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名博

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之后，车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包里，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找谁，直到传达室的人来询问，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编辑室。

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问他：“您要出什么书？”

他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没听说过。”小姑娘摇摇头。

“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问。

“两百多万。”车洪才答道。

她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

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车洪才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结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

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

车洪才先生

被人遗忘的词典

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抽屉，“往外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写满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

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30多年里积攒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

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点耳背的老先生，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字典的存在。

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编辑孙敦汉已经80多岁，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个词典，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当时没有规定期限，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

在他的记忆里后来又开过很多次辞书会议，有的词典又分给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刚结束也比较混乱，加上两人工作调动的原因，“就渐渐没了联系，出版社也就忘了这回事。”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

“除了这些人，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

“我不着急，这都等了30多年了。”车洪才说，“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

天降大任

年轻时的车洪才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

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

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语言，培养了两批学生，然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那时候国家对非通用语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调来调去。”他说道。

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文革”后期，辞书市场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收词也非常少。

“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

“我们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劲，想要把这个事做好。”张敏说。

车洪才刚接手词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可以流传后世的那种”。他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两三年之内”。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小宋爸爸是戏剧学校的领导，小时候抄过戏文，所以他的字也写得很工整。那真是一丝不苟地写字。”车洪才感叹。

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在“文革”的时候外文印刷厂排过一本普什图语毛主席语录，有现成的刻好的铅字，直接就可以拿来用。

但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陷入恶化。

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

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领导从没来看过他们，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

为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而整理的十万张卡片中的一部分

命运不受支配

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像针扎一样”。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

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车洪才说。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

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这一干就是5年，“赵忠祥都曾是这个班的一员。”

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还要在当地学开车，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

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

车洪才当时就疯了，“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我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认识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他很伤心，卡片装在箱子里，他都不愿再看箱子一眼。

普什图语字母表

1992年4月，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没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

回国之后，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遗忘了。“档案里都没这段了，”夫人学平说，“那段时间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没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续

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

这时候，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他偶尔会在课堂上提到那本没编完的词典，还有锁在箱子里的卡片，学生们都很惊讶，觉得“不编完可惜了”。

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在甘肃，一个阿富汗人贩卖鹰隼，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还专门从北京调了他的一个学生过去翻译；而一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频道工作多年的领导，刚下飞机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请他帮忙，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表格。

这让他决心把词典编完。

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闲暇之后，已经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有前列腺炎，说最近还要再检查检查。我说不要紧，离死还早着呢，坚持把这个干出来。”

“反正也没事。”张敏乐呵呵的，“就是想给自己总结总结。”他现在需要把过去总结的词条重新校对一遍，还要往里面添加新的词汇。

当年的车洪才和张敏

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他们必须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张敏不太会用电脑，这事由车洪才来做。

一开始总是出事故，不是忘记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

他还让儿子车然公司的员工帮忙，那时候刚好金融危机，员工闲着没事，4台电脑五六个员工轮流输入。“他们主要输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得他自己输，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嫌人家错误率高。”车然说。

又花了4年多的时间，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落定。

他拿做外交和做词典比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词典的累不一样。搞词典需要一种韧劲，一种不断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动摇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松，我干嘛要这么费劲，不干了，也就放下了。”他说，“从个人来讲，我更愿意搞词典，它有更长远的影响。外交工作我能做，别人也能做，但是词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编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编的。”

他另一个编词典的同伴宋强民2000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韦力听说了他又重新编写词典的事，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出版如果需要钱，“我赞助！”她觉得丈夫一辈子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没有白活。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务印书馆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去，他洗好了头，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这样显得精神，搭着公交就来了。儿子的担忧也并没有出现，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

2015年恰逢中阿建交六十周年，这本辞典顺利列入庆祝项目。

2月9日，承载着国家使命、耗时36个春秋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终于问世了。

车洪才说，按照合同规定，每千字稿酬80元，总共我们将获得稿酬大约十几万元。很多人问我值不值？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能把普什图语带到中国，以78岁高龄编成第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很满足，心里很踏实，这就值了。

张敏也很豁达，打趣说，现在人家出书都要自己掏钱，没跟咱们要钱就行了。

车洪才先生接受阿富汗加尼总统授勋并向其赠送《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把词典编完，车洪才想该养老了，没想到商务印书馆又给了个任务，编译《普什图语汉语精选辞典》。“我说我年龄太大，不好接受了。他们说，车老师，要是你不接受，这本词典20年以后也出不来啊！”

“我和张敏商量，那试试吧。看来人世大义无穷期啊！”车洪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