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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上,那些昔日的弟兄 (ZT)

(2020-01-06 07:40:09) 下一个

文/煮咖啡的劳伦斯

四十年前的秋天,来自贵州的34岁的朱正琳作为特招大龄学生,开始到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入学不久,他认识了中文系七九级三个不满20岁的本科生,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这几个自称“三剑客”的年轻人与“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朱正琳一拍即合,很快便进入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精英式宏大叙事般思想交锋模式。

后来成为我好友的何拓宇曾如此描述他们三个人:仕仁是中国的脑,立志要改变世界;一禾是中国的心,要用文学的温情去感染世人;而他自己则是中国的胃,吞下大好山河。

他们不是剑客。他们更像是自比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三人,代表着理性、精神和肉欲。

年青的他们来说,时代骄子们的梦想,总是要以国家为计量单位。他们期待走在大路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他们崇拜的亦师亦友的朱正琳已经属于过去了的一代,是要为他们行走的大路做铺路石的。

但命运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1985年,赵仕仁在怀柔水库溺亡;几年之后某个春夏之交,诗人骆一禾在为他的好朋友海子料理完后事之后,因脑溢血倒在了人声鼎沸的广场,从此再没有醒来。2007年,我的朋友何拓宇迎着朝阳,从他19楼住所的阳台上纵身跳下。

拓宇离开后,朱正琳在纪念文章里,引用了一段诗句: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大路上走来了我年轻的弟兄。

2019年,朱正琳也因病离世,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我读过他平和的文字,拓宇当年也曾无数次跟我讲起他的睿智与博学。我不知道,他最终会如何回望那条大路。他那些过早离去的才华横溢的弟兄们,可曾错过了什么风景?

中国的路,历来最为宽广,但也总是最拥堵、最熙熙攘攘。而有一天,你会发现,人们向往的金光大道,无非都是战场,都是屠宰场,不管你何等小心,只要行在其中,便忘却归途,不知何时,人仰马翻。

我们都曾经向往走在大路上,但走来走去,竟发现我们其实只是兜兜转转,在牢笼里绕圈子。我惧怕这样的路。
一禾二十岁的时候,曾热情地写道:朋友,你若想走入世界,就必须改造世界。而在他骤然离世的前一年,二十七岁的诗人写道: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
天才如一禾,在这七年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想来无尽唏嘘。
我知道,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朱正琳和他的“三剑客“弟兄们,不仅是上一代的人,而且是与今天的世界毫不关联的人。但我仍愿不时去想起他们,不是怀念,不是惋惜,而是重新去抚摸我少年偶像的热忱、梦想与希望,再凝视那条曾令人向往、红尘滚滚的大路。 

或许已经是时候了,义无反顾地落荒而逃,各奔东西。

鲁迅曾经说过: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不愿将他自已体验的苦的寂寞,传染给也如他那年轻时候一样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看到希望。他只是不愿意抹杀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他不能以他确信的必无,来说服别人希冀的必有。于是他“仍免不了要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甚至他不惜妥协,用 “曲笔“在《药》里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为了要呐喊,鲁迅不得不放弃一些真实,由此他自嘲他的小说与艺术的距离,因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鲁迅是最清醒的人。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祈求走那地上的路?它岂不是太宽广、太冷漠、也太拥堵?阳光下过于丑陋,灯火中也过于绚烂。我们何不走进黑夜,走在茫茫无边的原野之上,任春风陶醉,任寒风凄厉,只要天上星辰不变,便可任由自己辗转往返?

走过荆棘,遍体鳞伤,当黎明带着玫瑰色的手指呈现,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这并不重要,我没有抱着希望上路,没有期待。霞光万道之中,不再蔽体的破衣烂衫已是这行进的缎带,身上的粘了血的泥土是这夜奔的勋章。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将拥有我伸手可触、目光所及的一切,我的脚下即是我的领地,我是我自己的国王!还有比这更好的回报与奖赏吗?

我确信还有无数陌生的人,会不惧走入这深夜的旷野,揽风而行。正如加缪所言,不需要有人在前面,我们不要被引领;不需要有人走在后面,我们不要被追随。我们甚至不需要并肩同行,真实而不羁的灵魂可以拥抱,也可以遥望。

你不要傲慢地以为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要去当那个自作多情的带路人。你只需要鼓起勇气,星夜兼程,无惧各奔东西。

节选自《2020,我们终将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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