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林里到处都充满着这些悦耳的声音。你突然高声叫喊，或者不小心弄出很大的声音来，刹那间所有的鸟儿停止了歌唱，森林顿时变得死一样寂静。

在茫茫无边的寂静中，我们先是错愕，然后感觉到惊恐，象泥塑似地呆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干受着死寂的惩罚。我们仰望着树梢，用乞求的眼神寻找那些受惊的鸟儿，等待它们重新欢唱起来。隔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有几分钟，十几分钟，终于有一只鸟开始叫了，声音很低，一声两声地试探着。然后又有一些声音加入进来。森林渐渐有了生气，有了灵气，有了勇气。最后，千万只鸟儿重新敞开喉咙，又是从前的太平盛世。

这只是自然界的一个样品。真正的天地失声，绝不会是这样几分钟，而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绝不会是一片山坡，一座森林，而是整个国家。

说几件天地失声的事情。


（二）
南宋朝廷迁都杭州就要满一百年的时候，宁宗皇帝突然驾崩。一直在等待继承皇位的太子是济国公赵竑。不过这个太子年轻气盛，缺少城府。他痛恨当时掌握大权的丞相史弥远，一心想在登基之后，除掉这个奸臣。所以平常生活起居，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要流放史弥远的意思。于是史弥远提前下手，从民间另外找回来一个赵姓青年，对外称是流落在民间的宋太祖的第十世裔孙，将他册封为王，放在那里作为备选。在新皇帝登基前夕，突然矫诏废去太子，把这个姓赵的年轻人拥戴为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宋理宗。真正的太子赵竑被封为济王，赶出都城到外乡去任职。后来又因为牵涉聚众谋反，被史弥远逼死于湖州。

整个这场篡位悲剧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济邸之冤"。一时间，朝野的文人士大夫议论汹汹。人们争相传唱这样的句子："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江湖诗人你也做诗，他也做诗，唱和之际不免语含讥刺，抨击史弥远败坏朝纲，弄权误国。史弥远听说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前去查封书坊，劈毁诗集刻版，将有关诗人逮捕下狱，流放到千里之外。并且让皇帝亲自下了一道诏，从此禁止朝野的文人士大夫写诗，哪怕风花雪月的诗也不行。

这一年，是公元一二二五年。

我没有考证过，这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诗禁。希望是，古老的中国不应该那么早就开始憎恨言论自由。我也希望不是，这种丑恶的诗禁，不应该首先发生在封建文化最鼎盛的唐宋时代。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的欲望渗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尤其宋代是诗歌的鼎盛时代，凡是有井水的地方，普通百姓都喜欢诗歌，都能够吟唱名家之作，连市井中的老年妇女也不例外。你能够想象这样一个诗的国度，竟然会有人专制到不准做诗么？多么荒唐的禁令。

还有，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查封出版社（书坊）的文化专制行为，开了暴政恶例的先河。中国的商业书坊大概出现于北宋前后，到南宋初才开始逐渐繁荣，勉强也不过一两百年的历史吧。这样一个年轻的文化行业，刚刚出现在民间，就有人前来贴封条了。

整整十年，天下没有诗人的歌唱。整整十年。从理宗宝庆初年（公元1225年），直到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史弥远死后的第二年。要知道，读者，那可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黄金时代。无声的十年。


（三）
第二个天地失声的案例是一段七年空白，没有颂经声，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时间是，公元四四六年到四五二年。

那个时候中国的北方，正由鲜卑人统治着。至高无上的君王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南北朝时代是佛教最鼎盛的时候。当时天下虽然分裂，彼此不相往来，但佛教却不分南北盛行于各地，成为中土的天下第一教。南朝的佛寺、佛塔、佛窟多得不计其数，仅建康（今天的南京）一个地方，佛寺就超过五百多座，穷极宏丽。这些大大小小的佛寺、佛塔、佛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苍生对佛祖的无比虔诚。

这场浩劫来得非常突然。起因是因为寺庙沙门收藏武器。太武帝拓拔焘登基后的二十二年，西部胡人盖吴率领各部落起兵造反。太武帝率大军亲征，陆续讨平了各地的叛军。第二年，北魏大军开进长安城。太武帝无意中从一所寺庙里搜出了大量兵器，于是勃然大怒，断定寺庙和尚与叛军暗中勾结，欲图谋反。下令将佛寺中所有的僧人全部诛杀。

有个叫崔浩的大臣乘机劝太武帝借此为由，杀尽天下所有的沙门僧侣，将各地所有的佛教经像全部毁灭。太武帝本来就仇恨佛教，对佛教如此盛行早就耿耿于怀，盛怒之下，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

公元446年的春天，中国佛教徒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血腥劫难，就这样降临了。太武帝正式颁布残忍的《灭佛诏》，诛杀长安城内的所有僧尼。同时下令全国各地按照长安城的处置办法，灭佛，杀僧，毁寺。诏书说：要实行彻底的剿灭政策，从根本上消灭其影响。从今以后，凡是敢继续供奉释迦牟尼佛者，以及敢于收藏佛教的菩萨像者，一律满门抄斩。各地各级官府和驻军接到诏书之后，立即行动，对所有的浮屠造像、民间收藏的佛经，通通打烂焚烧。寺庙中的僧尼不论年幼年长，全部抓捕到案，活埋处理。

这场血腥暴行的始作俑者崔浩，后来受到了同样残忍的报应。五年后，他因修史书被满门灭族，临刑前囚于木笼之中，被数十名卫士用粪便淋头，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据说历史上大臣被戮辱者，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这个崔浩更惨。

佛教是天底下最温和善良的宗教。它从来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从来没有号召它的信徒使用暴力，去参加宗教征伐。可是，它传进中土之后，却多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不是被别人，恰恰是被天底下最温和善良的东方民族。在这些毁灭性的打击中，又没有哪一次象这场浩劫来得如此血腥。

多么悲惨的七年！灭佛，杀僧，毁寺，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上。佛教没有为世人带来幸福，却为它的信徒带来这样的灭顶之灾。地上的佛被推倒，被砸烂，被践踏，淹没在僧侣的血泊之中；天上的佛在哭泣，为成千上万无辜的百姓，也为那愚蠢凶残的暴君。


（四）
还有一段十年的空白，没有任何自由的声音。我敢向历史作证，我的同龄人和父辈都可以站出来向历史作证，这场罪恶浩劫是两千年来最酷烈、最疯狂、最大规模的迫害公民事件。时间是，公元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

无论政府官员还是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教师，纷纷被打倒，被践踏，被驱逐去集体劳改，被剥夺掉了一切人身自由。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在劫难逃，整个民族都淹没在血泊中。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第一次遭遇到这样彻底的颠覆。没有声音。在那个十年中，不仅自由吟诗被禁止，自由信仰被禁止，自由出版被禁止，甚至于自由说话、自由行动、自由唱戏、自由跳舞、自由穿戴也被完全禁止，几乎一切出于人类天性的声音都被扼杀。

谁也不应该忘记，谁也没有权利忘记。在那个默片时代，有多少知识分子含恨自尽，多少政府官员被批斗凌辱，多少家庭被活活拆散，多少书籍被焚毁，多少文物被砸烂，多少古迹被破坏，多少佛寺被关闭。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们都不再愿意提起那一段恐怖年代，不再愿意追问究竟谁该下地狱。好象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好象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谁也没有受到伤害过。

我们怎么了？我无法理解。这样规模的罪恶乱世，应该被千人诅咒，万人诅咒，应该有一千个杜甫来作最悲伤的哭泣，应该有一万个司马迁来作最详细的记载。它值得我们的子孙用千百年的时间，来咀嚼回味。

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为红卫兵暴行作辩护，还有人津津乐道地回味着知青岁月的别样幸福，许多娱乐休闲场所为了吸引顾客，大唱文化大革命歌曲，大跳忠字舞。文革时代的像章、语录、画像变得炙手可热，人们争相把那些乱世的狂言疯语当作有趣的记忆来欣赏。我感到恶心。那每一首歌都践踏过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每一段旋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我们真的就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政府与世界的正义力量一起，到处追捕纳粹残余，将他们一一绳之以法。一切纳粹的东西都被法律禁止。人们见到纳粹的画像和旗帜，会感到无比恶心。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会这样无耻麻木？

没有假如。我多么渴望有一个假如。

假如我有权力编写国家统一教材，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这场罪恶历史，永远写进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让我们的后人世世代代不忘记这个惨痛教训。假如我有皇帝那样的权力封禅泰山，我一定要在泰山上立下巨大的耻辱碑，或者摩崖勒石，深深刻下这段民族劫难始末，昭告后人再也不要重蹈这样的覆辙。假如我有权力为国家修订法律作提案，我一定要提议，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天定为国耻日，让每年的那一天哀笛长鸣。

我相信，我们的子孙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他们早晚要前来查证这场浩劫。查证究竟死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财产，造成了多少起冤狱，烧掉了多少册书，流放了多少知识分子，究竟谁该为此下地狱。就象我们现在追究南北朝、宋朝的罪孽一样。


（五）
除了诗禁和佛禁之外，我们民族还遭遇过各种各样的书禁、乐禁、党禁、报禁、影禁。这些暴虐伤害了人类美好的天性，剥夺了鸟儿歌唱的自由。

我相信，鸟类也许没有思想，但它们一定痛恨被人惊吓，被人无端剥夺尽情欢唱的权力。如果鸟类有能力，它们一定会群起攻击游人，拒绝让人类闯进来。在它们的乌托邦里，森林本来平等地属于所有的生命，凤凰可以歌唱，麻雀也可以歌唱。百灵可以歌唱，乌鸦也可以歌唱。喜鹊、斑鸠、伯劳、黄莺、山雀、松鸦、杜鹃、秧鸡、八哥、蓝雀、灰鹤、鹦鹉、云雀、鹧鸪……都需要歌唱。并不因为它们的声音是否悦耳动听，而被鼓励，或者被禁止。更不因为相互之间的高低贵贱，美丽丑陋，而被强迫发出同一种声音。自由唱歌是鸟类的天性。有了这些不同的声音，大自然才显得这样的妩媚生动，参差多态。

人呢？想想我们人类自己。人比鸟类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倾诉，更需要自由自在地歌唱表达，为什么却一点也不懂得相互尊重？再完美的思想，也没有权利强行去消灭别人的渺小思想。再美好的愿望，也不能强行取代别人的平凡愿望。再悦耳动听的歌声，也没有权力强迫天下所有的歌喉，都只发出这一种声音。黑格尔说："人应当尊重自己，应该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他的意思是，人不应该把自己当作畜生。我的想法有点不同，尊重自己，首先不要忘记尊重别人，因为尊重别人同时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否则，我们什么也不配。

历史不能没有声音。一个号称伟大的东方民族，不能没有声音。为了声音，我们必须相互提醒，好自为之。不要再让天地失声，不要再让我们民族失声。

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