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宣武门，有人不再归来（ZT）

文 | 陆波

从宣武门出去的人，有些，总是不能归来。

1898年9月28日，押解谭嗣同的囚车通过宣武门。自24日被捕，只5天的时间，慈禧太后希望速斩“戊戌变法六君子”以儆效尤。这座城门见证了为推进中国走向现代改良的舍命义士谭嗣同最后的身影。随后的67年，这座城门被逐步拆除：从清末至1930年，清政府、民国政府为修建环城铁路，方便交通而拆除箭楼、闸楼及瓮城，现中国政府1966年拆除城门及围墙。全套拆除似乎与它的丧失实用性以及成为城市交通障碍相关，拆除就是将它所代表的旧时代与文化彻底铲除，达到肉体与精神上的消灭。

▲ 下斜街胡同，图片源自网络

我在读董毅的《北平日记》读到第三卷时才算搞清他家住哪儿，他家住宣武门外西南的下斜街一带（今依旧为“下斜街胡同”）。1940年，辅仁大学国文系大二学生董毅为了节省住宿费，每天骑车从宣武门外下斜街，穿宣武门门洞，一路直线奔北，过西单、西四至定阜街辅仁大学上课。这一路飞奔他只消用时20几分钟，令人好不惊叹。今人开车走这一趟，20分钟基本是在红灯下消磨的。他每天日记里一半在诅咒坏天气再有一半赞美好天气，那个灰蒙蒙的北平古城在好坏天气的转换里闪烁存生。那时候，宣武门连同城门城墙俱在，只是瓮城被政府拆了，成为“火道口”，原来瓮城聚集的缸瓦集市被挪移出来，今天“缸瓦市”这一地名即源于此。

有为青年董毅每天要从宣武门进内城，虽然一起北风便让得他增重黄土二两，爆土狼烟，西单繁华市井便蛮荒起来，但那时的北京城因为沿城一圈所建的九大城门，倒很像个古城，像个粗粝的缓慢而陈旧的古代社会。如果时至黄昏饮马护城河，城墙映辉，场面静好，恍若迷失于蓟国辽京，不知后有元明清。

总有些东西在中国社会会贯穿始终，譬如城墙、城门，子城（内城），罗城（外城），今人以现代观点察知会嘲笑此乃画地为牢，自我绑缚，那些只是走个马牛驴车嘎嘎悠悠的小农经济怎适应马达轰鸣机器奔跑的现代社会？原北京市长彭真曾表达过毛泽东对工业化的感性态度，他说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看去，他老人家大手一挥指着广阔的天安门广场说应该看到全是烟囱拔地而起，冒出浓烟！是的，在上世纪50年代的烟囱，要冒出黑烟代表现代化、工业化，象征世界强国。这位伟人向南一指及目力所及，是不是也划拉到一座破旧沧桑的城门？这就是宣武门，距离紫禁城的距离不超过3公里。

▲ 董毅时期40年代宣武门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城完成了从古代规制城廓向现代规制大都市的改造。现代规制就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环线建设，如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摊开的大饼形制，古代规制亦是画圈，便是宫城、皇城、内城、外城，是以城门串起城墙连成的三个半圈，外城只有小半圈。这是横亘明朝、清朝及民国期间的基本格局，时长550余年。画圈也是本城的一贯传统特色。

宫城——就是今天的紫禁城，基本保持明清制式，基本完好，虽然五十年代也曾差点被拆掉一批宫殿，修出一条南北贯通的大路及大公园以供人民群众跳舞欢娱，好在有陆定一等有见识的人士坚决反对得以保全。

皇城——在紫禁城外不远的范围，今天的天安门就是它的南门，南皇城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安街红墙，浪漫如初，保持完好。北门是地安门，已拆，东西围墙的位置便是今天的东皇城根大街、西黄城根大街上，不复存在。

内城——基本轮廓便是今天二环路围绕的一圈，只是南二环走向原外城的界限。有九座城门连同城墙圈围，它们便是：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俗称：“内九”。所谓“九门提督”，还有今天外地游客常常听说的“九门小吃”，便指这内城九门。

外城——为明嘉靖年间，为保护天坛和城南密集的人口、繁荣的商业，北京加筑外城，开城门7座：西便门、广宁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东便门，俗称“外七”。外城只是向南延伸了8000米，沿着内城南墙向南接出去一块，就跟衣襟短了又接出去一块般寒酸。外城盖得捉襟见肘是因为当时朝廷财力有限，且南城人口聚集密集，修城墙拆迁民房众多，民怨沸腾。

外城从清末即开始拆除，民国政府，日本占领期间便逐步完全拆除，前几年恢复了外城一座城门——永定门。今天提及梁思成反对的所谓“拆除北京城”是指内城的拆除，是自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这个阶段，最终以德胜门箭楼由拆改修作为终止，当然，所谓终止也是因为几近拆光了，不剩什么可拆了。

▲ 北京德胜门风光。东方IC供图

建设北京的二环路，及地下的环形地铁（今天的地铁2号线）均始于上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漫长的跨越文革期间的过程，最终完全竣工拖到上世纪90年代初，而这也是京城9座内城城门（含瓮城及箭楼）及城墙逐步被消灭的过程。今天留存下的所谓“一对半”城门，是指正阳门（前门）及箭楼，德胜门箭楼。正阳门因为建国后一直为北京卫戍区占用，80年代才腾退。德胜门箭楼是恰因其位置避开了开挖地铁的占地，因不妨碍得以幸免，当然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德胜门箭楼一角也出现过破损有垮塌危险，当时的市政府已经准备把箭楼拆掉，脚手架已搭好，幸亏遭到当时文保人士的反对及呼吁，最终没有拆成，便顺势用脚手架施工把破损的一角修理好了，才保留下这一珍贵的半个城门。

当年修建地铁的方式都是要挖开上盖施工，地铁沿线的建筑一律拆除，而各种房屋建筑如果拆迁再重建势必成本过大，于是规划建设者瞄准了京城的内城墙，地铁建于地下，地上建起了二环路。记得金日成90年代初来北京访问，特意被邀请沿二环观光，作为现代化建设成果展示给他看，纪录片里金日成始终惊得嘴巴不合。九大城门及如同锁链般使之彼此相连的城墙换成了今天二环路，交通大动脉，有时也叫二环路停车场。每天无数车辆压在原来的城墙基础上，车主人畅想房贷车贷，现代职场勾心斗角，遐思游日本逛欧洲，走出去看看别人古老的城市啧啧称奇，殊不知他们碾压于脚下的也曾是千年古城的基石，而梁思成等君早已眼不见为净了。

▲ 曾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大型紫檀组雕作品《九城宫阙》，再现了正阳门等北京内城九大城门的原貌。东方IC供图

内城九座城门各有功能，如西直门以从西山往皇城拉水通行水车亦叫“水门”，阜成门是整个冬天京城取暖材料煤炭从门头沟进京的入口，也叫“煤门”，而宣武门有一大特色就是“死门”，一是城里死人要从这个门洞抬出城外，往陶然亭义地一带下葬；二是死囚从这里押赴法场，执行秋斩。门洞旁原有刑部所立石碑一通，上刻“后悔迟”三大字，警示社会，算是当时的法制教育。因为宣武门外菜市口是清朝的执行刑场，死囚出宣武门，过断魂桥（护城河上的吊桥），就基本上接近人生终点了，据说，好多死囚出来宣武门便已经魂飞魄散，几近死人。

当然城门共同的功能是守城、通行。内城南门有三：正中即是正阳门（前面），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宣武在崇文门与宣武门的命名上遵循了古代“左文右武”的礼制，两门一文一武对应，取“文治武安，江山永固”之意。“宣武”两字的典故来自东汉张衡《东京赋》，他描写的是当时洛阳城景象。“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为其中语。“武节”原本指将帅掌握军事权力的符节，凭证，在这里与“文德”对应，延伸为“武德”，说的是：“言文武之教，无处不临。”（薛综注），有宣誓国家武力，八面威风之意。

宣武门最初的缘起是兴建于元大都南城垣上的城门——“顺城门”，明朝永乐十七年，朱棣要求拆掉元大都城墙和城门，把南城墙继续向南推移，另外建的新城门并没有起名字，而是沿用了原“顺城门”之名。

正统元年，英宗当朝，重建顺城门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工程竣工，才另起新名——宣武门。宣武门城门面阔五间，通宽32.6米，进深三间，深23米。城楼为两层，连同城台通高33米。重檐歇山顶，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饰绿琉璃脊兽。箭楼与正阳门箭楼形状相似，但尺寸略小，通宽36米；通进深21米，连台通高30米。瓮城东西宽75米，南北深83米。东墙辟券门，上建闸楼。虽然“顺城门 ”已更名“宣武门”，但在民间通行的叫法还是“顺城门”，北京老百姓舌头卷起儿化音更是讹传为“顺治门”。过了300年清乾隆年间还这么浑叫，就有官员向上禀报，说老百姓天天嘴巴犯着世祖（顺治皇帝）的名讳，甚是可恶，请求圣上给此城门赐额。乾隆很奇怪官员都这么糊涂，说让官员们去看看城门上的门额，不是明明镌刻着“宣武门”吗？可见元朝“顺城门”之名到了清朝依旧深入人心。

▲ 清末宣武门箭楼下饮马

500余年寿命的宣武门，没为这个国家见证什么提振士气的辉煌大事。虽说名曰“宣武”，应宣帝国之赫赫武威，但事实上这个门和国家军事武力没有关系。明清两朝都是向北方宣誓武力，即使象征性的大军北征，皇帝御驾亲征也是走京城北边的德胜门，德胜门也是大军得胜还朝皇帝举行仪式的地方，而宣武门从未获此殊荣。当然，地理位置使然，皇帝也不能为了个城门名字搞形式主义率众出南，跑直隶省（河北）转一圈又不是旅游。但讽刺的是这个宣武门倒是日本侵略者入侵北京的一个通道，见证了侵略者耀武扬威，宣扬武力。

▲ 1937年日军从宣武门进京，他们来“宣武”

好事不曾有，迄今难解的世界自然之谜倒是在这里发生了。天启六年（1626年），宣武门附近发生过一次惊天大灾难，这就是被称为世界三大谜案之一的“王恭厂大爆炸”，另外两大谜案为3600多年前发生在古印度的“死丘事件”、1908年 6月30日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为无法解释的世界三大自然之谜。

关于本次爆炸，历史记载五花八门，迄今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不能合理解释。王恭厂的范围大致在今天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位于宣武门西北500米处。这次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 米，面积达到2.23平方公里，已经涵盖了宣武门。现场惨烈，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死了2万多人，可见当年宣武门一带人口密集程度。

根据明朝官方的记载，认定性质为王恭厂火药库失火引发爆炸。《明史·五行志》记载：“天启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厂灾，地中霹雳声不绝，火药自焚，烟尘蔽空，自昼晦冥，凡四五里。”当时火药库建在内城是因为方便管理，怕放在外城火药被流民偷抢造成隐患。但此次变故之后，火药工厂便移至西直门外安民厂。

司礼太监刘若愚是这次大灾变的目击者之一，在他所著的《明宫史》一书中，详尽地记述了这场巨大灾变：

“天启六年（公元 1626 年）五月初六辰时（注：上午 7～9 点），忽大震一声，烈逾急霆，将大树二十余株尽拔出土，根或向上，而梢或向下；又有坑深数丈，烟云直上，亦如灵芝，滚向东北。自西安门一带皆飞落铁渣，如麸如米者，移时方止。自宣武门迤西，刑部街迤南，将近厂房屋，猝然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杀死有姓名者几千人，而阖户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几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炉中之火皆灭。惟卖酒张四家两三间之木箔焚然，其余了无焚毁。凡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裸体，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

还有说：“石驸马大街有大石狮子，重五千斤，数百人移之不动。从空飞去顺承门外……”。（载于《明季北略》）石狮子飞出宣武门算是奇观。

王恭厂距象房较近，大爆炸时，象房倒塌，大象逃逸，上街奔跑，踏伤百姓多人。

这次灾难最大的特点是：爆炸。是巨大的爆炸，并没有发生大火，其爆炸威力程度不符合当时王恭厂军火库存储黑火药特点，黑火药燃烧的特点不明显，且不会有如此大的爆炸力。有记载说“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计六奇《明季北略》）“从西北起，震撼天地。黑云乘之颠荡”（文秉《先拨志始》），说明这场自然力量来自东北或西北，但奔着宣武门方向而去，恰巧这里有军火库，所以王恭厂是不是只是受害者而不是引发者，始终存疑。

王恭厂离紫禁城太近了，直线距离只有3公里，说是紫禁城脚手架上正在为建筑施工的工匠亦震落而亡不少，熹宗皇帝朱由校正在用早膳，乾清宫大殿严重损坏，一派狼藉，御座御案都翻倒在地。侍奉皇帝进早膳的太监皆殉难。而最尊贵的亡者是不满周岁的皇太子朱慈炅，皇权大统继承者竟然在宫中被砸死，征兆不祥。

这次诡异的爆炸还有更加奇怪的特点：裸体奇观。上面提到“凡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裸体，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不管死的活的，身上衣物均被刮去，事后有人报官，说有衣服飘至西山，挂于树梢，昌平县校场衣服成堆，器皿、首饰、银钱俱有。官家派人查验，果然不虚。

皇帝也只是22岁青年，这次灾变对他打击很大，当时朝政腐败，宦官跋扈专权，皇帝不辨忠奸。因此，朝野舆论认为此次大爆炸是“天怼”，是上天对世间景象纲常混乱的警告，熹宗皇帝在惊吓与焦虑之间寝食难安，不得已下 “罪己诏”一道，检讨自己的德行，表示要“痛加省修”，以求“万事消弭”。他还下旨从国库拨出黄金一万两以救济灾民。他精神遭到重创，身体竟然虚弱起来，第二年他便因落水生病而服用：“仙药”身亡，终年23岁。回首天启大爆炸，似乎更像为明王朝敲起的丧钟，皇太子直接毙命，皇帝受刺激而亡，皇权交替给熹宗皇帝的弟弟朱由检，即崇祯皇帝，成为末代明皇。

后世一直将“天启大爆炸”作为自然未解之谜进行多方研究。1986年，在天启灾变360周年之际，北京的地质学家曾发起过一次研讨会，试图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手段，对这次灾变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探讨，找到合理的原因解释，结果是科学家们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归纳为几种说法：地震说，火药爆炸说，飓风说，陨星说，大气静电说，地球内部热核高能强爆动力说，陨星反物质与地球物质相逢相灭说等等，各自解释了某一方面的某种现象，但都无法解释这场爆炸出现的“低温无火”，“荡尽衣物”等罕见特征。完全超越了人类已知知识范围，其神秘性尚不能解释。

不知有无天启大爆炸的心理暗示，总之宣武门一带自此笼罩了某种不祥的阴影，有某种血腥之气。明朝时候京城执行死刑犯的法场在西四牌楼，毕竟是城内血腥遍地太不吉利，所以清朝后，就改拉出宣武门外斩首了。所谓“拉出午门斩首”便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象征性的说法。真在午门杀人，血溅红墙实在太不吉利了，明朝时只是在午门“廷杖”，杀人还是拉到柴市（西四），而清朝午门是打仗归朝庆祝之地，不可能处决死刑犯。

1912年，三十一岁的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五月，他航海初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鲁迅在京的第一住所离菜市口很近，也离“戊戌君子”谭嗣同曾经的居住地——浏阳会馆很近。

1912年死刑犯怎么执行，菜市口还是不是京城法场都是疑问。但鲁迅在1919年写作小说《药》里面提及的华老栓找人血馒头之说，很有可能便是他在第一住所附近的听闻。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需用枪毙”，其后分别在1924年的《司法公报》、1928年国民政府《暂定刑律》被重申强调。

1932年发布的《六法全书》，再次确立“死刑用枪毙”，枪毙遂成为主要的死刑执行方式。所以1912年到达北京的鲁迅，正赶上的是朝代更迭时期，他所居住的菜市口地区是否还发生过砍头事件并不见详细记录。但人血馒头之事定在市井流传并非凭空想象，它是指有死刑犯的家属贿赂侩子手，请他们在将犯人砍头后将馒头塞堵颈腔，以减轻血流满地的方法，同时，民间还相信如此塞堵，可以防止死人阴魂外散，阴魂游荡于世不利生者。

▲ 《菜市口1898》，崔小冬、邬大勇著

今天菜市口十字路口便是当年法场的范围，它在原宣武门城门南1000米之处，一条大道——宣内大街抵达的第一个大十字路口。大辽时期，这里是辽国陪都南京安东门外的郊野，金代是中都施仁门里的丁字街，明朝时是北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场，沿街两边全是蔬菜摊档，而菜市最集中的街口称为“菜市街”，清代时改称“菜市口”，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清朝这里做法场以后，蔬菜生意并未萧条反而日益红火。官家执行死犯叫“出红差”，“出红差”时商家暂停营业 ，而处决完死刑犯，马上有人净水扫街，黄土掩埋血水，收拾停当，各家买卖重新开张。碧血丹心映菜花，观瞧完杀人的看客也就变成买菜的，继续人声鼎沸，吆喝震天，热气腾腾的菜场生活重新回归，仿佛刀光血影不曾发生，犹如大幕重启，时空落入不相干的场景之中。

奇怪，菜市口的生意还越杀人越红火，无人以为讳。这种现象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特有的灵活方便，此一时彼一时可以瞬间无缝衔接而并不会使人们陷入更深层次的哲学纠缠。所谓原罪、赎罪、罪之根本的思考，以及被视为多余之物的慈悲关怀，这些均远离饮食众俗。这是个丧失了哀痛、愤懑转而麻木世俗的社会。

在菜市口路口执行砍头问斩的法场位置并不完全固定，要看当天监斩官的心情好坏，他有权力决定将办公案台搭在哪里，就在哪里问斩。所以监斩官带侩子手停在哪里，那里的商铺店家就必须配合官家的一切要求。多数执行地选在一家叫“鹤年堂”的药店前。即今天的菜市口十字路口东北角，东临铁门胡同（该胡同今天尚在）。

每每有“红差”到来，鹤年堂都会被通知：“明日行差，准备酒食，切勿外传，日后付款。”到了第二天，药铺停业，死囚被押到地点先做地狱般等待，监斩官、刽子手们先在鹤年堂吃饱喝足，在鹤年堂门口放好监斩台，午时三刻一到，监斩官朱笔一圈，顷刻间人头落地，嘎巴利落脆，算是完活。

有一个阴森森的鬼传说是讲，半夜三更会有无头鬼拍鹤年堂的门板讨要刀伤药。还有一句老北京俗语“鹤年堂前讨刀伤药——死到临头”。当然鹤年堂也有好处，监斩官的朱笔是不带走的，丢给店家。鹤年堂会将朱笔卖出极高价格，买者踊跃，说是镇鬼避邪的供物。侩子手使用的鬼头刀被今天的国家博物馆收藏，据说有三种规格。

今天菜市口大街是大路通衢，但它的改造代价是拆掉了众多历史悠久的胡同，其中最有名的一条胡同叫“丞相胡同”，1965年后叫“菜市口胡同”。据说是因为明朝嘉靖内阁首辅严嵩在此居住过而得名，鹤年堂建于嘉靖四年（1525年），传说店前正匾“鹤年堂”三个大字为严嵩亲笔，但不是严嵩为这个药店提笔而写，而是严嵩宅邸有一处厅堂叫“鹤年堂”，严嵩家被查抄后，这个匾额流落民间。

当然这块招牌醒目，在明清两朝，“鹤年堂”就是进入北京城的明显标志：过了卢沟桥就是广安门，过了广安门继续北上，看见“鹤年堂”就算进了北京城城根了，因为宣武门近在咫尺。故，宣南一带在明清两朝是人来人往的热闹地界，不少文化政治名流人在此停留居住。除了严嵩，那个反严嵩的杨继盛宅邸在达智桥胡同12号，这里离宣武门更近，三四百米距离，今天是北京市重点文物“杨椒山祠”。

杨椒山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是戊戌变法时“公车上书”发起地点，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1300多举子，在这里聚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称“公车上书”。仅原菜市口胡同，就曾住过曾国藩、左宗棠、刘光第、蔡元培等；秋谨曾在胡同内的女学堂任教习，李大钊曾在胡同内创办过《晨钟报》。谭嗣同故居——浏阳会馆、鲁迅故居——绍兴会馆、康有为故居都在附近。所以说宣武门外菜市口是进入京城的重要聚集地，政治人物文化名流汇聚。

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被斩，而此地距离他的居住地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也就是300米左右。法场有个规矩，三类人被斩围观者不可叫好起哄，一是朝廷官员，多少要念及其为朝廷服务的苦劳给他点面子也是给朝廷的体面；二是妇人之辈，可能是基于礼教缘故；三是唱戏的不能给叫好，叫了好万一死鬼听见了再爬起来返场谢恩该如何是好？

谭嗣同死的应该是悲壮的，但怎么个悲壮法并无确切记录。他在狱中写下的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个没错，但有说是他曾仰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个真实性就不知道了。

据谭嗣同武术师父胡七（胡致廷）所写《谭嗣同就义目击记》（原载1940年版《新语林》）得知，他与大刀王五组织了十六个武士想劫法场，“指定顺治门城窟窿为动手地点”（民间还称“宣武门”为“顺治门”），但无奈那天一路重兵把守他们没有机会。康广仁是第一个被砍的，谭嗣同是第五个，“一刀飞去，鲜血汩汩然冒出，脑袋还装在颈脖上哩”。谭嗣同最后一刻是否用北京话对侩子手说过：赶紧赶紧，麻利儿的。侩子手有没说过：好汉，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走你！这或许就是“快哉、快哉”的另一个版本吧。吃侩子手这碗饭精神压力也大，侩子手也会向药店买药镇静解压，也会对被斩者说上几句他们可以听到的人世间最后的话语，譬如“早死早托生，托生个好人家吧”。

▲ 谭嗣同故居

宣武门就是这么个要见证惊心动魄生死两重天的地方。它也是个低洼之地，仿佛正是为了积郁那些无明怨恨之气不得消散。据记载明朝某年连日暴雨这座城门竟然泡在了水里，大门打不开了，是找来象来街（今仍有地名）象房的大象帮忙把门拉开的。城门南的上斜街胡同下斜街胡同为什么是弯曲如河流，而不是取直的胡同？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在河流的河道上。《北平日记》的作者董毅在书中写道，最发愁下大雨送弟妹进城上学，城门泥水浸泡，泥泞难行，人力车都找不到，找到了也拒载。

▲ 50年代宣武门前15路公交车站50年代宣武门前15路公交车站

低洼泥泞，门洞狭窄，这些都不适应汽车通行。上世纪50年代，行人、自行车、马车驴车，再加已经开通的15路公交车，城里城外相互交错进出，的确，只有几米宽的宣武门的门洞不堪拥挤。梁思成先生不忍城门被拆，包括城墙，他书生般地提出，城墙的土方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浸淫坚硬如铁应该保留。但他提不出来解决城里40万人口每天吃喝拉撒各种供应及垃圾清运的运输办法，1953年，宣武门城墙被扒开大豁口，内城其他地方也有5处被扒开豁口，修建马路。1965年推掉城门时剩余的墙体全部推倒，土方填埋了护城河，墙砖用于当时的人防设施防空洞及挖的菜窖使用了，也就是说这些砖石今天大多掩藏在北京城无数个被废弃的防空洞及菜窖里。

▲ 1953年扒开的城墙豁口，一眼看到南教堂

关于拆除古城的争论已是过眼烟云，反正一切已经拆除干净，讨论对与不对又有何必要？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上下有着对工业化，改变贫穷落后农业国跻身世界工业强国的强烈热情，当然看着旧东西不顺眼。理由便是：一、古旧的城墙是封建帝王统治的象征，新的社会来临了，必须毁掉一切旧的制度，而旧的制度的物质载体的象征——城楼、城墙，则必须被取代；二、城墙的存在阻碍了交通；三、城墙的包围是保守的表现，城墙的封闭，导致北京城的发展不能顺利向国际接轨，城墙的存在是束缚北京城发展的一大桎梏。今天回首三大理由，感觉最讽刺的是“阻碍交通”说，因为恰恰是踏在内城“遗址”上的二环路才是全天候的交通“肠梗阻”。

▲ 北京皇城圈西南老旧胡同，一位居民从被拆的房屋边经过。CFP供图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所以要正确看待“历史健忘症”。我们愿不愿意做没有根基飘过浮生几十载，为衣食琐碎竞折腰毫无作为的一代人？值得深思。

据说宫城北门“地安门”将复建，与“天安门”遥相呼应。这是继外城南门“永定门”复建后古城恢复计划中的一环，如果包括宣武门在内的内城城门逐一恢复更是好事。因为今天先进的设计建设水平完全可以变通解决所谓“阻碍交通”这等小事，会在偏移原址一些距离的地方另行复建。如果城门复建，复建的将是一个城市的历史，一个城市的文明与骄傲。

北京城曾经拥有的城墙与城门，其外观虽然不符合现代审美，与玻璃幕墙格格不入，但它就是那个样子，是我们的辈辈祖先用岁月与智慧揉搓出来的东西，说它蠢笨也好，说它庄严也好，都无法改变它们作为一种文明印记的地位。西方人有“广场文化”，我们有“城文化”，用不着升华到市民文化与帝王文化，民主制度与封建专制的层面上去批判，去自我贬低。

对于曾经发生的历史而言，这仅仅是彼此各异，无高低之别的客观存在。北京的城门是这个城市珍贵的文明财富，是一种庄严而挺拔的标志，一种精神象征。它们不应该成为中华五千年来的文明牺牲品，我们可以一指城门说，历史就在那里，就足够了。

▲ 北京，正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