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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 刘宇:保存日子的最好方法是把日子拍成照片

(2020-03-14 14:19:38) 下一个
 
作者简介:
刘宇,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毕业分配至新华社。先后任新华社总社、伦敦分社、华盛顿分社摄影记者,以及摄影部采访室、国际室主任。现任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
   
 
听说一个美国女士读了钱钟书的书,十分敬佩,要登门拜访。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前几天和参加文代会的几位摄影界的朋友欢聚。好几位大腕以前只能仰望,现在因为工作关系才与他们慢慢熟悉起来。摄影师是躲在照片后面说话的人,了解一个人,看他的作品就够了。中国的老话里既有“文如其人”,也有“人不可貌相”,其实并不矛盾。我对摄影界不少人是先见过照片,而后才认识本人的。有的人气质上和他的照片很像,有的则未必。前些日子,因策个好玩的展览《乐活》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的摄影师总能在生活中发现那让人忍俊不禁的瞬间,可本人看上去并没有多少幽默感。我想,幽默一定在他的心里,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
 
聚会的时候,看过我前段时间发的老照片的朋友问,你那儿还剩多少存货啊?我说,存货还有不少呢。新华社有中国媒体中最完善的资料保存体系,我们发过的每一张底片都进入了中国照片档案馆。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也保证我们当时一定会把所能拍到的最好的照片用于发稿,然后再多剪几张底片留资。不过,以当时发稿的标准和对摄影的理解,所选择是最能反映那个事件意义的“典型瞬间”,漏网之鱼算是“非典型瞬间”吧。很多时候,照片的价值也未必都与事件的重要性成正比,这是时间的力量。
 
借着文代会的由头,应景整理了一些中外文化名人的照片。德国最重要的人像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说:“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他指的的是摄影师还是被摄者呢?人在面对镜头时,免不了会表演,我更愿意拍摄他们的自然状态,这未必就是真实的那个人。镜子里是眼中的自己,照片是别人眼中的你,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保存葡萄最好的办法是把葡萄酿成酒,保存日子的最好办法是把日子过成诗”——不知多少人能把日子过成诗。对一个照相的人来说,还是把日子拍成照片吧。
 
 
↑ 如果要让中国人说出一个外国指挥家的名字,我想一定是小泽征尔。还记得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小泽征尔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内听到世界名团的演奏,轰动一时。听说,那次小泽征尔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访问,聆听二胡独奏《二泉映月》。他掩面而泣,从坐着的椅子上跪了下去,虔诚地说:“这种音乐应当跪着,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
 
 
↑ 印度指挥家祖宾·梅塔、小泽征尔和新加坡指挥家朱晖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祖宾·梅塔在1959年就首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成为乐团历史上最年轻的指挥家。很多人也是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了解他的,至少指挥了五次吧。
 
 
↑ 梅纽因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晚年的梅纽因主要是作为指挥家活跃在舞台上,同时致力于教育。20世纪60年代他在英格兰建立的梅纽因音乐学校,成了天才音乐家的摇篮。著名中国小提琴家吕思清和胡坤都是他门下的高徒。
 
 
↑ 1994年,我在大会堂聆听了以色列籍的手提琴家帕尔曼的演奏,那时人家就告诉我,帕尔曼是当今世界第一小提琴家。帕尔曼4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成为终身残疾,所以只能坐着演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灵活的双手创造无以伦比的天音。有一次,一位残疾妇女见到他感慨地说:“见到你没有自暴自弃,我太羡慕你了。”帕尔曼却回答说:“太太,我的‘麻痹症’仅仅是在腿上。”他的唱片一直身居"销量最高排行"之列,他已经获得了15次格莱美大奖。即便没有听过他演奏的古典音乐,但一定听过《辛德勒的名单》中他的独奏,该片和该片的音乐同时获得了奥斯卡奖。
 
 
↑ 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强成为首批留苏的三名音乐专业学生之一,与指挥家李德伦、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一同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作为作曲家,他与杜鸣心合作的《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等舞剧的音乐耳熟能详。我经常听到的传统乐曲《二泉映月》《江河水》《春江花月夜》也是他改编的。从1982年起,他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顺便提一句,他还有着一位作为文学戏剧大家的大哥吴祖光,他与大哥共同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代“双璧”。
 
 
↑ 1958年4月,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当时被公认为水平最高、难度最大的世界顶尖钢琴赛,刘诗昆夺得第二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亲自拍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从此蜚声世界乐坛。刘诗昆后来致力音乐教育,刘诗昆钢琴幼儿园遍布全国。这是2007年幼儿园的小朋友向家长汇报演出时,刘诗昆亲自躲在钢琴后面为孩子们打拍子。
 
 
↑ 出生于鼓浪屿钢琴之乡的殷承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殷诚忠。1959年殷承宗参加了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荣获第一名。文革期间因成功改编、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而迅速走红。《黄河》也成为迄今中国最重要的、在世界范围传播最广和被演奏最多的钢琴作品。殷承宗后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审查,1983年移居美国。
 

↑ 说起《红灯记》,我现在仍然可以背唱李玉和的所有唱段。记得我小时候曾和哥哥在北展剧场彻夜排队买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票。那时候,能看到和听到的演出实在是太少了。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的经历最为坎坷。文革中,江青亲自把钱浩梁的名字改成了浩亮,最后官至文化部副部长。文革后后,钱浩梁被列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而入狱。经过数年隔离审查,被定性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发配到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2001年,《红灯记》祖孙三代人的扮演者钱浩梁、高玉倩、刘长瑜再次聚首,重排《红灯记》片段。从中风瘫痪中恢复过来的七旬老人钱浩梁再次重登舞台,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 袁世海演活了《红灯记》中的日本鬼子鸠山。其实,作为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他成功地塑造了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他主演的十余出扮演曹操的剧目赢得了观众广泛的喜爱,被观众美誉为“活曹操”,开创了以架子花脸主演大型剧目的先河,形成了袁派表演艺术的风格体系。2001年,袁世海以85岁高龄登台演出,吉尼斯纪录大全颁给他“年龄最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登台”的证书。上台前,老先生让人搬了把椅子放倒台上,一个人坐了很久。
 
 
↑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知道英达,未必了解他的父亲英若诚。英若诚先生于1950年考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塑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他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同时也是翻译家、导演。1983年,他将美国当代著名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译成中文,并搬上北京人艺舞台,同时在剧中成功塑造了主角威利·洛曼。与他合作的主演朱琳成功地塑造过五十多个舞台人物形象。被誉为北京人艺舞台上的“一代大青衣”。
 

↑ 雕塑大师刘开渠是我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中国雕塑事业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最为人们熟知的作品是他领导并参与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型浮雕。

 
↑ 吴冠中很早就开始油画民族化的探索,在当代世界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吴冠中先生找到了具有自己代码的艺术语言,并得到了世界艺坛的认可。1992年,大英博物馆打破了只展出古代文物的惯例,首次为在世画家吴冠中举办“吴冠中——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展览。我当时在伦敦当驻外记者,给吴先生当了把司机。这是他在白金汉宫前写生。
 
 
↑ 刘文西是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也是陕西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五套人民币毛泽东画像创作者。1993年的全国两会上,一位喜欢绘画的同事,和刘先生在一个驻地。我不知天高地厚地问那个朋友,能否请刘先生给我画个像,没想到真答应了。这张照片就是那次画像时照的。前几年,我看到一条新闻:刘文西先生价值几千万的画作失而复得。我赶紧翻箱倒柜找刘先生给我的画像,用作了我微信的头像。
 

↑ 看到亿万观众呼唤六小龄童再上春晚的阵势,不能不感叹1982版《西游记》的影响力。这张照片是12年前,《艺术人生》采访六小龄童和父亲六龄童时,谈起早逝的“小六龄童”时,父子俩眼中泛起泪花。

 
↑ 当年电台只要一播出“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亿万孩子都会坐在收音机前,因为孙敬修爷爷要讲故事了。孙敬修本来是个普通的教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儿童少年讲了上万个故事,被孩子们称作“故事爷爷”,影响了几代青少年。邢质斌从县播音员走上央视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从1981年开始伴随了观众近20年。
 
 
↑ 第一次看崔健的演出,大概是1980年代初在民族宫礼堂。他和朋友组织了一个七合板乐队,唱的基本是翻唱的英文歌和民歌。 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那次演唱会上还唱过一首儿歌《我有一只小毛驴》。崔健早期唱过一些很温暖好听的歌曲,比如《浪子归》《在远方》之类,KTV都搜不到了。成为“摇滚教父”那是后来的事了。
 

↑ 谈起中国流行乐坛当然绕不过刘欢,能驰骋乐坛和娱乐圈30年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了。2004年,刘欢在首都体育馆举办《欢歌2004》首次个人演唱会 。这张照片摄于那次活动的发布会上。嗯,那时还没公布《禁烟条例》。

 
↑ 只要赵本山上春晚的舞台,每次评选最受观众欢迎的春晚节目,一定是他的。只有2005年的春晚是例外,《千手观音》大火。颁奖仪式上,看着张继钢和邰丽华领奖的赵本山有点……
 
 
↑ 苏小明毫无疑问是1980年代流行乐坛独领风骚的偶像歌手,但除了《军港之夜》我不知道她还唱过什么歌。后来,她步入影视圈,演的多少唠唠叨叨招人烦的中年妇女,不知道她考虑大叔们的感受了吗?不过说老实话,她演技还是挺好的。这张照片摄于1993年中国申办2000奥运会失败的“523”之夜。
 
 
↑ 第一次见到杨丽萍,我大学还没毕业。在《北京青年报》实习时,一位曾在云南插过队的老师带我到中央民族大学(那时还是民族学院吧)采访师生们的泼水节,在那里见到了杨丽萍。当然,没想到当年那个小姑娘后来火成那样。这张照片摄于2004年保利剧院《云南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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