，电影中还没有。因为那时电影技术还不行，如果一人演的两人坐在桌子边对话，中间有一道明显的线。为了让大虎二虎天衣无缝地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我动了一番脑筋，结果大获成功。之后我拍《野火春风斗古城》，让王晓棠出演金环、银环姐妹俩，也同样大获成功。

这里还要说一说选演员。选对了主要演员，电影就成功了一半，尤其是《哥俩好》这个喜剧电影。我看了几个演员，感觉他们都不具备喜剧素质。正发愁，我在路上遇到刚调进八一厂演员剧团的张良。张良扮演过的董存瑞等人物有一定的喜剧素质，于是我确定由他分饰大虎、二虎两个角色。1963年张良因主演《哥俩好》获得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在筹备《哥俩好》时，有人提醒我，用喜剧反映部队生活容易引起非议，前几年兄弟电影厂的几部喜剧片都挨了批。我是一个老“运动员”，自然很紧张。为避免麻烦，正式开拍前，我把我写的导演脚本改成舞台演出本，经短期排练后在北京公演，获得不错的反响，我这才放了心。

此时北京是冬天，《哥俩好》的外景地选在昆明。开拍还不到四分之一，厂长陈播就坐飞机来了，说原定3月完成拍摄不行，必须再提早到2月底前完成，否则厂里就揭不开锅了。本来给的拍摄时间就短，我们已经快马加鞭了，现在又要提前一个月，我只能把牌摊给大家，让制片主任向摄制组全体人员交底。张良、王心刚、张勇手等主要演员一致表态没问题，加班加点，我们终于如期交卷。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竟说我跑到那么远的昆明“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去了。

八一厂被江青讲话“烧”开了锅

1965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八一电影制片厂重新列为军队编制序列，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不再实行企业化管理，编制员额1300人。影片字幕仍沿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标。

1966年2月2日，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前，与会的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亚丁（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都不知道座谈的内容。他们陪江青看了30多部电影、3场戏，主要是江青一言堂。刘志坚为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起草了汇报提纲。江青看后不满意，经陈伯达、张春桥、陈亚丁重新加工后，毛泽东又三次修改。除在标题加上“林彪委托”的字样外，还加了“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等耸人听闻的话语，由此形成著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时，我在广东汕头拍完《南海长城》的外景，带摄制组返回北京。厂部通知我，带全部外景样片到上海。我到了上海，才知道江青正在召集座谈会。2月5日，江青看了我导演的《南海长城》外景片。2月11日，江青召见陈亚丁、我和摄影李文化。她说：“八一厂是军队的厂，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厂，不容易，可反映出来的老是对立的，……实际上是叫人牵着鼻子走。” “首先要整顿队伍，否则搞不出好作品。八一厂领导要改组……”从江青的话中，可以听出她对八一厂拍的电影很不满意。

3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江青的《纪要》，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江青的《纪要》首先拿八一厂开刀，说电影《抓壮丁》是大毒草，要求军队采取10条措施，整顿军队文艺工作。其中第5条措施是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八一厂），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在中央军委批准江青的《纪要》前，总政治部机关党委就采取了行动，成立电影制片局工作队党委，书记张少庭（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局长），副书记宋尚戟（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政治委员）、那狄（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副局长），组员钟寰、支水山、宫洁民。3月14日，谢镗忠率总政治部工作队进驻八一厂，任务是帮助八一厂整顿，配备领导班子。

6月14日，为贯彻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的精神，八一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全厂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批判八一厂所谓“文艺黑线”和“黑线人物”，厂长陈播，导演冯毅夫、我、王冰、张加毅等，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张良等都被揪了出来，八一厂陷入瘫痪状态。12月，进驻八一厂的总政治部工作队撤销，张少庭改任八一厂厂长，宋尚戟、那狄改任副政委，钟寰改任行政处长，宫洁民改任演员剧团团长。

1967年1月，江青接见包括八一厂在内的电影界群众组织代表时，说“陈播这个人很坏……”八一厂顿时被江青的讲话“烧”开了锅，一个晚上，全厂就糊满了大字报，领导班子几乎都成了走资派。1月9日，部队院校的造反派冲击八一厂，批斗八一厂中层以上干部和艺术骨干。造反派说“你们艺术家走了，照样拍片”，要把八一厂这潭“死水”抽干淘尽，把我们这些“王八”打捞出来，重建一个新八一厂。八一厂文化大革命始终有两句口号：“打倒走资派陈（播）张（景华）胡（介民）夏（川）”，“打倒黑线人物陈（播）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文化大革命后有人开玩笑：“陈冯严王张，比王张江姚顺口，没混个全国有名，也是全厂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