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大笔会 名博

        几年以前，我回北京探亲，在整理过去一些文件的时候，看到了简在1991年圣诞节前写给我的明信片。除了早年我们在一起的一些照片，这是到目前我找到的她留给我唯一的文字了，看到那熟悉清秀的笔迹，那亲切得有如娓娓叙说的文字，又一次唤醒了我的记忆，使我想起了简，想起我们在一起经历的那个年代，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和孤寂感再次涌上我的心头。

         简是我的中学同学。文化革命的前一年，我们从不同的小学同时考上了北京最好的一所女子中学。简个子不高，梳着两条小辫子，有着南方女孩的那种恬静，又透着读书好的女孩的那种聪慧、大气。

         那时候的我，是个个性比较活泼的人，喜欢文艺，在班里担任文娱委员。而简给我的最初印象则是很缄默，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很引人注目的人。我和简的家住在学校的不同的方向，上学放学我们从不同路，所以开始我们接触很少。以后随着同学间了解的增多，发现她人很聪明，学习很好，英语和数学尤其好，她也喜欢文艺，喜欢唱歌，而且和我一样，有着江南人的血统，在北方水土的滋润下长大的。那时候我们中午都在学校吃饭，午休时间比较长，大家有时利用这段时间在一起唱歌。

        “有一天伙伴们来到海上，共同渡过欢乐的时光，小船儿迎着海风破海浪，亲爱的朋友们要去远航。你看那海空多么晴朗，你看那海鸥自由飞翔，你看那划船的小伙子多么健壮，就像那真正的水手一样。……”

         随着时间的飞逝，歌词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那一首首美妙动听的歌曲，给我们的童年、少年生活增添多少欢乐，给我们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给我们带来多少梦幻和遐想。那时的我们就像一群无拘无束的快乐小鸟，在理想的天空自由地飞翔着。

         中学的生活开始了才不到一年时间，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开始了。从此，我们的生活轨迹，乃至我们的一切都彻底发生了改变。

         那真是一个荒唐的年代，教师不再教书，学生不再学习，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斗争” 、“革命”。 在那段时间里，同学之间也根据出身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派别和等级。在那个“血统论”猖獗的年代，某些出身所谓红五类家庭的同学趾高气扬，处处表现强势。而出身不好的人则受到歧视，甚至被谩骂、体罚。尽管当时我们都是刚升入中学的少年，思想还很不成熟，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那个特殊的学校，在那种人性扭曲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是这些仅仅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人的本性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很多事情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学生和老师斗，学生和学生斗，也许是尚在花季年龄的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人与人相斗的现象，使得弱小的心灵本能地去思考人性善恶的问题，我们用自己的心去感悟着，思索着。就是在那时，我注意到简。尽管她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她从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不欺弱惧强。我看中她为人处事的正直、有主见和理性，也欣赏她性格中的不事张扬和清高脱俗。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往，往往需要有一种心灵的交流。有些人接触再多也只能是泛泛之交，而有些人不需太多语言却能体会到心灵的相通。我愿视那种彼此在思想上能够默契、能够平等相待、为人低调的人为自己的真心朋友。

        在没有明确的生活目的，没有任何生活希望的日子里，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选择了自己的方式－静观，将自己置身于运动之外。这也许是一种消极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别无选择，更何况当时的我们才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我和简都成了文革的逍遥派。

         在生活中我们寻找着乐趣。1967年，运动已不像初期那样疯狂，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去学校参加学习。每天早上我们到学校读一会儿《人民日报》社论，便无事可做了。当时北京各大剧场经常有中央直属文艺团体的演出，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每人都有一张公共电汽车月票，就经常跑去工人体育馆、展览馆剧场、北京体育馆等场所去看演出。那时的演出都是非营利性的，很多中央直属文艺团体参加演出，门票在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内部发给观点相同的派系。剧场门口收票的人往往都是各组织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从来都没有票，就凭着校徽，和收票的人说我们很想进去看演出。有时收票的人会问我们是哪一派的，我们就如实说是逍遥派，收票人看我们都是十几岁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又来自一所很好的中学，每次都会放我们进去。就这样，我们成了当时北京各种文艺演出的忠实观众。

         随着文化革命形势的趋于平稳，这种演出被革命样板戏取代了，免费赠票也变成了花钱买票。当时北京的一些学生中有一种崇尚经典艺术的潮流。尽管很多西方的经典艺术作品已经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毒草进行了批判，但私下里，仍受到人们的崇尚。我们也属于这一族，很喜欢交响乐、芭蕾舞、歌剧、多声部合唱等。在一起时谈话的内容很多是关于艺术的话题。我们到处搜集被批判的经典艺术作品的相关介绍文章，到旧画报上寻找那些经典芭蕾舞剧的剧照。在那只有样本戏占领舞台的年代，天桥剧场成了我们最为关注的地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几乎都能记下来，只要听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在那里演出的消息，我们一定会相约去排队买票观看，每次看完就会兴奋一段时间。

         很多事情真是不可思议，相互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能够那样奇妙地在同一个环境中达成平衡。那时的社会秩序从某个方面来说竟是那样安全。一年夏天，我和简商量到天津去玩。当时北京周边城市到北京办事的货车很多，都停在东华门大街的两侧。我们跑到东华门大街，找到从天津某工厂来北京拉钢材的大货车，请求司机捎带我们去天津。记得我们是坐在大货车的无篷后斗中，头顶上就是斜着固定在车架上的钢材，就这样一路到了天津。在路上，我们看着路边飞驶而过的街景和交错飞驰车辆，不时高兴地唱着歌。我们两、三个小女中学生长途搭车一点也没有担忧，没有害怕，和家里打了个招呼就去了，家里的大人也没有提出异议。到达天津的时候天色已黑，我们只好跑到天津火车站，在那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离开了火车站，开始了天津市内的旅游。一天的时间我们去了水上公园、劝业场及一些主要游乐的地方，临走时买了一些天津特色食品小吃，带给北京的家人。傍晚我们又设法搭乘回北京的汽车从天津返回北京。

        不久，毕业分配在即了。大家心里都有一种预感，我们要离开北京去农村插队落户了，这在当时是大势所趋。为了能在离开北京以前再看一次“十一”国庆游行，我们在最后一次游行彩排的那天夜里，一直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看完了整个彩排的全部过程。彩排结束后，我和简在漆黑的夜幕中沿着西长安街向西前行，到达西单路口时，才凌晨4点多钟。我们等候在西单十字路口，时而在便道上徘徊着，时而双臂支撑在人行道边的隔离栏杆上，等候着日出、天明，同时继续着那些永无休止的话题。天空逐渐显现出白色，马路对面早点铺的灯最先亮了，街上的行人逐渐多了起来，我们在那里直到等来回各自家的头班公共汽车。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呀：天将破晓，几个面带稚气的中学生站在十字街头，神态茫然，在期盼着……。这正是我们当时生活状况的写照。处在生活的交叉路口，可却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权利，只有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面对毕业分配，我们内心充满着矛盾，对未来有那么多的渴望、幻想，有时盼望着离开家，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试图去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适当位置，去更直接、更真切地了解社会的底层、探索人生的真谛；有时对北京又十分留恋，舍不得离开父母和亲人，舍不得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家。我们犹豫着、彷徨着。听说有去云南橡胶农场的分配名额，在我们心目中，云南是一个美丽而又神秘的地方。我们几次跑到位于王府井百货大楼南侧的云南农场驻京联络处了解情况，和来招收知青的工作人员攀谈，反复研究云南地图，搜集各种相关信息，对云南各地区的地理、自然状况甚至很多地名都非常熟悉。苍山、洱海、槟榔寨、橄榄坝、蝴蝶泉、……，这些美妙的地名诱惑着我们去编织着对未来的梦。

        在那个充满梦幻本该是无忧无愁年龄，我们就是这样，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讨论着那个年龄的人感兴趣的各种各样无穷尽的话题。从个人兴趣爱好，到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人生意义的探讨，无所不及，相互之间没有顾忌，没有隐私。我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生活着，少了些理想，多了些期盼，不知未来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终于，上山下乡的潮流把我和另一位同窗好友带离了我们出生并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带离了亲人和同学、朋友，带到了黑龙江的兴凯湖-那个被叫做北大荒、后来曾被我们称为第二故乡的地方。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到兴凯湖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是简寄来的。东北的冬天来得异常的早。十月，在北京还是百花盛开、凉风送爽的初秋时节，东北却已是树叶落尽、寒冬来临。下工后的傍晚，我和同去的好友穿着厚厚的冬衣，坐在兴凯湖畔。湖面上刮来的那近似凛冽的寒风不时吹打着我们的面侠，我们小心地展开简的来信。简在信中告诉我，在北京的火车站送别我们的那天，我妈妈是那样的悲伤。是的，那一年是我们家变化非常大的一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哥哥和我相继离开北京，一个去了江南，一个到了东北。妈妈也将于两个月后下放去河南五七干校。只剩下丝毫不会家务、只会读书工作的爸爸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在北京的家留守，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将会怎样渡过。一家人天南地北分散在四个地方，彼此相隔几千里地，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度团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那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大妹妹眼神就变得十分忧郁，人也变得异常懂事。妈妈下放河南后，她主动承担了带身患疾病的小妹妹的很多生活琐事，尽力替爸爸分担着日常家务，用她那弱小的肩膀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想到这些，我的心至今仍会掠过阵阵痛楚，会感到对她的一种歉疚。文化革命使得我们的家庭遭遇了巨大的变故，而在当时的中国，类似的变故又何止发生在我们一家。

        在兴凯湖的日子里，简一直和我们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我在信中向她介绍北大荒的情况，介绍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思想上的一些变化和感受。简在信中会介绍北京发生的各种事情，有中苏边界会谈的情况，有各种文艺演出的描述，还有对来访的外国文艺团体的介绍，文字仍然是那样客观、简洁。

        简在北京继续坚守着，最后被分配进了工厂。       

……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几年之后，我离开北大荒回北京读大学。接着简也考入北京大学。升入大学后的简性格发生了很多改变，活跃了很多。不仅学习非常优秀，还担当了学生干部，积极投入到学校的文艺、体育等各种活动中。

         青春期的人是少不了烦恼的。那时候，我每遇烦恼，总会想到简，会跑去向她倾诉，我对她有一种人格上的信赖。第一，我相信她不会把我的想法随便说给别人；第二，我也相信她会给我一些启示。每次她都会冷静地倾听，然后说出她的看法。她的回答总是充满对我想法的理解、甚至认同，同时几句话又能使你跳出你原有的思维模式，一下豁然开朗，她遇到问题总是那样客观、淡定，似乎有一种很超脱的东西。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简完成本科学业后继续在北大攻读硕士研究生，然后毕业留校，同时被送到美国继续学习。她在美国完成了的学业后，就定居在了那里，结婚、生子。

         数年后，我先生和我也到了美国。开始我和简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们都几度搬家，逐渐失去了彼此的信息。

         2005年我和我先生准备在感恩节的时候去芝加哥，简住在芝加哥。这些年中我与简只是在92年她回北京探亲时匆匆见过一面。我很希望利用这次去芝加哥的机会能与她见个面。那年9月我回北京探亲时，就想去简的父母家看望两位老人，并问清简的地址和电话。那天，我本来已经踏上了去她父母家的公共汽车，不巧半路上接到我妹妹的电话，说她好不容易有一点空闲时间，邀我一起去买东西，我只好临时改变行程。就在这之后的第二天晚上，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打电话来告诉我，简已经去世了，因为癌症。她身后留下一双儿女，更多的消息无从知晓。这个噩耗来的太突然了，以致我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承受它。简是什么时候走的？是什么疾患让她的生命之树在这正该旺盛，正该硕果累累的时候就提前枯萎了？以前我们不是总说，简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上，在我们几个好朋友中都是最顺利最幸运的吗，为什么这次命运没有再眷顾她？这些问题一直在缠绕着我，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为简在正该开始享受生活甘甜的时候而过早离去而感到惋惜，我的心在为她哭泣，……。

    我们相识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一个正常人的生命历程能有多少个三十多年。我们在一起渡过了那段多梦的青少年时期，一起经历了那些令人回味无穷的往事。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认同有那么多的相通之处，相互之间的友情如同姊妹一般。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这种友情就此定格了。

    三十多年的时间是那样的漫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曾经历多少磨难，又曾发生多少令人感怀的故事。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如花的岁月步入收获的季节。生活的风雨反复冲洗着我们的灵魂，艰辛和羁绊不断完善着我们的自身修养，使我们变得愈加理性、知性、有责任感。

        三十多年的时间又是那样的短暂，有如天上的云，地上的雨，转眼即逝。如今，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就像那秋天里一片飘落的树叶，越飘越远，就像一本已经翻阅过去的书本，成为了历史，只有时间还是那样刻板地遵循着它自身的规律，不停地向前、向前，……。

        一年以后，我再次回京探亲，特意跑到简的父母住的地方。没想到的是，这些年来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很多地方已经找不到过去的踪影。她家原来住的小区内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苏式楼房已经全部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漂亮的高层楼区拔地而起，以前的住户不知迁移到了什麽地方。后来又听到一个同学说，简的爸爸妈妈现在住在养老院里。他们怎样，生活得还好吗？我心中惦念着。我想，以后再回北京，我会去看望他们。

         我总觉得简没有走，她会永远在我的心中。

        后记：2009年金秋时节，我回北京探亲时，设法找到了简父母的电话。在国庆60年庆典的第二天，我去社会福利院里见到了两位老人。十多年没见，这两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苍老了许多。他们向我讲述了简生病去世的一些细节及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见到他们，我终于了却了这些年来的一个心愿，也希望此次见面能够带给两位老人一些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