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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 | 知青时亲历的自杀事件

(2019-11-12 10:25:10) 下一个

看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我费解一些媒体在讨论“黄秋生为什么死”。他们不明白,一个人被昭雪了怎么还去上吊。对我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当年我当知青时,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说起来业余宣传队的解散,也和这件事有关。

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会写,还能当导演。样板戏《沙家浜》中,他是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现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会儿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结果没弄好,“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伙,师里派工作组,团里也派工作组,排练演出一切停止,整风。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然“胡传魁”也被看起来了,不许自由行动,不许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着开什么会,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说你自己去吧,快点儿回来。就没跟着。结果半天不见他回来。再去厕所一找,咦,没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从里面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大家心里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开了玻璃,果然“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儿,头一扬掉下来了,原来他不会上吊,只是把绳子转一个圈套在脖子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下来。可是悬空那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不上气儿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点武功,上来用手指夹着喉结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

这是大事儿,得赶紧向上级汇报,正这时,“阿庆嫂”知道了,她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

上面的人很快也到了,板着脸,看看“胡传魁”:“怎么,要自绝于人民?”“胡传魁”闭着眼躺着。我看到他的眼泪静静地流向耳窝子,积在耳朵里。

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听说领导第二天晚上就请“胡传魁”“阿庆嫂”到家里吃饺子。安抚一通之后就让他们尽快返城回家,宣传队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都轮一次。要说一个团里这么多知青,怎么都认识我,就是因为下连队下的。

现在回头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在想,我们该怎么回首这段往事。集体语境往往要上升到社会历史的伟大高度,说一大篇的道理,我们甚至仍会不自觉地将之理想化,重温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的词句,但具体到个体的命运,就不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忘了在哪儿看过两张照片,同样一群人,都是当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年轻时手搭肩膀照了一张相,三十年后重聚,又仿着同样的姿势照了一张。两张照片放一起,是被当做一件当代艺术品展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岁月的痕迹,但也看到了一种心理深层的装饰感。当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个判断,我也尊重照片中这些怀有美好愿望的老知青,不过它唤起我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动,同时还有些怜悯与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曾那么的真实,又那么的不真实。

从我个人来讲,反映那一时代的作品,我比较认同王小波,也对姜文充满敬意,他们真正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意识,这种个体意识放在当今文化中来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太阳照常升起》“黄秋生”为什么会自杀?我觉得那里有对生命难以言状的失望。有人说: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干吗还自杀?在那个把无聊当正经的年代,大家大动干戈地投入抓奸行动,剥了一层皮,审了一溜够,批判呀,检讨呀,羞辱一番后告诉你,没事了!马上你就皆大欢喜,做得到吗?不久前报纸报道中国人在巴黎老佛爷购物受辱,外国人无理刁难后又说你是清白的,礼节上轻描淡写道个歉就没人再理你了,你能想象、体会到类似黄秋生的心境吗?

这当然是我的解读啊,姜文自己的意图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宣传队怀孕事件”,同样有对人性的蔑视与对人格的污辱。“胡传魁”该不该自杀?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事发之后,最信赖的那个好朋友会起来揭发他,甚至还会有那样详细的侦查记录。哪天、哪时,在何地干什么。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隐秘的欢愉时,有双眼睛在盯着……那还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种信任。秘密的分享最后都成为笔录,然后在整风时居然被公开读出来。而我们,这些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这件事看成错事。还有人翻毛主席语录,“你看,毛主席说十月怀胎,他们现在到几个月了?怀孕是怎么回事,接吻又是怎么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对嘴,那多恶心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谁心里又不想谈恋爱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这件事震慑住了。想到爱、结婚,感觉是复杂而害怕。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爱情,有了这件事后,更令我们感到云山雾罩。

 

濮存昕:刚下乡时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我喝酒是“海量”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鸡形的尖嘴处)。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发现,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干的活儿就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每坑间隔五十米。每人发一把铁锹,铁锹得事先磨锋利,三人用一把镐。先拿镐把冰打开,然后下铁锹,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个一米六长、六十厘米宽、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后将电线杆往里一杵,连泥带水往里一埋。这活儿不能干慢了,因为一边挖一边还渗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渗越多,等于越慢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穿棉裤、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绒裤、球鞋。把干衣服搁在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个圈儿挡风,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个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他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心里还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种马班让我补了生理常识课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兵团业余宣传队

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

作者:濮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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