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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篇文章讲清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恩恩怨怨 (ZT)

(2016-11-28 12:53:40) 下一个

长征路线图

  以下文字据2016年9月10日三联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现场实录整理。主讲人刘统,1951年生,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

  刘统说,现在谈起长征,主要是从历史传统讲的,一般都是高度赞扬长征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其实红军长征在历史上首先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有许多是谈到长征的,他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

  红军为什么长征?长征的路线又是怎么决策出来的?长征期间共产党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练?刘统的这个讲座,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文章虽长,但是非常值得一读。


长征为何绕来绕去

  长征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当家,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大搬家、大逃跑。红军经过湘江之战之后,一下损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层内部开始了争论,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博古、李德下来,张闻天、毛泽东上位,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新的三人领导机构。

  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有了变化,开始变得机动灵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了,还谈什么革命?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求生存,所以行军路线才会那样地绕来绕去。就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雪山那边的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红一方面军来说,这是绝处逢生,疲惫之师一下鼓足了勇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了。

  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兄弟般的迎接,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拿出了粮食、皮袄等各种各样的礼物来慰问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觉得非常温暖,大家都感觉到这是长征中的一大胜利,好像是过节一样。

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别人都那么高兴,怎么成了毛泽东最黑暗的时刻呢?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依仗着在党内的资历和权威,最重要的是他手里的人、枪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还要多得多。张国焘在会师之后提出,两大主力会师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问题是谁指挥谁?张国焘说,当然我指挥你了,你们还剩下几个人了?毛泽东就躲避、回避这个问题,不肯把权力交给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就摊牌了,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看你怎么办?

  中央对张国焘束手无策,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央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红军消耗尽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当时全军处于饥饿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案,“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咱们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是总政委也得听政治局的。这样的话,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之后,他的权力欲望得到了满足。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咱们要北上,过草地。毛泽东又生一计,说草地人烟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十万大军哪儿能一块行动呢?咱们还是兵分两路吧,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陪着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也不知道是计策,于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就分家,催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

  ▲ 若尔盖草地

  草地是当时从松潘到若尔盖的一大片沼泽区,红军为什么要过草地?明明知道草地是死亡之地,为什么还要从那儿走?没人想过草地,红军一开始的愿望当时是打开松潘城,当时想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从松潘过草地,从松潘到九寨沟,上了雪宝顶,就到了今天秦岭的通道了。

  原来中央想的是挺好的,从松潘过草地。但是松潘城是川西北的军事要塞,城墙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后修的,到今天城墙还非常坚固。守城的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著名将领胡宗南,胡宗南当时率领一个师在守松潘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联合进攻松潘城,结果没想到胡宗南坚守不退。红军长征的时候翻山越岭,把所有的炮都扔光了,就剩下轻武器,这个松潘城,这么厚的城墙怎么爬得上去?结果红军就包围松潘城,盼着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后一直饿到松潘城里面的粮食都没有了,胡宗南一天只让他的士兵喝一顿稀粥,也还是坚持不退。红军一看没办法了,松潘打不下来了,九寨沟、黄龙都过不去了,没办法才调头转向了草地。

  红军的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之下,当时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一起过草地。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是最悲惨的一幕。我们看当年的记载,红军右路军过草地一共走了七天,怎么能造成那么大量的死亡?今天去草地一看,那个地方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在红军长征所有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人写到景色,写的都是饥饿和痛苦。我们现在气候转暖,草地中的沼泽地大量消失,都变成干地了,但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气温还非常低,植被非常茂盛,湿地非常的大。所以红军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我们今天去旅游,到若尔盖草地一看,到处像一片绿毯一样,一望无边的大草地,真美啊,但是人人都有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恶心、头晕得厉害。车继续往前开,开到了海拔2500米的拉卜楞寺,大伙儿的高原病一下都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草地的海拔高度,在那么缺氧的情况下,红军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儿!

  第二,草地昼夜温差非常大,气候变化无常,白天阳光普照,但是一会儿乌云来了就是一阵冰雹,狂风暴雨,让人找不着东南西北。红军在草地的七天中,整整五天是露营。你想,他们走了一整天,晚上又高原缺氧又低温又饥饿,露营的时候,突然来一场狂风暴雨,冰雹打在身上,暴雨打在身上,简直是痛苦不堪。

  在草地露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点起一堆柴火来,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所以当时红军这些干部说,就是拼着徒步走,我也得让我的马驮上二三十斤干柴,这样我露营的时候才能点起篝火来。但是,点篝火也非常不容易,读红军写的回忆录,像罗荣桓这样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红军总政治部的干部,晚上露营的时候点火,别的工农干部都会吹火,一会儿把一堆火吹着了,结果这些知识分子到这个时候反而显得非常笨拙,吹得一脸的黑烟,火就是点不起来,比别人要晚一两个钟头,他们才拼命点着这堆火。可见在草地那个环境,人最原始的野外生存能力胜过任何知识,什么学历、什么知识到那儿都不管用,先学会点火。

  第三,就是饥饿。我们知道两个月的时间,红军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一口袋,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在那些夜晚,能够煮一些糌粑糊糊、青稞糊糊,都是最好的享受。缺氧、低温、饥饿、高原,这些对红军来说都是无形的杀手。红军怎么能够在这些沼泽地里一步一步地迈过去?有很多同志当时就是凭那么一口气,这口气一松,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也是夏天到的草地,开着吉普车,下来以后在草地上感受感受,在开车的过程中还遇到几次暴雨、冰雹,我们就想到当年那些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风餐露宿的红军,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有一次张爱萍的女儿张小爱跟着一群红二代去考察,过草地之后,有人就问张小爱,如果当年你跟红军一起过草地,你会怎么样?张小爱非常认真地说,我一定死了,一定活不成,因为我感到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能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由此可以想见,对过草地,红军的回忆都是非常痛苦的,当时是非常饥饿难熬的。好不容易出了草地,到了若尔盖的巴西,红军终于住进了房子,像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住进了喇叭庙,普通的红军战士能有牛屎房子住就很满意了。住在房子里的感觉真好啊,比露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 草地行军(黄镇画)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个时候,毛泽东催着张国焘赶快率领左路军北上。说句老实话,张国焘那会儿非常犹豫,因为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呢,队伍往哪儿去呢?中央当时说,张总政委带队伍北上,我们去川陕甘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想,怎么建川陕甘呢,你们这帮留苏的不就是想往往苏联跑吗?我这几万人都是四川兵,我带他们去黄土高原他们能跟着我走吗?结果张国焘一犹豫,阿坝一带突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没有河流,阿坝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儿深不知道哪儿浅。张国焘一看,这怎么过去呢,粮食又快没了。张国焘下定决心,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讲话,张国焘振臂一呼,我们不北上,我们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张国焘手下的四川兵一听说要回老家,一个个欢呼跳跃。后来说这是错误路线,但是当时红四上上下下都赞成。

  结果张国焘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茫茫草地过不来了,粮食又没有了,痛苦如死,干脆我们南下吧。毛泽东一听,焦急万分,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国焘,你一定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一定要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跑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秘密,说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发了一封密电,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是草地分裂的一个关键,这封电报究竟有没有,从哪儿来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草地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张国焘的这封密电,依据的是毛泽东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建国后80年代修战史,我们就找这封密电。到中央档案馆找所有的电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央的电报一封都没丢,当时在草地、雪山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地节约纸,用这么窄的一条一条的纸,用最小的字在上面写电报原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的电报都在,唯独就没有9月9日的所谓密电。这些话,毛泽东在的时候,没人提出异议。

  后来叶帅也没了,徐帅多活了几年。到了1988年,徐帅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个谈话,说没有这封电报,我没看见过。结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没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有。谁见过?谁也没见过。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帮倒忙的少将,叫吕黎平。吕黎平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他在这里伪造了一封张国焘密电的全文,说张国焘这封电报是他当年在红军总部看见的,上面写着:“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陕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如果中央北上,不同意南下……武力解决中央……”不用别人看,这封电报我一看都知道是伪造的,因为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里,从来都是“弟如何如何”,从来不会说“余如何如何”,张国焘电文里面没有一封称“余”的,都是“弟怎么样”,“兄长们你们认为如何如何”。第二,党的电报是有级别的,最低级的叫“秘密”,然后叫“机密”,然后叫“绝密”,最高的一层叫“指人译”,指定人翻译。指人译的电报谁有电码本呢?就是张国焘有一个,陈昌浩有一个,他们两个人才能互译电报。叶帅能看见密电?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堆电码,根本译不出来。张国焘当年的电台主任,后来在湖北省当副省长叫宋侃夫,宋侃夫就教训吕黎平,“你懂不懂红军的规矩,红军的电报机要室是你这样的小兵能进去的吗?这些电报你还能背得出来啊?”所以这个账越弄越糊涂。

  我们不纠缠这些问题,我们只看结果。在那一天、那个时刻,毛泽东绝对相信有这回事。毛泽东就让叶剑英先回去,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争取徐向前和陈昌浩。他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呀?陈昌浩是“二十八个半”,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干将。陈昌浩就说,主席,总政委指挥红军,我们就得服从总政委,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把毛泽东一个钉子碰回过去了。毛泽东再找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认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徐向前说得很委婉,主席,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就别再分开了!徐向前还是要南下。毛泽东在徐向前、陈昌浩那儿碰了两个钉子。

  回来怎么办?毛泽东一咬牙,想了一个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开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陈昌浩敢不跟着中央走?这样当天夜里中央机关,还有一、三军团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过就走了20里地,天亮就宿营了。天一亮,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打电话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司令部,说中央扔下我们先逃跑了,我们追不追,怎么办?陈昌浩破口大骂,中央怎么背信弃义,扔下我们,不要我们了!徐向前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红四参谋长李特咽不下这口气,李特说,我去,我把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追回来。于是李特带上了几十个骑兵,骑着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后,就高喊,说四方面军同志跟我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人北上逃跑!结果彭德怀大骂,毙了你这个混蛋,李特跟彭德怀差点就打起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洋顾问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把搂住李特,让李特抽不出枪来。毛泽东就对李特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们走,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诉你,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 俄界会议会址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个藏族小村子,开了一个会。俄界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洞里开的。当时毛泽东非常得愤怒、伤心,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危机,分裂的人就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现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我们还是得北上,我们先要通过一个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干部要严格保密。

  这次俄界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还是要坚持北上,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就进入了甘肃。第一个障碍就是甘肃和四川的交界——腊子口。腊子口现在因为开了公路,把山劈开了,当年的腊子口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峡谷,甘肃的军阀设了一圈碉堡在那儿,红军正面攻不动,红军的先头部队找人攀岩,爬上了高山,绕到了腊子口的背后,向甘肃的军队发起了攻击。这一夹击,把甘肃的军队打跑了,于是红军就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之后,又爬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叫铁梁子。

  我们去腊子口的时候,是从甘肃方向走下山路去的铁梁子,到腊子口看一看。这个下山子路,我们的吉普车都开了半个小时,回程的时候吉普车往山上开,我在想,从草地出来饿成鬼的红军,当时是怎么有力气爬上了腊子山,爬到了铁梁子的山顶的?到了陇东高原,就到了一个回族人的小镇子,吴起镇。黄镇到了吴起镇就画了一幅画,出了番民区域,终于见到汉人了,真是高兴极了!语言通了,开始有老百姓跟他们说话了。

  结果红军来到一个小镇子——哈达铺。我前些年去哈达铺,这个地方是甘肃甘南特产当归的集散地,我们知道甘肃出中药当归,哈达铺是当归的交易中心,明清古街上的一百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这个镇子比较有钱。红军到了这个地方,终于有饭吃了,花钱,杀鸡、宰羊,吃顿饱饭,在草地真是饿坏了。红军政治部给战士发了一个大洋,让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饱。邓小平等人的回忆录里说,坐在回族人家里的炕上,奇怪这个炕怎么烫屁股,这么暖和?弄了半天这是北方人的炕,在炕上美美地吃了一顿辣子鸡丁,真是解馋。

  我到哈达铺的镇子上,他们当地的特产是锅盔,这么厚这么圆的大烧饼,一斤一个。当年的小战士到处买吃的。一个小战士一下吃了三个锅盔,吃完三个锅盔以后不能动了,这怎么办?问连长。连长说,你一口水也不许喝,今天晚上不许睡觉,就在院子里给我走,走到什么时候消化下去了再说。这个小战士听了话,最重要的是没喝水,就没有胀死。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终于可以买到粮食了,那匹战马跟着他走了两万多里地,过草地饿得皮包骨头了,林老说,我得好好犒劳犒劳我的马。买了一口袋麦子,20多斤。这个马饿的,把麦子全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撑死了。

  红军到了哈达铺,有了饭吃,毛泽东最着急的是看报纸。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几个月,报纸都看不着,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于是就让红军战士砸开了小邮局,把小邮局里边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搬出来,各位领导每人分一摞报纸,分头看。就在哈达铺这儿,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他们终于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消息,叶帅当时非常高兴,跟彭德怀说,老彭你看,陕北有苏区、有红军啊!彭德怀看也不看,把报纸抓过来,找毛泽东汇报去了。叶帅心里就想,这个老彭是个粗人,但他粗中有细,他抢功的动作比我快多了!

  ▲哈达铺邮局

  走到了哈达铺,毛泽东和中央才知道有陕北,有刘志丹,这就叫“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走到这儿就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当时非常痛苦的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终于看到了队伍的归宿和落脚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搞整编,把一、三军团合并整编成“陕甘支队”,带着不到万人的队伍,翻过六盘山去陕北跟刘志丹会合。

  陕北在这个时候呢,也处在一个麻烦之中。陕北原来是刘志丹的地盘,刘志丹带着高岗、习仲勋在陕北的几个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过了没多久,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最先长征到达了陕北,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看陕北这些人不顺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来,肃反。他们说陕北红军的成分很复杂,于是政治保卫局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当时刘志丹他们都觉得自己马上就快完了。

  军长徐海东是工人出身,原来是烧窑的,非常淳朴,他跟程子华也在当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说毛泽东余部正在向陕北行进,如何如何。徐海东就跟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快来了,咱们去接中央去吧!程子华就犹豫,你说中央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咱们要是挪动了,咱们这块地盘都保不住了,还是等着中央来联络咱们吧。徐海东一想,也就这样吧。有一天,徐海东跟杨虎城的部队正在作战,突然来了一匹马,一个通讯员,说军长、军长,中央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着你去。徐海东一听,中央来了,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最后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徐海东说,毛泽东当时面色又灰又黄,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但是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得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中央对我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把红二十五军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的感动,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地来接中央,表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把他手里的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泽东后来感动地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在抗战后期得了肺病,于是退出了领导岗位,整个解放战争他都没有参加,都在大连的苏联红军疗养院养病,解放后继续养病,到了1955年授衔,毛泽东特地关照徐海东,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在职的粟裕总参谋长。元帅和大将不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每一个位置都有特殊的定义,徐海东大将排名第二。徐海东自己真是过意不去,他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这么多年都没工作了,授我大将太高了,我受之有愧。毛泽东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不高也不低,正好。徐海东被授予大将以后继续养病,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里多少人受到了冲击,徐海东因为是高岗、刘志丹的老同事,所以也受到了冷落。196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九大”,中共九大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不正常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都靠边了,一大批造反派、工农兵进入了九大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但是在“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徐海东,于是说,邀请徐海东同志来出席“九大”的开幕式,“九大”的主席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团成员就了位,有一位代表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坐在主席台的过道上,这一位就是徐海东。谁说毛泽东只会整人?毛泽东很有感恩之心,徐海东陕北会师,他是终生铭记的。

  毛泽东带着队伍北上了,张国焘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就一万人吗,能成什么气候?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会合,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卓木碉在哪儿呢?地图上没这个名字,有一年我跟着四川的同志到了马尔康,找党史办的同志说,你领我们到卓木碉看看。开着车从马尔康出来走国道,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叫松岗的地方,我说难怪卓木碉会议又叫松岗会议。到松岗以后离开国道,转弯进简易沙石公路,又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藏族乡叫“脚木足”,藏语一念叫“卓木碉”,于是写了三个字叫卓木碉,其实地图上是脚木足。再往里开就是土路了,蜿蜿蜒蜒地开到了一个寨子叫白沙寨,白沙寨有一个清朝的碉房。从白沙寨子再顺着土路往山顶上开,山顶上有一个喇嘛庙,这喇嘛庙刚刚修葺一新,但是没挂文物牌子。我跟喇嘛说,老师傅,我是红军的后代,重走长征路来啦。喇嘛冷笑地一说,你是张国焘的后代吧。

  就在这个喇嘛庙里,张国焘召开了另立中央的会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中共党籍,他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张国焘自己拟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这次卓木碉会议上,红四的干部是一致拥护,而且大骂中央。我们说红四的干部在这一天是欠了中央一笔账。当时在张国焘的淫威之下,左路军的红军干部纷纷倒戈,这些倒戈的人,毛泽东都把他们记录在案。在场能够坚持立场的只有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能载入史册的。朱老总当时气急了,一看张国焘人多势众,他也不能跟张国焘翻脸,只能说,国焘你这个不能干啊,我们朱毛是分不开的。张国焘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干将,特别要指出两个人,一个李特、一个黄超,他们两个人骂朱德,你个老乌龟,给我滚!朱德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张国焘当时成立了第二中央,给陕北发了一封电报,我这儿叫中央了,你们那儿叫中共中央北方局,听我的指挥。电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气得发抖,但是束手无策,谁让人家人多枪多呢。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结果张国焘南下失败了。张国焘带着队伍又冲出了二郎山,想进入成都平原。川军他们,你要是路过,就放你一马,像在泸定桥,红军过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来抢地盘,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团结的川军也团结了,于是川军在二郎山的出口,宝兴、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张国焘军队战斗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说,双方拿大刀拼了个你死我活。但是红四方面军打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也饿坏了,没有战斗力了。张国焘被迫把队伍又拉回了川西北,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这时候张国焘就茫然了,怎么办呢?跟陕北都翻脸了,我这儿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张国焘这个人,到这个时候就动摇了,后悔了,彷徨了。

  对陕北中央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从苏联回来了一个人,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当时化名叫张浩。因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苏区长征后一路翻山越岭,跟上海失去了电报联系,跟共产国际也就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到底怎么回事?共产国际就派林育英回到中国来接关系,林育英把密码本全背到脑子里,装成一个商人,从苏联进外蒙,从外蒙进内蒙,然后到了陕北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毛泽东、张闻天一看苏联回来人了,简直如获至宝,于是跟林育英把他们与张国焘分裂斗争的情况都说了,请林育英帮一个忙,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调解一、四方面军的矛盾。林育英决定帮毛泽东、张闻天这个忙,于是发电报给张国焘,假称是共产国际派来调解你们之间矛盾的,你们应该以团结为重如何如何。张国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一说撤你,你就当不成中央了,那是有组织关系的。所以张国焘赶紧回电报说,兄弟也是急谋统一,我同意,把伪中央废了,等着红二方面军来之后,再一起北上会师。张浩(林育英)在这个关键时刻弥合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调解了张国焘和中央的矛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这样的话,张国焘就等着红二方面军来,再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很特殊的队伍,任弼时、萧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贺龙会合了,原来他们还想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听说红一、红四都走了,他们也奉命长征,当时接的是张国焘的电报,让他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行动了,可怎么走呢?从湖南进了贵州,走哪条路呢?到了黄平一带,一个很偶然机会抓住了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是个英国出生的瑞士人,在镇远、黄平那一带传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红军抓住这个薄复礼太高兴了,一肉票来了。抓住伯复礼以后,让他给教会写信,拿十万大洋来赎。他当时大叫,我根本不值这些钱,你们杀了我算了,我们教会也没有钱。红军就押着传教士还有土豪行军。我们说红二方面军是一支很传奇的队伍,一路行军,拿一条绳牵着土豪和传教士,到了宿营地,中间商就来了谈价钱,多少钱能放人?谈完价钱以后再骑着马找家主,家主拿钱来赎人,没钱就继续往前走。教会哪儿有钱,本来就艰苦的不得了。结果走到了黄平的旧州镇,这儿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法文的贵州省全图。所以说,传教士来中国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们都有搜集情报的任务。比如说,看当地的矿产,看当地的基本情况,还要勘测、绘图,那些传教士一个个都跟百科学者似的。萧克一看见这张贵州省全图,非常高兴,问谁懂法文?薄复礼说,我懂法文。萧克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张地图。薄复礼在回忆录中说,我看着萧克的这张脸,他只有20多岁,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长途行军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们信仰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我行善事儿,帮他这个忙。于是萧克举着油灯,薄复礼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画这些地名,干了一宿,红军就有了这么一张贵州省全图。靠着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进入了云南,最后再北上甘孜,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 薄复礼

  薄复礼待遇就好转了。到了昆明附近,萧克和王震请他吃饭,说,我们经过这两三个月考验,发现你不是坏人,我们决定放你回去。其实赎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几千大洋,付不了十万大洋。薄复礼就和红军分手,红军从元谋一带北上,薄复礼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他就变成英雄了,死里逃生,回到英国他也到处做演讲,教会给了他各种奖励。但这个人真是一个死心眼,他就是爱中国,他又回来了,又回到贵州传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国镇压反革命,所有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薄复礼也被赶出了中国。他到老挝继续传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写了一部书叫《上帝之手》,他在这部书里,描写了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薄复礼对红军可以说是充满了尊敬。后来中法建交,黄镇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萧克一看,这个人还活着呢,我一定要见他。差不多这个时候,薄复礼去世了,萧克让他秘书张国琦把这本书节译出来。这本书肯定是节译的,因为那本书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内容,写他在痛苦的时候,在被囚禁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救我的等等。节译之后,萧克作了一个很长的序。我去过黄平这个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给薄复礼做了一个塑像,感激他在长征中为红二方面军做的贡献。这是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事情。

  ▲ 薄复礼像

方向和路线决定一切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再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下充满了苦涩心情,你看毛泽东带着他的部下,过一次雪山,过一次草地,最先到达了陕北,他们还是正确路线;我们跟着张国焘北上,又南下回来了,再北上,我们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两倍的苦,还是错误路线。所以你看跟什么人,结果真是不一样。毛泽东后来总结了一句话,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方向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是如果方向路线错了,再多的人、枪,你再努力,最后也无济于事。

  张国焘带领着二、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陈昌浩他们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会师词,我们盼望着会师,眼睛都望穿了,我们就像犯了错的孩子,现在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多诚挚的感情!长征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一幕,一、二、四方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在陕甘宁会师了,中国革命可以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 张国焘、毛泽东在陕北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最高兴的是谁?是蒋介石。他心说你们三家到一块了,很好,给我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赶紧调兵遣将,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阎锡山,南边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马步青、马步芳,西北马鸿逵、马鸿宾。蒋介石对将领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消灭了共产党红军,我会带你们抗日的!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一共还剩下8万多人,要吃没吃,要枪没枪,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了17封信,一辈子的软话都在这个时候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呵,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我们红军都愿意追随蒋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还不知道你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非要消灭你不可。

  毛泽东一看求和无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条出路,命令彭德怀指挥红军,打宁夏,叫宁夏战役,又叫西征战役。党史上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先后进行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我们开学术会的时候外国学者问我们,你们长征为了什么呀?我说,为了北上抗日。外国人问,宁夏有日本人吗,你们干吗去啊?我一下答不出来了。宁夏战役当时就是打开一条从宁夏经内蒙去外蒙、去苏联的通道。实在不行,咱们带着队伍去苏联。但宁夏战役刚一打,毛泽东就感觉到不行,这条路不能走,共产党、红军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国了,那蒋介石不就一统天下了吗?中国历史还有共产党什么事儿?所以这条路不能走。

  第二条路,派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开辟河西走廊。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大的争议,许多红四粉在网上写文章,说毛泽东就是要黑红四方面军,特地把他们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张国焘的实力,他好掌大权。这种说法是非常阴谋论的。这个问题当年是双方都有关系的,第一,毛泽东跟红四方面军说,你们别来陕北,陕北根本养活不了你们这六万多人,哪儿有那么多粮食,你们还是在甘肃那儿开辟根据地吧。第二,徐向前、陈昌浩和一堆红四的将领也不敢来陕北,怕来了以后路线斗争,算他们卓木碉会议的老账。所以他们当时心里也揣着个兔子。这个时候中央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组织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远方,而且还说苏联在新疆准备了机枪、武器等着你们去拿,你们执行西路军的任务。当年红四方面军一听到这个任务以后兴高采烈,好啊,我们到了新疆,接收了苏联武器,我们又是红军老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四非常快地执行这一任务,过了黄河一路向西,当时马步芳只有两个师的兵力,才两万多人,哪抵得住六万多红四方面军啊,这个时候中央一个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许前进也不许后退。徐向前、陈昌浩非常不理解,从新疆拿了武器再回来不行吗?不行,哪有武器给你们呀?苏联的武器是给盛世才的,当时苏联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势力范围,跟红军有什么关系?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开一块地盘,建立一块根据地,就是留一条后路,如果陕甘宁待不住了,可能中央还要去投奔徐、陈。这是中央和毛泽东预留的一块活棋。

  那么这块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笼络张学良。张学良“九一八”丢了东北,让全国人民臭骂,现在来陕北“剿共”,又让全国人民臭骂,说张学良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张学良也很痛苦,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非常好奇,红军居然能走两万五千里,他问手下,你们谁能这么带队伍,我是没这个本事。于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产党秘密会面。共产党来的代表是周恩来和李克农,周一见到张学良,着实地把他捧了一顿,少帅真是年轻有才,您要领导抗日,我们共产党红军都听你的指挥云云。张学良一高兴,跟红军结盟,第一,给红军十万大洋,两万套棉衣棉裤,帮助部队过冬,解决燃眉之急;第二,我们互通情报的,谁也不打谁,建立秘密渠道的联系。

  这样中央又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多了一条活路。这个时候蒋介石到西安督战,领导各路军马准备向陕甘宁发起最后的攻击,毛泽东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绝密的电报,说如果蒋介石要进攻,你和杨虎城给我们让开一条缝,让我们带着红军从你们两个人中间南下,过秦岭,回徐海东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还待不住,我们再二次长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陈昌浩。所以你看毛泽东在当时是什么打算都做了,什么出路都想了,就是为了挽救即将被消灭的共产党和红军。

  张学良回封电报说,别着急,过几天形势可能还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共产党也不知道。于是张学良就去跟老蒋说,你看人家共产党都求饶了,服软了,接受你的改编了,把他们收编了不就完了吗?蒋介石勃然大怒,你这个毛孩子,你懂什么政治?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张学良少爷脾气来了,好你个老头子,不给我面子,我整你!张学良一怒之下,他个人发动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西安事变完全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事先跟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共产党做梦也想不到。结果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欢呼,好啊,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张学良你就组织抗日政府,我们共产党跟你合作,马上派周恩来同志骑马去西安,商量成立国防新政府的大计,蒋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里,杨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时诛之为上。杀!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真实心态,蒋介石把我们长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结果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社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虎视眈眈,张、杨两个军阀还在搞政变,还想篡位,你们不是乱臣贼子,谁是?全国的舆论一致声讨,张、杨显得非常孤立。过了三天,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说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张学良绝对当不了中国抗日领袖,你们只能联蒋抗日,不能联张抗日。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了,说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来,毛泽东气急败坏,在窑洞里走来走去,说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来我们让恩来那么说,现在反过来说,我们不是反复无常吗?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过去再错,这次确实说对了,张学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还是得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赶紧派人去追周恩来,把共产国际最新的情况通报给周恩来。

  过了半个月,周恩来终于到了西安,张学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听听周恩来的主意。但是周恩来不跟他谈,先去见蒋介石,说校长,我看您来了,只要校长同意停止内战,我们共产党和红军都愿意听你的指挥,共同抗日。蒋介石也是狼狈不堪,被扣了半个月了,宋美龄和端纳冒死从南京飞到了西安,见到蒋介石。宋美龄就说,你别“剿共”了,南京那边盼着你死、等着抢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蒋介石怎么办?他得先脱身呐。于是他跟周恩来说,恩来,只要你们听我的话,我可以停止内战。有了蒋介石这样一个表态,宋美龄就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开会,当今民族大义至上,我们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重新合作,联合抗日。这样的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绝对不像我们的电影里演的那样。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军坑了。西路军当时在张掖、武威这一带,既不进也不退,待了将近三个月。这三个月是冬天,我们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远看不见一个村子,地广人稀,这是非常贫困、荒凉的地方。来了六万红军,也是天天要吃饭,出现了跟在草地的时候一样的问题,军队跟回民争食。三个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儿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给占了。怎么取暖?把回民种的树都砍了当柴烧。你说回民能不愤怒吗?而且,河西走廊是什么地方?就是当年清末左宗棠大杀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带,回民不管是什么党,只要汉人抢我的房子、抢我的地,就跟他们拼命。马步芳就集结起五六万人,组成民团,跟西路军开战。西路军在这儿耗了这么多的时间,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体回民的仇视。这样战争的结局就决定了。梨园口、高台这些惨烈的战斗,不是马步芳的部队和西路军作战,而是以马步芳的部队为骨干,纠合了广大的回民跟红军作战。

  ▲ 西路军路线图

  我到张掖去,跟当地党史办的同志座谈。党史办的同志一看,北京的学者来了,准备好了讲话稿,说官话。我说咱们都是搞历史的,好不容易我来你们现场,你别说官话了,就跟我说说真实情况。他们说,哎呦,我爷爷说了,红军来了,把我们这儿祸害惨了,树也砍了,房子也给拆了。当时回民跟西路军作战,那是父子齐上阵。红军都是步兵,回民来的都是骑兵,五六个红军才能打一个回民,好不容易把这个回民从马上揪下来了,西路军缴获了上百匹马,自己组织了骑兵团,跟马家军作战。结果到了阵前,马家军一吹口哨,这些马驮着红军都跑回人家阵地去了,马都是人家的。最后西路军败的非常悲惨,徐向前、陈昌浩只身逃回陕北,绝大部分红军都溃散了,就是李先念带着400多人最后一直逃到了新疆,陈云接应了他。

  马步青、马步芳消灭了西路军之后,最悲惨的就是西路军的女战士。马步芳规定,把这些西路军的女战士都配给马家军,但是有一个条件,团长配团长,连长配连长,士兵配士兵,得门当户对。当时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就配了马家军的一个团长,王泉媛是一个刚烈女子,宁死不从,动不动就拿剪刀,马家军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顿赶出门了。王泉媛一直从甘肃跑回井冈山的老家。但是,那么多红军女战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马家军,在当地有一个外号叫“共产婆”,只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来的红军,共产婆。这些人嫁给了马家军,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队到了西进新疆,到了青海、甘肃,别的地方搞一遍肃反,马家军住的地方搞三遍肃反,可以说是斩草除根。这些共产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谁让你跟了马家军了,你为什么不牺牲?那时候很“左”的。

  ▲ 王泉媛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我们复旦的一个学员去青海湟源县当副县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他说,我那儿最大的冤案就是共产婆。于是找找还有多少共产婆了,就剩下几十人了,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可以说,从1936年西路军失败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政治和身体的双重灾难之中。有很多人最后平反了,每个月给她们40块钱的生活费,一个一个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汉河就采访她们,非常感动,写了一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那么我们说,西路军这么悲惨,说明了什么?干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因为当时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为中央预留一个后路,所以在那儿既不进也不退,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西路军的悲剧。

《红军长征记》中丰富的故事

  红军长征有着非常丰富的故事,但是红军长征这种伟大的史诗,它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这个首先我们要归功于埃德加·斯诺。西安事变之前,斯诺就在张学良的承诺之下,秘密进入了陕北,毛泽东正好处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一看来了一个美国人,非常的高兴。当时就让红军干部尽可能的给他提供素材,每个同志写几篇你的长征回忆录,让这个洋人带走,到上海给我们化缘、募捐,这样我们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儿。于是斯诺所到之处,我们都给他提供材料、提供采访,斯诺把这些材料写成了他的《西行漫记》的素材。但是斯诺只是采访了一部分内容,斯诺走了之后,红军收集了这么多的回忆录,几百篇的稿子怎么办?当时是冯雪峰要从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面就把长征的这些回忆录手抄了几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让冯雪峰带到了上海。原本是准备交给鲁迅的,结果鲁迅去世了,就交给了一个书商。这个书商就把这个抄本秘密地保存下来了。这些长征回忆录虽然写好了,但是因为国共合作,所以不能编辑,也不能出版,里面写的好多是蒋该死如何如何。毕竟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当时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受毛泽东的委托,编辑这些稿子,徐梦秋和丁玲、徐特立他们几个人在延安编辑,到了1942年,编辑出了两本书,就叫《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来之后,朱德送给了史沫特莱一份,史沫特莱去世后捐给了哈佛燕京学社。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库存,把这本书扔出来,正好是上图的一位同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善本部主任,一看这不是朱德的签名本吗?太不得了了,于是把这个书复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两套书,一套是1942年徐梦秋编的《红军长征记》铅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另外一套就是冯雪峰带到上海的手抄本,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了。

  ▲ 1936年手抄版《红军长征记》

  ▲ 1942年延安版《红军长征记》

  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之后,《红军长征记》一下丰富起来了。在1949年建国后,这两个本子我们见不到了。当年在延安搞《红军长征记》的时候,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刚刚经过长征,很多事情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中央没有口径,没有框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这些人就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来,什么高兴写什么,很有个性、很有特点。建国后一看,这不行啊,这些文字对我们的前辈不恭敬呵,于是开始进行净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资料,但这个原始资料只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删掉了。

  ▲ 1956年选本《红军长征记》

  后来我说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红军长征记》有100篇,我就把《红军长征记》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个好处,书中有几篇长文章是综述性的,不是在国内发表的,而是在苏联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小册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过,很稀有。这个廉臣,后来陈云说,就是我,我到了苏联以后,为了宣传长征,当时用了一个化名叫廉臣,在书中我写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跟着红军长征,如何如何。但是陈云只走了一半长征,到泸定桥之前中央命令陈云去苏联,命令潘汉年回上海,他们俩就离开了红军队伍。廉臣写了一半长征。后来又出的文章,一个叫杨定华的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1938年上海印行过。杨定华,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陈云和邓发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们亲历记,这些文章写的是相当得生动,相当得有趣。但是有一条,他们是为了宣传长征,所以他们写的都是非常正面的。

  写到长征中的痛苦,我们说徐梦秋的“长征记”是写的最好的,文笔也是最好的,过草地那种饥饿的状态,红军那种痛苦的生活,知识分子怎样在野外生存,写的栩栩如生。徐梦秋当时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宣传干部,文笔最棒。结果徐梦秋这个人最倒霉。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两只脚冻烂了,起了坏疽,到了陕北,马海德来了,他是跟斯诺一块来的医生,把徐梦秋两只脚截了,于是徐梦秋变成残废了。徐梦秋后来又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统战。盛世才最后面临一个抉择,是投靠苏联还是投靠国民政府?盛世才觉得我还是得当中国人,虽然他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最后他决定投靠国民党,那就要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把新疆的共产党人都抓起来了,包括陈潭秋、毛泽民。都抓起来之后,徐梦秋屈服了、叛变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盛世才处死,徐梦秋也就回不来了,徐梦秋投奔了军统。1949年在南京,国民党要溃逃,毛人凤说,共产党那些叛徒一个都不带走,我们现在要他们有什么用?徐梦秋走投无路,等到刘伯承进了南京,徐梦秋还想去找刘伯承拉拉关系。共产党这边说,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着你,原来你这叛徒在这儿呢!于是把徐梦秋扔到监狱里,一直关到70年代,他死在监狱里。所以徐梦秋的这些文章当然不能面世了,不能收入《长征记》。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可以公正地看待这段历史了,我们就把徐梦秋的文章原样整理出来。最初在整理徐梦秋文章的时候,是依据《红军长征记》1942年的版本为底本,整理完了之后,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里边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动,比如说,我们突然发现喇嘛庙里的佛爷能吃,我们天天拿锅炒佛爷,跟豆沙一样吃,还不能让别的同志知道,不然我们就没得吃了等等。像这些文字,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长征史料越接近那个时代,就越真实。我把这些文字都恢复了,甚至把那些画了框框,他们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我也恢复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真实。而且红军中这些文人写的文章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红军也是人,是一帮非常年轻、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伦是红军政治部的干事,他写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飞夺泸定桥最后的谜底。彭家伦写的文章被删了好几篇,为什么删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来一看,原来他写红军刚刚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到了国统区的一个镇子乌迳,一看有饭馆、有集市,红军就高兴了,他们到了杂货店,老板,我买两块钱的盐。老板给他们称了16斤盐。红军说两块大洋有这么多的盐吗?我们在苏区的时候两块钱一小口袋盐都买不了。可见当时禁运多厉害,他们一下扛了一大麻袋盐回去,两个红军战士兴高采烈。还有一个战士,到了杂货铺一看,一个塑料瓶子,这里面一定是炼乳。老板说这不是牛奶,你别喝。战士不信,拿起来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闹一场。彭家伦赶紧赶到,说是你不对,人家不让喝,你还喝,犯傻了吧!就这样的情节,很可爱,表现出红军是一群非常天真烂漫的人。而且在长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精神,而且还能把这些朝气蓬勃的东西记下来,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红军长征记》,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东西补充进去,这些东西越还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得越真实。

  ▲ 背干粮过草地(黄镇画)

  长征给我们什么启示?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长征首先是为了生存。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还干什么革命?所以毛泽东在“左倾”路线的压迫之下,在丢失了苏区的逆境之下,他们选择了走,走得越远越好,走到不毛之地,走到人迹罕至,生存极限的地方,才能把这个部队保住。但是轻易不能打仗,一打仗就全军覆没了。这不是怯弱,而是实事求是。

  第二点,就是方向。往哪儿走?是到深山老林,到少数民族的荒凉不毛之地去,缩在墙角?还是去走一条发展之路?怎么发展?抗日才能发展,唤起民众才能发展。所以毛泽东把方向选到了陕北,而不是像张国焘那样蜷缩在川西北藏区。这就得看一个人的方向、胸怀,这个方向不是一开始走的时候就能决定的,那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索一步,最后,把自己的想象跟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第三点,长征确实体现了红军那种过人的作风和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超越人类极限的。红军能过雪山、能过草地,我们今天去走走四渡赤水,走走雪山、草地,才能感受当年红军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怎么活下来的。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去做我们的事业、做我们的工作,去克服我们的种种困难?如果你现在心理脆弱到有一点损失就跳楼、就自杀,那你跟红军没有任何可比性,你只能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从红军身上看到了这种信仰,看到这种精神,而且不但是我们,就像在传教士薄复礼笔下,都把红军写得那么值得敬佩。

  张学良的部队看见红军长征的队伍说,你们这里面还有那么多老人呢,像徐特立先生;还有这么多妇女啊,像蔡畅女士;还有留洋的学生,难道你们都是为了钱吗?你们肯定是有你们的信仰,真是了不起的共产党人。你看,当年的人都受到了感召,我们现在再回顾长征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领会红军长征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觉得红军长征不仅是共产党的遗产,而且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开放的动力,我们把这种精神用到改革开放上去,用到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上去,这才是对红军长征最好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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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兵团农工 回复 悄悄话 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失败已经证明是

一场反人类的。
gweipwu 回复 悄悄话 谢谢分享!
喜大普奔 回复 悄悄话 好文章,谢谢。
jyx-003 回复 悄悄话 共产国际算什么?只是当时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联盟组织,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早就被在毛泽东所不屑,在中国共产党里面也没有实质的权威和权力。
qi91856 回复 悄悄话 跑到小岛秃头的遗子遗孙们就算了吧,历史是不会逆转的。


Justness 回复 悄悄话 中共和北韩都是苏共扶持的傀儡政权,外部世界早已路人皆知。

苏共指定毛作头,由林育英(张浩)传达,并帮助推翻了蒋,与指定金为北韩头一样。
qi91856 回复 悄悄话 为什么有长征,就是因为第5次反国民党军围剿失败。为什第5次反围剿失败么?而前4次反围剿取得巨大胜利?就是第5次反围剿前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前4次反围剿取得巨大胜利就是毛泽东指挥的,这是历史的共识。

红军是毛泽东创建的,中央红区也是在毛泽东带领下打出来的,上海的党中央一到中央红区就剥夺了毛泽东的指挥权,什么叫党指挥枪,这就是。

陕北红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都相当差,战斗力与徐海东的红25军团相比弱很多,徐海东的红25军团先期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一处,由徐海东同一指挥,扫清了陕北地方国民党武装,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建立了坚定的基础。徐海东是军事干部,并不主持陕北政局,高岗,刘志丹,习仲勋被捕与徐海东一点关系都没有。


沈成涵 回复 悄悄话 文中对毛借莫须有的电报分裂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行为,以及借东路军、西路军的出征和败亡,完成鸠占鹊巢、消灭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战友的行径都没有深入的去谈。徐海东对毛的功劳也远远不是那些许大洋,而是徐海东杀害了大量陕北原来的干部,为毛的进入扫清了障碍!要知道后来全中国耳熟能详的歌颂毛的“陕北民歌”,原来都是歌颂刘志丹的。
沈成涵 回复 悄悄话 历史事实部分较为客观,但文中的结论和判断还是充斥大量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
springdale 回复 悄悄话 流寇被官府围剿,四处乱窜。
ahniu 回复 悄悄话 可惜了,没消灭gcd.
走马读人 回复 悄悄话 現在字書講的多是字源,畫龍點睛的只有我的書.
lio 回复 悄悄话 有啥讲不清的?正规军打不过土匪,不就这些东西吗?


不很明了 回复 悄悄话 上世纪曾经在一本不知是某共军还是某国军的回忆录上看到几张红军长征的照片,那个衣裳褴褛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瘦骨嶙峋如一群被打劫虐待过的乞丐。印象太深刻了,现在网络上好像没看到这些照片。
不很明了 回复 悄悄话 革命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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