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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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君瑶，1933年出生，曾就读于国立艺专油画系。
内战爆发后，她辍学前往上海寻找恋人余其濂，未果。1949年11月，考入华东革命委员会第二文工团，即后来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1952年5月，调到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直至退休。
1993年，茅君瑶独自前往美国寻找初恋……其中经历，堪比一部史诗级电影大片。
口述 / 茅君瑶 撰稿 / 丑丑
2019年，共和国70华诞前夕，电视台的记者突然来敲我的门。他们给我看了70年前的一部纪录片《彩色新中国》。一群少年拿着画具，说说笑笑走出国立艺专的校门，去西湖边写生。
走在前面，穿着橘色衬衫，背带裤的那个人就是我。那时候我17虚岁，只有16周岁。
前面穿背带裤的就是我
是苏联来拍的，学校通知说要拍纪录片，让我们穿漂亮一点。我正好买了一件新衬衫，就穿上了。
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转眼已经70年了，我都87岁了。
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像，真是年轻啊，风华正茂，正当青春少年。
西湖边写生
那时候，我正在和一个空军谈恋爱。我们深爱对方，已有白首之约，却被战乱冲散了。
这部纪录片，又让我想起了刻骨铭心的那些前尘往事。
笕桥航校
1993年，婆婆和丈夫病了十多年后相继病逝，我也终于可以歇口气了。丈夫的妹妹一定要邀请我去美国散散心。
说实话，我很不想去。这大半辈子，一直在苦难中歌唱，仿佛已经活过了好几个世纪，感觉心气耗尽了。
我刚刚重新捡起画笔，每周都要去学画。这是他替我选的志向，我要把它继续。
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签证被拒签，我就待在上海，好好喘口气。
没想到，签证特别顺利。
出发之前，我又去了杭州，再次登上葛岭。这是我和他分别后，第六次来葛岭了。
四十七年前的往事就像在昨天：葛岭蔷薇满坡，绿树葱茏，我和初恋情人余其濂在这里情定终身。
1993年，我已是个六十岁的老人，形单影只。而他，不知是生是死，身在何处。
我们定情的初阳台
冬天的葛岭寒风阵阵，满目萧杀。我呆呆坐了一个下午，老泪纵横，感慨万千，写下一首七言《重游葛岭》：
“重登葛岭忆旧游，昔日蔷薇今枯柳。
残垣留得踪迹痕，不见君影五十秋。
寻寻觅觅心幽幽，凄凄苦苦已白头。
钱江东流不复返，隔海遥寄一腔愁。”
这条路，我们走过无数遍
1994年1月4日，我从上海飞往美国亚特兰大。我居然要踏上美帝国主义的土地了。
看着脚下的陆地渐渐变得模糊，黄浦江越来越细直到消失。我就想当年他驾着飞机从上海五角场起飞，看到的景象也是这样的吧？每次飞机起飞，他会不会也像我挂念他一样，想起我呢？
空姐送给每位乘客一个飞鹰小挂件的礼物。看到那个小飞鹰，我眼泪就出来了。
他当年在笕桥航校上学，制服上佩带的就是这样的飞鹰标志。十几个小时的航程，我把“飞鹰”紧紧攥在手心，满脑子都是他穿着空军制服，年轻的身影。
笕桥空军航校学员
到达亚特兰大第二天，小妹妹请了一些华人朋友到家里来为我接风。
到访的客人中，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是当年国民党的空军，一口京片子。
听到“空军”两个字，我的头“嗡”的一声，其他的话都听不见了……我双手扶着桌子，脸色苍白，汗水直往下流。
妹妹以为我身体不舒服，她哪里知道我心里的翻江倒海啊。这个藏在我心里近五十年的爱人，是我一辈子的伤痛，触碰不得，一碰就要命。
我头很晕，大汗淋漓。先是飞机上的“小飞鹰”，现在又是“空军”，我觉得不是巧合，是老天在给我指引，要我去找他。
1946年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3岁多一点，他24岁。
我现在一闭眼，脑子里都是他当年的样子，瘦瘦高高的，穿笔挺的空军制服，笑起来很儒雅。一开口，很好听的国语男中音，真的会迷死很多女孩子。
我第一次见到余其濂时的样子
我们恋爱了三年。在西湖边他给我讲故事，念诗词，我们到灵隐寺许愿，在葛岭定情，初阳台立下婚约……他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发誓：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等我1952年8月艺专毕业他就娶我。
1952年5月摄于上海兰鑫剧场。如果没有战乱，再过三个月我就艺专毕业，可以嫁给他了
规划得很好的人生，却遭逢乱世。1949年，时局动乱，我们失散了。他去了台湾，我留在杭州。
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了，但我就是忘不了他。一刻也忘不了。中国有句古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只想知道他还在不在，在哪里？
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一句英文不会，怎么在美国生活？茫茫人海，怎么找？
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啊？我不怕。
我父亲是生意人，也是当时杭州很有名的书法家，平湖秋月柳浪闻莺，西湖边好几个地方都有他写的楹联。我母亲长得很美，喜欢交际。我们住在英士街（平海路），我家就在现在友好饭店的位置。
我生于1933年，四岁就随父母逃难，一逃就逃了八年。
1937年春，四岁的我（左），九岁的哥哥（中），七岁的姐姐（右），开始八年抗日流亡
抗战结束回到杭州，以为从此可以过安稳日子了。父亲忙做生意，母亲忙交际，老外婆整天抱着个收音机听越剧。
我哥哥性格内向，整天埋头练琴，对什么都不关心。姐姐热衷时事，经常带很多同学到家里高谈阔论。
我和他们都不同，十三岁个子已经满高了，但还是野小子一样，只知道玩。
第一次见他很有意思。
我刚从西湖边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坐得满满的，我床上也坐了个人，在翻我的速写本。我气得冲过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他力气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
他笑着说了句：呵，好厉害！
看我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为了解嘲，我也跟着哈哈大笑。
听到我的笑声，他就像被魔法定住了一样，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也傻了，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那双雾蒙蒙的眼睛好熟悉。
他叫余其濂，是笕桥航校二十四期学员，入伍前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北京出生，八岁随外交官父亲到南京，抗战时又到了四川。
余家三兄弟和姐姐，前排中间为余其濂
余其濂从金陵大学退学投笔从戎，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然后到印度拉哈尔受训。刚到印度，日本就投降了。在印度受训完毕，受命回杭州笕桥重建航校。
1945年，23岁的余其濂在印度
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他说，我在南京鼓楼小学和印度拉哈尔都听到过你的笑声。
大家起哄，说只有他还没女朋友，叫他赶紧追我。
关于我的笑声，他后来又认真对我说过。好多年来，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印度，他老听到有个小女孩在耳边笑，那笑声让他一直很困惑。
那天我一笑，他就惊呆了，原来他一直听到的就是这个笑声。所以，他总认为遇见我，是老天刻意安排，冥冥中注定的。
抗战胜利后，教官们驾驶没有通信、航行、氧气、仪器设备的PT-17教练机飞越驼峰，回到杭州笕桥重建航校。
自从那次来过我家后，余其濂周日便常常来找我玩，带我去逛书店。
1947年，我读冯氏女中，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每到周末，我们在丰乐桥下的“杭州第一店”吃碗雪菜面，再沿着当时还叫“膺白路”的南山路，一直走到柳浪闻莺。
他喜欢念诗词给我听，有古人写的，也有他自己写的。他的声音饱含深情，眼睛雾蒙蒙地看着我，好像都是为我写的一样。我对他是又崇拜又依恋。
航校演话剧，他扮演《雷雨》里的周冲。演出结束后，他在西湖边背台词给我听。周冲一心想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去寻找一个自由光明的世界。这些台词完全就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父亲被人诬告，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母亲常常在家大宴宾客，有个军官周末公然住到我家。
我的母亲生得很美
我觉得我家和周冲所在的家庭一样封建，一样肮脏，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快乐。他鼓励我多看书，好好学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到达那个自由的新世界。
1947年6月，他航校毕业，分配到上海江湾空军第二大队当运输兵。每周给我写两封长信，引导我的学习，细心地为我疏导精神上心理上遇到的问题。
他的信读起来真是种享受。古诗词信手拈来，枯燥的道理也被他说得很有趣。他总是用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他说这是天空的颜色。他会把每一封我们的通信编号，留底保存。他每天写日记，我也每天写日记。
这两个习惯我都是跟他学的，一辈子都这样，改不掉了。那时候，他从不说热烈的话，总叫我好好读书，他会慢慢陪着我，耐心地等我长大。
13岁零3个月，我遇见了余其濂
我非常努力，初中最后一年，我的成绩提高很快。他说你考国立艺专吧，你的素描挺有灵气的。就他一句话，那个暑假我参加艺专的两期补习班，没日没夜地画石膏像，每天都画得汗流浃背。谁劝我休息，我都不听。
我特别喜欢阴雨天的西湖。每次阴雨天没有飞行任务，他就会从上海赶到杭州看我。
考上艺专以后，我和余其濂的关系更亲密了，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手牵手逛遍了西湖的山山水水。我们在初阳台定情，商量好，等我一毕业我们就结婚。
我真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明天就能长大。
1949年初，国共打得很厉害，一会儿说开始和谈了，以为谈好了，又打起来了。学校里乱哄哄的，都不上课，闹革命去了。我姐姐也离家出走到四明山参加游击队去了。
杭州大街上经常会有坦克开过，马路被压得破破烂烂的。
他的信也越来越少了，常常一周也等不到一封信。我心急如焚。跑去上海找他，没找到，他又飞任务去了。
失魂落魄地回到杭州，各种胡思乱想，很煎熬。1949年4月3号，我又跑去找他。他还是不在。
部队首长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女朋友。话没说完我已经哭成泪人了。
原来，我去的那天上午，余其濂刚接到在西安驻防的任务，飞西安去了。他刚落地西安就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赶紧回上海报到。第二天下午，他风尘仆仆出现在我面前。三个月不见，他变黑了，也瘦了，还有些憔悴。
一看到那张日思夜想的脸，我就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1949年，他驻防台湾新竹，再也没有回来
他解释说一直在生病和出差，还做过一次手术，怕我担心，就没给我写信。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仗打得这么厉害，一想到自己随时有可能战死，而我连十六岁都不到，他就没办法面对我。
什么我都不在乎。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清楚了，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他要求和我一起回杭州，郑重地向我父母提亲。因为父亲对军人一直有成见，我坚决不同意他和我一起回去。
最后，他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让我回杭州去请父母写一封亲笔委托信。我还未成年，有了这封信，他带着我就有礼有节，对双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待。
4月6号，上海火车站已经全是逃难的人了，乱糟糟，挤得要命。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开往杭州的火车。挤到门都打不开，里面的人拉，他在外面推，我才从窗户爬进去。
他反复叮嘱我拿到信就马上回来，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交给我，里面是银元，给我做回来的路费。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着火车跑了很久，一直喊着让我早点回来。
我哪里想得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从此生死两茫茫啊，唉……知道的话，我死也不会回杭州了。
民国时期的上海火车站
打定主意留在美国找他，我就开始找工作。很快就找到了，到华人家里做管家。我一边打工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他的消息。人家说艺高人胆大，我是无知人胆大，哪里有一点线索，就跑去哪里找，用几个可怜的英文单词和人比比划划。
找了他一年多，一点进展都没有。我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记满了各条线索，寻找的过程，以及失望的原因。托人去台湾打听，查到的资料是“不知人在何处”。
我反复琢磨这几个字的意思，最后得出结论：他应该还活着，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个结论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我每天奔走在美国的街头，寻找一切关于他的蛛丝马迹。
我在美国
到了1995年底，终于有朋友反馈消息说余其濂还活着，在加拿大。放下电话，我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整整十天，我都精神恍惚。
我来美国已经两年了，签证也早就超期了。我没有去办延期手续，我只有一个信念：找到他我就回中国，以后也不会再来美国了。等了两个月，却没有更多的消息。
我想起当年我们失散前的那三个月，见不到他，不知生死，每一天都是煎熬。几十年后，我依然在经历这种煎熬。我白天找他，晚上想他。这种蚀骨的煎熬和思念，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儿子有个同学在温哥华，我马上给她写了封长信，告诉她我和余其濂的故事，希望她能理解并帮助我。
终于找到了，可是我们都已不再年轻
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我正在画画，电话铃响了。对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自报家门是余其濂，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
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扶着墙壁号啕大哭。五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
半个世纪的思念和着泪水倾泻而下，哭得我肝肠寸断。和他分开的几十年，我已经不会流泪了，即使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父母离世，我也没这么哭过。
电话那头，他也在痛哭，他一边哭一边说：小瑶不要哭，听话，小瑶不要哭。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说话的语气，语调还和五十年前一样温柔。
我觉得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眼神都能顷刻间融化。他说他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坚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他对不起我。
我说是我不好，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
我们说说哭哭，哭哭说说，说了整整两个小时。
放下电话，我满脑子都是他的声音“小瑶，不要哭。”多熟悉的话啊。五十年前，我一哭，他只要这样哄我，我就会伏在他的怀里慢慢停止哭泣。
这次，我忍不住了，放下电话，我继续放声大哭。晚上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兴奋啊，一个人疯子一样又哭又笑，老觉得像在做梦。直到第二天九点，他的电话又来了，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我没有做梦，我真的找到他了。
那三个月时间，我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天一封长信，每天讲两个小时的电话。他问我为什么一直不去上海？这是他一直想不通的事情。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我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去处理？
1949年4月6号，我从上海回到杭州，发现父母准备去香港了。东西已经整理打包好了，放在客厅，就等我回家。我突然想起之前姐姐从四明山托人带来一封信，说如果发现父母要离开杭州，让我想尽办法留住他们。
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赶紧骑自行车去艺专找姐姐的好朋友曲庸。曲庸花了三天时间去找到一张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要保护、团结和发展，是朋友，不是敌人。
我姐姐大概也希望我父亲这样的资本家能留下来，为新中国效力吧。我把政策给了父亲，劝说父亲留下来。
4月17号晚上，父母经过几天几夜的考虑，终于决定留下来不走了。18号早上，我请求外婆帮我向父亲讨那封委托信。父亲开始的时候还很温和地向妈妈了解余其濂的情况，一听到是个空军，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了。他说他发过誓，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军人。
4月20号，广播突然播发消息说，国共和谈破裂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傻了，我知道余其濂在上海肯定也要疯了。他对和谈一直抱有很大的幻想。
我急得直哭，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妈妈和外婆也说不动父亲。23号，我决定自己去求父亲，就算被他打死我也一定要去上海找余其濂。
杭州火车站
父亲正在小客厅里收听广播，我冲进去跪在他面前大哭，求他成全我们。妈妈也跪下来求他。外婆也说如果父亲再不同意，我们祖孙三个就死在他面前。
父亲看我这么坚决，流着泪冲上楼去。父亲写完那封委托信就出门去了。他让母亲转告我，不要再见他了。
这封信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其濂贤侄：我将小女君瑶托付给你，望你善自待她，望至爱至深，白头偕老。茅仲复重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拿到信后，我泪如雨下。我知道从此一别，此生再难相见。我坚持要等父亲回家和他告别后再走。
父亲两天都没回来。
我知道他是故意躲我。26号，我背了个小背包赶紧出发，里面是我和余其濂三年的通信和日记，还有父亲的委托信。
民国铁路
火车站人声鼎沸，乱作一团。售票台前的小门上贴着张纸条：沪杭线暂停，请勿再敲门。看到这十个字，我腿都软了，人直往下蹲。
我在站台等了一个小时，不死心，又沿着铁路路基往前走。路基上都是拖家带口，带着大包小包逃难的人，他们都往杭州方向逃，只有我一个人往北走。一直走到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有去上海的车。我实在走不动了，绝望地蹲在路基上痛哭。如果我早点问父亲要那封信，或者一拿到信就出发，本来可以到上海的。
路过的人劝我说，小姑娘，快回去吧，没有火车了，解放军已经到余杭了。我失魂落魄地往回走，跌跌撞撞，脸色苍白，像一个游魂一样。等我走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双脚全是泡。我敲开门就倒下去了。
沪杭铁路
我大病一场。我开始绝食，不想活了。一直以来，他就是我的父亲、兄长和恋人，没有他，人生就没方向了，我也没灵魂了，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
同学劝我：也许他没走呢，你死了就真的找不到他了。没了他，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再也接不到蓝色信笺，看不到他漂亮的字迹，听不到他好听的声音了，我待在杭州还有什么意义？
西湖边每个角落都是和他一起的回忆，如今都变成了锥心的痛楚。
杭州再也待不下去了。病好后，我去办理退学。我的西画老师庄子曼教授劝我，说你不要退学，以后你会成为一名很棒的画家。我说，我不要做画家。
此生我一定要找到他。我相信他有一天还会飞回上海。1949年11月22日晚上，没有留给父母一句话，和同学告别后，我悄悄去了火车站。我什么都没带，只带上了三年来他给我写的信，三大本装订好的蓝色信笺。
杭州实在太小了，从“平湖秋月”到火车站，三轮车也只花了四十五分钟。可是，这短短四十五分钟的路程，我用尽一生的时间都再也走不回来了。
我终于登上了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只是那头再也没有他在等我了。我的心已经痛到没有知觉，火车开动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掉。
我的西画老师庄子曼教授的油画《葛岭晓雾》
到了上海，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考入话剧院，后来又调到歌剧院。人家六点半起床练功，我四点半就起来了，很快就担任主演了。1952年，去歌剧院前，我不得不将我们三年的通信，整整三大本全部烧掉。我边烧边哭。感觉自己的魂也一起被烧掉了，那个天不怕地不怕，被宠爱的小女孩在这一刻死了。
剩下的人生路，荆棘密布。
被我苦劝留下来的父亲和母亲，结局很悲惨。父亲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进去，财产全部被没收。1950年，因病保外就医，死在家里。人已经死了，军管会的人还到家里来宣布枪毙的判决书。
母亲被打成极右反革命分子，去农场改造，最后得癌症死的。
我觉得很对不起父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也是被批斗的对象，经常被押上台开喷气式飞机。等运动都结束了，婆婆和丈夫又病了。
那些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要管孩子，又要忙工作，还要照顾婆婆和丈夫，两个医院分头跑。婆婆瘫痪在床，碗口大的褥疮我都给她护理好了。婆婆的病友，包括她的女儿都说，从来没见过我这么好的儿媳妇，比女儿都做得好。所以，她们一定要我去美国散心。
这也是善报吧，不然我怎么找得到我的濂哥。我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到我其中一张照片，骨瘦如柴，头发都快掉光了。他抱着那张照片痛哭，说他的小瑶受苦了，是他没照顾好我。
那十多年，我整个人都熬干了，形容枯槁。这一生，我都是独自在给最亲的人送终，我的父母，我的外婆，我的婆婆，我的丈夫。等到给丈夫和婆婆都送了终，我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大半辈子都过去了。
老了，我的人生终于可以自己支配了。我把少年时候丢了的画重新捡起来，这是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找到他。
现在找到了，我这辈子没有任何遗憾了。
我这张画，余其濂收录在了他的诗集里
为了证明对我的爱，余其濂给我寄来了1949年的飞行记录。上面详细记录了他每天飞往的目的地和时间。还寄来一张1976年他到杭州找我的地图，上面我家的几处住址，他都画了圈。
原来，我回杭州后，他以为我要到委托信就会马上返回。他每天都到火车站去等，一天一天过去我都没来。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却一直没有等到我的回信。他拜托同事到我家查看，却说没有什么事。
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迟迟不去上海？正打算亲自到杭州来接我，突然接到飞行任务。1949年4月底，他被派往台湾新竹驻防，从此再也回不来了。除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他什么都没带。我的照片，我们的通信，他的日记，全都留在了上海江湾空军基地。
后来，他还飞过很多次大陆，就是再也没有飞到过杭州上空。
他对我也是日益思念，曾整日整夜地对着大海，对天长叹，期盼有一天能够跨过这生死茫茫一水之隔，再回杭州找我。一等就等了五年，返回大陆找我的梦彻底破灭了。
在一次舞会上，他看见一个黑衣少女背影很像我。1954年，他33岁，娶了那个长得像我的台湾护士。
1954年，他在台中结婚了
我很开心，因为我比他晚一年结婚。我和丈夫是同行，在工作上有很多共同语言。
1955年，我在上海结婚，丈夫是导演
余其濂说，在两岸隔离的当时，想回大陆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借他乡回故乡”。 为了找我，他做了很多周密的计划。先是从空军退役到民航，再从民航跳槽到企业。
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温哥华。1976年，他回国过一次，专程到杭州找我。他去了英士街、板桥路、保淑路……他去派出所查，说这家人早就散了，搬走几十年了。他又不敢登报找，怕害了我。
1976年，他来杭州找我
他在杭州广播电台的围墙上看见几个红色的大字“誓用鲜血和头颅保卫江青同志！”看得他心惊肉跳。因为他是国民党，他父母的坟已经被刨了，尸骨无存。文弱的大哥受不了批斗，用一根铁钉从百会穴砸进去，惨状不忍想象……
蒙蒙细雨中，余其濂对着西湖大喊了几声我的名字，大哭了一场，带着遗憾回了加拿大。
1970年，他在夏威夷
分开的那些年，他用诗歌寄托对我的思念，那些诗他都寄到美国给我看。每一首都有一个明显的“小瑶”。他还给我寄来了从小学到现在，不同时期的几十张照片，说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了。
他中风过，腿脚不方便，走路要用拐杖，还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他当年是空军，最喜欢蔚蓝天空的颜色。他说他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围着我转。他说：天会老，地会荒，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小瑶。
他给我寄来三枚“飞鹰”徽章，他说：小瑶，这三枚漂亮的飞鹰胸章，在1949年我毕业的时候，就应该为我的小爱人佩戴在胸前。如今，它终于飞回来了。敬赠给小瑶。祝我们飞回笕桥！他在电话里唱歌给我听。还是好听的男中音，是那首47年前为我唱过很多遍的“一往情深”。
在他温柔的歌声里，我再次泪如雨下。他一直唱到哽咽。
我像一块久旱的土地逢甘露，尽情地享受着他的爱。
在上海家中
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他说他找了我五十年，现在终于找到了，他要弥补对我的爱。他要我幸福，要再听到我小时候一般无忧无虑的笑声。
他说他74岁了，我63岁了，再也禁不起等待和分别了，他要马上看到我，要紧紧地拥抱我。我受了太多苦，他的余生，要用来保护我。他已经在和家人商量了，看由谁陪他来见我。
我坚决不同意。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能知道对方还活着，曾经那三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他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劳顿了。我们都老了，我希望留住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我已经六十三岁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十三岁青春烂漫的小女孩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太太真的太好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们，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写信。我儿子也提醒我，妈妈你能找到余伯伯是好事，但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到别的人。
他在电话里大哭，说我太残忍了。说他很多空军同事都战死了，能活到七十岁的没几个。这是老天给我们的眷顾，让我们还能活着重逢，为什么不见他？他让我不要担心，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合天合地，反正我们是不能再分开了。
我说，不行，坚决不见，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大年纪，谁都禁不起再折腾了。你太太照顾你大半辈子了，我很感激她，她也爱你，我们不能伤害她。
他考虑了几天，写信来，希望一起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以此来圆我们的梦。
1949年，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就快失散了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他寄来的提纲，密密麻麻两万多字，大事记注释也有五千多字。那三年重要的日子，我们说过的重要的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22张16开的提纲，他一页页用胶水仔细粘起来，打开有好几米长。
我把提纲贴在胸口，泪流满面。我再也不怀疑他对我的爱了。
那三个月，他说内心翻江倒海，天天哭，眼睛也哭坏了。现在不敢太激动，一激动就头晕。提纲他是用放大镜趴在桌上写的，边写边哭。他嘱咐我，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名字就叫《西湖梦》，是我们两个人的梦，也是很多当时被迫离散的中国人的梦。失散了那么多年，我们都能找到对方，分开的两岸迟早也会统一的。
我们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
他还给我寄来几十本资料书，用得到的历史资料，他都用红笔圈出来。
1997年，笕桥航校二十四期同学，韩国前空军总司令金信带着女儿到加拿大看望他
算了，写吧，反正这辈子我注定要听他的话，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继续留在美国，打算写完这本书就回国。我告诉他，这就当是我们没有婚礼的结婚礼物吧。
他也慢慢冷静下来了，说从现在开始，我给你的信会减到一周两封，电话也是。等你回国，我不可能再给你打电话了，我要让你慢慢习惯。
1995年，他在温哥华自家花园
我边写边哭，又重新经历了一次1946-1949。我写，他修改，好不容易写好了前三章。
1997年4月，我接到儿子的信说要结婚了，请我回去主持婚礼。我才惊觉，我在美国已经三年多了。找他花了两年多时间，写我们的故事花了一年多时间。
我说我要回去了。他在电话里痛哭，说分别四十七年，还没见面又要分开，他不甘心。我也哭。哭完安慰他，我们不是天天都在心里见面，在信上说话嘛。
他要我把上海的地址电话，还有三个最好朋友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他，他不能再把我弄丢了。
1969年，他在东京
第二天他给我发来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送我一首李白的词：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他让我带着这首诗一起回去。他要我记住，西湖那三年是真的，现在他对我的一切也是真的。他一直都是爱我的，他永远都是爱我的。他还寄来了他的头发和指甲。我们生不能同床，死要同穴，希望我走的时候，他的头发和指甲能和我烧在一起。最好能把我们的骨灰撒一部分到葛岭，实在不行，就像金庸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找个洞塞进去也行。
1974年，为了回国找我，他移民温哥华
为写这本书，又是十多年过去了。2008年，我把第一次自印本寄给他。从邮局给他寄书出来，刚走到门口，我就心绞痛蹲地下了。心里一个大石头终于放下了一样。真的，为他死我都愿意。
他收到书马上就来信了。他刚刚大病了一场，但还是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改了几个地方。
这本书是我们爱情的结晶，我们名字各取一字
我们都更老了，我八十多了，他都九十多岁了，走路要靠双拐，心脏也装了起搏器。他哭得太多了，眼睛几乎失明。信也少了，大概一个月一封。信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每封信末尾他都会写：白云处处长随君。
我懂他的意思。我把我的家取名为：白云小屋。
我从美国回来后，我们再也没有通过电话。有时候真的很想很想听听他的声音，但我绝对不会给他打的。我们年纪都大了，他又有高血压，不能太激动。还是维持这种平静比较好。前段时间因为有点事情，我托他在重庆的弟媳给他打电话，打了几次家里都没人。我紧张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他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三个月他没有来信，那就是他不在了。还好，他只是去医院做例行检查，虚惊一场。
这辈子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他说自己真的是很老了，每天打盹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多，醒着的时候又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忆以前的事情，只有以前的事情才会带给他快乐。他依然常常听到我咯咯咯的笑声在他耳边响起，下辈子他还会循着这笑声来寻我。
我现在每天没事就看看他的信，好多信我都能背出来了。我们不能通电话，我只能从来信字迹的大小，工整程度去判断他的健康状况。
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活一百岁，我也要活久一点，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过往的苦难都不值一提。
2019年，他98岁了，我也87岁了，无论经历多少磨难，他给我的爱已经足够温暖我这坎坷的一生了。我们即使不能联系了，也能明白彼此的心意，希望来世我们再也不分开，可以白头偕老。
来世，无论他在哪里，变成什么样，我相信我依然能找到他。
那时，他常望着台湾海峡哭泣
我的茅阿姨
茅阿姨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女神。她的乐观，她的坚强，她顽强的生命力都让我赞叹不已。
茅阿姨今年87岁了，爽朗的笑声一如13岁时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我叫她茅阿姨，但是我们情同母女。我们的缘分源自一次采访，相识八年，成了忘年的好友。
1 茅阿姨和她的画
2011年春天。桃红柳绿的天突然变得混沌，北京的沙尘暴吹到了杭州。我去上海采访茅阿姨。
一大早，高铁穿过重重雾霾，从迷雾般的杭州抵达同样雾气沉沉的上海。从虹桥高铁站到茅阿姨家，正好五十元的出租车费。
楼下有水果店、鲜花店、打印店、还有咖啡店，人来人往、步履从容，这是和平时期的安稳和恬淡。淡绿色的楼，在初春灰沉的天空下显得生机勃勃。老式的板楼，一共四部电梯，长长的走廊里并排住着好几十户人家，门口堆满杂物。
寻着门牌号一路寻过去，有一扇门没有门牌号，门前有一块地毯，门口有一个花架，高高低低错落摆满了植物。我在门口轻唤：茅阿姨……
茅阿姨欢快明亮的声音在里面响起：“你等一等！”
打开门，一张热情温暖的脸，爽朗明亮的笑声，还有张开的怀抱……79岁的茅阿姨看起来活力四射。茅阿姨笑呵呵地解释，刚才抱歉让我等，她在戴假发，画眉毛。
茅阿姨住的房子是以前单位分的，两室一厅，一间画室，一间客厅，一间卧室。餐厅就是她的书房，高高堆满了资料，还有她和余伯伯的来往信件。随便提到哪封信，茅阿姨都能马上说出余伯伯写这封信的日期，她收到这封信的日期，以及上一封信她写的是什么内容。
餐桌上有一盏吊灯，吊得很低，灯光聚在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上。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她发信收信的日期，电话内容和重要事件。笔记本上放了一个放大镜。画室里铺着画了一半的画。茶几和书架上都是余其濂各个时期的照片。年轻的军官眉目俊秀，英姿挺拔。十三岁的少女，情窦初开，满脸懵懂。
四十年代末，时局动荡、兵荒马乱。刚刚在西湖边定情的茅君瑶和余其濂被历史的战车冲散了。五十年的魂牵梦萦，一辈子的刻骨铭心。
人世茫茫，岁月风霜，你的眉目刻在心里，即使穿越今生，穿越来世，一刻也不能忘。
茅阿姨耳朵很背，但声音嘹亮，记忆力惊人。年轻时候的事，某年某月某日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她有记日记的习惯。写给余伯伯的每一封信，她都会誊一份保存，并注明邮寄的日期，以及编号。余伯伯写来的信，她也会详细记录，编号保存。
2. 余其濂伯伯中风后不能写信，茅阿姨只能从三弟那里了解他的近况。
2013年，三弟媳专程从重庆来看望茅阿姨，他们在杭州见面。饭桌上，一个杭州的阿姨无意间说起1976年余其濂来杭州找茅阿姨的事情。当年，余其濂遍寻杭州，只找到一位熟人，就是这位阿姨。
他们一起吃了顿饭，余其濂告诉她这次回来是为了找茅君瑶，问她有没有小茅的消息。
茅阿姨激动得站了起来，反复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他真的来找过我？他真的是专门来找我的？
一个下午，茅阿姨都开心得像个孩子，拉着我的手反复念叨：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我终于打开了心中的一个结。他真的来找过我！以后我再也不胡思乱想了。
2008年，中国美院80周年校庆，茅阿姨和同学
茅阿姨总是给我描绘他的声音有多么动听，富有磁性，以前他经常贴在她耳边唱歌，那些他唱过的英文歌她全部都记得。
找到他时，她在美国，他在加拿大，他经常在电话里唱歌给她听，声音仍然和当年一样迷人。有时候，晚上他会突然打来电话说：“小瑶，你快看看窗外，有一只蝴蝶在徘徊，那是我在敲你的门。”
那个长达两米的写作提纲是余其濂拿着放大镜边哭边写的。茅阿姨展开铺在地上给我看。出书的时候，茅阿姨将作者注明为：瑶其。两个人名字各取一字。
3. 茅阿姨唯一的儿子在日本。
茅阿姨是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有事情自己解决，生病，总是自己打120，自己请护工。她每天都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和老同事聚会、上老年大学、写书、教保姆认字……
她大多数老同事都是空巢老人，很多子女在国外，或者别的城市。即使同一个城市，也分开住。这些老人相互照顾。
茅阿姨很乐观，经常乐呵呵地开玩笑：想当年，我们这群人走在淮海路上，回头率是最高的。现在不行了，皱巴巴的老太太了。她说老太太们聚会的时候很开心，经常一起唱：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都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全部送到农村做化肥。啊~亲爱的朋友们，到底谁先烧成灰？先烧你，先烧我，反正都是农民伯伯的好化肥……
2012年冬天，天很冷，我担心她的腿，跑去上海看她。她一个人住，请了个搞卫生的钟点工，一周来两次。阿姨不识字，她每次都要花半个小时教阿姨认字，还认真地提前备课，备课笔记就有好多页。
茅阿姨腿脚不好，一到下午就走不了路，但她每周坚持去老年大学学画画，靠打封闭支撑。茅阿姨耳朵背，我给他买了老年手机，有一个SOS键，一碰到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她说上课的时候，突然全班都盯着她看，旁边的人摇摇她说，你的手机响了。
她大笑说，你看我是有多聋啊，全班都听到了，就我听不到。
现在，她耳朵几乎完全听不到了，但笑声依然嘹亮。她买了智能手机、ipad，终于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交流了。
4. 2014年11月，她因为腿痛住院，医疗事故让她两次昏迷，差点就离开了。
醒来后，她肌肉萎缩了，还患了糖尿病，需要长期吃药。她选择了原谅医院的过失，并且每天咬牙进行康复训练。她不想因为身体状况拖累任何人。
她还有一个愿望，要把婆婆罗馥贞的故事写出来。她的婆婆是上海犹太大亨哈同的长女。她的丈夫是著名导演庄泽敬，乒乓球明星庄则栋同父异母的哥哥。
1992年，庄则栋（前排左二）要去美国参加乒乓球外交二十周年，特地带着妻子佐佐木敦子（右一），来看望生病的大哥（右二庄泽敬）。六个月后，庄泽敬去世，66岁。我后面是儿子庄璞。
为了写书，茅阿姨用两个叠起来的放大镜写字，一笔一画写完了一本书。后来，又独自推着轮椅去医院动了白内障手术。高兴地告诉我，她能看见公交车上的字了。
每一次生病，茅阿姨都能凭自己顽强的毅力，以及信念奇迹般康复。2018年，她给我寄来了新写好的书《我的婆婆罗馥贞》，这是一本传奇之书。
这个叫罗馥贞的混血女人，温婉善良，却一生命运坎坷。两个苦难的女人，隔代相遇，成了最好的朋友和知音。
2019年5月18日，我又去了上海田林东路。茅阿姨的背更弯了，笑声依旧爽朗。她的画得了很多奖，一幅幅打开一定要我选几张带走。她说自己终于没有辜负余其濂伯伯对他的期望。
她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98岁了。算了，不想了。死了活了都不重要了，反正心都在一起的。
她坚持煮饺子给我吃。她有好几顶不同风格的假发。她在我眼里还是那么美，西湖边的美少女，淮海路上的女明星。
2019年10月1日，微博上在热传她的视频，87岁的她和17岁时的自己相遇。
她在镜头里哈哈大笑。她告诉我，她也是第一次看到17岁的自己。
我把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
87岁的茅君瑶爽朗的笑声。
17岁的红衣少女茅君瑶，笑容满面地走在阳光里。
其时，她刚刚和恋人分别。没过多久，她便辍学前往上海。
如果时光能穿越回去，这个沐浴在爱情里的红衣少女，一定不会离开那个叫余其濂的年轻空军。今生来世，这份爱永志不渝。
《梦》
是你吗？
是你。
依旧焕发如画的湖山貌容，
平柔，淡抹。
明静，庄重。
和那忘不了的许多微笑，
都浅斟在你的柔情中。
你生活得可好？
……为什么不说话呢？
别就走呀！
……
梦，
又引我飞回笕桥东，
往事，历历重重。
（1951年台湾）
《释》
忍住点，
亲爱的，不要哭泣。
我之所以慢慢的对你疏远，
是为了怕你日后苦痛，
才小心地垫起脚步，
轻轻走出你的记忆。
矛盾吗？不是的，
我只怕岁月抹不掉你心里的影子，
还怕被我热爱过的你的灵魂，
会突然对生活感到冷漠，
对人世觉得凄迷。
而且，我更怕你恨我，
恨我这个曾经为照亮你，
而渐渐烧尽自己的人，
像枯竭的鱼烛在暗淡中隐去。
哦！
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我一直那么深深的爱着你！
《临行》
你轻问我去后行踪，
我指指那彩色长虹。
我飞过雨后山边，
或横跨云霄九重。
你诉说深情如许怎么投寄，
我点点那白云依依。
系相思在过窗风尾，
它将为你殷勤传递。
你还怕我会淡忘了你。
傻孩子！你的热情是我飞行的动力。
怀念时，你就望望星星，
有花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你。
这种悲欢离合的故事还会发生。
劝父母留下来！ 一错成千古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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