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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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陕北农家娃，早年在延安参加红军。后成为解放军高级干部，随解放大军南下到湖南，与部队医院一位日本籍女护士结婚，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孩。孰料孩子出生不久风云突变……双胞胎分别被两对解放军夫妇抱养。50多年后，双胞胎中的妹妹为揭开身世之谜，踏上了万里寻亲、寻根之旅……
讲述 / 杜湘萍 撰稿 / 曾琦琦 编辑 / 林煜
2006年12月28日，我妈妈去世，享年九十岁。
妈妈住进医院，我天天去陪伴她。那天，妈妈抓住我的手，颤巍巍地说：“萍儿，妈不行了，妈就你这么个宝贝女儿。有句话妈不能再藏在心里，你呀，不是我亲生的……”
我贴着妈妈的脸说：“妈，什么亲生不亲生的，女儿就是女儿。”
1953年，我和妈妈在衡阳
我爸是一九九三年去世的。爸爸走了之后，妈妈的生活完全依靠我，我对她体贴入微。左邻右舍都说我妈有福气，独养女儿这么懂事孝顺。
关于我的生身父母，我老早就心里有数。好几次想问问我妈，我的生身父母是怎么回事。可是，每次都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怕捅破这层纸，让上了年纪的妈妈心里结个疙瘩。
妈妈又接着说：“你的亲生父母都是解放军……你的生母，是个日本人，生父还是老红军……你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双胞胎姐姐？我第一次听说。我追问道：“妈，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双胞胎姐姐，是谁抱走的？”
妈妈说：“让我想想……我和你爸到部队孤儿院抱你的时候，你已经一岁多，有点会走路了。那是1953年。你姐老早被抱走了……”
儿时的我
妈妈又说：“萍啊，你还是‘送子观音’呢。孤儿院的阿姨说，你和你姐生下来才几个月，就被抱走了。你被抱走不久，抱你的妈妈自己怀上了，生下孩子后她又把你送还给部队孤儿院。这样才轮我和你爸抱你……你说，是不是我和你爸跟你有缘？”
我问道：“妈，抱走姐姐的人家你知道吗？”
妈妈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抱你姐的人家也是部队的。孤儿园阿姨说你姐长得比你还漂亮，可讨人喜欢了……”
一个星期之后，妈妈安然去世。
小时候我生活在湖南，住部队大院。爸爸妈妈都穿解放军军装。1958年，爸爸妈妈转业，一家三口来到杭州，在招待所住过一段时间后，爸爸单位给我们分配了宿舍，我们住进梅花碑佑圣观路106号省级机关家属大院。我在下羊市街小学读小学，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家搬到环城西路上的省级机关宿舍，小学毕业，我考进杭州第十一中学。
机关大院里有几十户人家，每户人家孩子多则五、六个，少则三、四个。读小学时，我是少先队中队长，调皮捣蛋的男生我去管，他们就骂我：独养女儿捡来的！捡来的！
我没有兄弟姐妹，但我不认为自己是捡来的，是他们故意欺负我。
3岁的我
1966年，我读初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停课，造反，揪叛徒、特务、走资派。爸爸也被揪出来打倒了。我很害怕，不敢在外面乱跑，待在家里。
一天，同住家属大院的同学把我叫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杜湘萍，我告诉你，你不是你爸爸妈妈亲生的……”
我气坏了，怼他：“呸，你造谣！瞎说！”
同学说：“才不是我造谣呢，是总机接电话的叔叔讲的。”
1966年，平湖秋月留影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爸爸离休了。我结婚有了女儿。
那一次，爸爸身体不好住院。星期天我烧了爸爸爱吃的菜，去医院看他。爸爸见我来了很高兴，跟我聊天，说着说着他感慨起来：“萍啊，这事儿我迟早得告诉你，你是爸的宝贝女儿。你不是我亲生的。你亲爸是老红军，资格比我老，官比我大。可惜呀，他自杀了。”
我吃了一惊，当年同学说的是真的？我问道：“爸，他为什么自杀呢？”
爸爸说：“他结婚时花了点钱买糖果什么的，运动来了被说成贪污，他受不了……你亲妈也是咱部队的，是日本人……我把你抱回来，组织上还找我谈话呢，要我好好抚养你，保姆费、生活费部队出。”
爸又叹道：“萍啊，爸身体不好。要是爸先走了，你可要对你妈好。”
我脑子一片空白，愣了一愣才说：“爸，女儿就是女儿。什么亲生不亲生的。你放心！我是你们的亲女儿、孝顺女儿。”
我一直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从小吃得好，穿皮鞋，穿漂亮的衣裳。我小时候的衣裳全是爸爸带我上解放街百货公司挑选购买的。上了学，我的文具用品比同学多。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家里有爸爸这个级别的干部可以享受的肉、豆、糖之类的，爸妈总是省给我吃。
爸爸被关进了“牛棚”。机关发给我和妈妈每人每月十五元钱生活费。我和妈妈被迫搬出机关家属大院，住到黄龙洞山上的一间小屋子里。
住在山上很不方便，油盐酱醋都要跑到山下买，煤球要挑上去，米也要背上去。最可怕的是，山上老鼠多得要命，晚上睡觉都会爬到脸上来。
1967年，我在西湖边
1968年年底，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杭州动员老三届初中生高中生上山下乡。我报名支边。
可是爸爸还在隔离审查，我担心我走了妈妈一个人怎么过？妈也舍不得我去那么远。
我的户口迁到了黑龙江省富锦县（后来又迁到爸爸老家山西省平原县西神头村），但是我偷偷地窝在了杭州，做了一名“黑”人。
“黑”人没有粮票油票豆腐票等杂七杂八的票，我每天下山，到保俶路买不要粮票的馒头。生活度日如年。
16岁的我
一直熬到1972年，新的知青政策下来了。新政策规定独生子女可以不上山下乡。这时爸爸也恢复了自由，他亲自去山西老家，把我的户口迁回了杭州。
爸爸官复原职，但他没有利用手中职权，而是让我服从街道分配，进了建筑安装队。我成了一名刨床工，每天开动刨床轰隆轰隆地干活，一只耳朵的鼓膜都坏了，听力一直不好。工友们知道我爸爸是厅局级领导干部时，都很惊讶。
爸爸在我心目中可亲又可敬。
听爸爸讲过以后，我对亲生父母充满好奇、充满疑问：生父为什么会选择走绝路？生父为什么会与日本姑娘结婚？生母是日本人怎么会参加解放军……
我想问问爸爸。可是，爸爸身体不好，没等我鼓起勇气问，他就去世了。
我已长大成人
母亲走了以后，我心头升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单感觉。
亲生父母、同胞姐姐的谜团压在我的心头。我想，比我早三、四十分钟出生的姐姐应该还在世上。
如果能找到她，我就又有娘家亲人了，说不定还能解开亲生父母的谜团呢。
我想去找姐姐
2007年“五一”长假，我和女儿英英一起去庐山游玩。
我们游览黄龙寺。逛了一大圈，正要走出寺院，心事重重的我转身回到大殿。大殿门边的条案上摆放着签罐，我拿起使劲地摇，掉出一支竹签。捡起一看，咦，是上上签！
我拿着这支上上签向寺里的师父请教。
师父说，你今年有好运气。
我说，我想寻找五十多年前分离的同胞姐姐……请师父指点迷津。
师父说，你有贵人相助，想做的事一定能成功。
我知道解签师父很会察言观色，能从求签人的语言表情推测求签人的心思。但师父的话提醒了我：是啊，姐姐怎么找，从哪里找，得有人帮助才行。
庐山黄龙寺
谁能帮助我呢？我去找好朋友赵老师，把心愿告诉他。
赵老师在部队大院长大，八十年代初考上大学，当了十来年的大学教师，还在政法系统工作过。赵老师人脉广，在部队、地方都有朋友，有学问，有见识，能力强，待人真诚。
赵老师一口答应帮助我找同胞姐姐。他先从查阅资料入手。
在中日友好协会工作的朋友给赵老师提供了图书资料。
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原四野部队日本籍女护士
在2006年第26期的《凤凰周刊》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我认识的四野日本老兵》的文章，作者傅乐平。原“编者按”这样写：
“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有数万日本兵，这是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
抗战胜利后，东北有数万日本人包括医护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其中有一部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身解放战争。
文中还写道：“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
我生母也许就是这些日籍解放军官兵中的一员。我不知道亲生父母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所在部队的番号，他们对我来说是个谜团。
2010年原解放军第38军日本老兵代表团访问中国
赵老师去了我爸爸生前工作的单位。爸爸档案中记载着他转业前经历的两个单位：湘南军区、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
湘南军区从成立到撤销时间不长，我被抱养也许就在这段时间。
湘南军区撤销后分成衡阳军分区和彬州军分区，还有一部分可能划归到常德军分区。
记得爸爸生前对我说过，抱养我的时候，组织找他谈过话，孩子的保姆费、生活费由组织出。
部队的供给制有严格规定。既然我被爸爸妈妈抱养是组织上认可的，那么，爸爸当年的战友应该知道双胞胎的情况。
我和爸爸妈妈
我和赵老师分析琢磨一番后认定：只要找到我爸爸在湘南军区的战友，我亲生父母以及姐姐的谜团就能解开。
湘南军区撤销后一分为二了，我们先去哪里呢？
记得爸爸妈妈的军装上，还有我小时候的老照片上，有“衡阳”“常德”“广州”的字样。
还是先去衡阳吧。2007年5月19日，我与赵老师一起坐飞机去湖南。
到了衡阳，我们找宾馆住下。赵老师的衡阳朋友带我们来到衡阳军分区干部处。
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人员变动频繁，我们在干部处没有找到线索。
干部处的同志说，50多年前的部队干部都离退休了，住进了干休所。你们到那里打听打听，也许能找到线索。
有道理。我和赵老师便去衡阳干休所。
我们到干休所大海捞针似地挨家挨户拜访，在那些素不相识的离休干部面前，我拿出爸爸妈妈的照片，问他们认不认识。他们都说不认识，抱孩子的事就更不清楚了。
在干休所里整整“捞”了一天，一无所获。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心绪不宁。
第二天继续去干休所。继续一家一户地拜访。我们问到了葛振林的家。
葛振林是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宁可跳崖也不投降日寇。葛老英雄2005年去世了，夫人健在，姓王。
我对王老太太说了一大堆话。王老太太呆呆地坐着听呀听，突然她恍然大悟，看着照片说：“噢，这个人我认识，我们一起南下的嘛，他是不是三五九旅王震手下的……”
哈，方向对头，有希望了！脑海里亮光一闪，我开心地笑了。
赵老师的朋友也很高兴。他带我们找到了原衡阳军分区司令员罗平的夫人季奶奶。
季奶奶胖胖的，慈眉善目，一口北方话，有九十多岁吧。季奶奶记不起我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当年双胞胎的事情。
赵老师耐心地启发她：“奶奶，您还记得湘南军区吗？这里有以前在湘南军区工作过的老同志吗？”
季奶奶想啊想啊。“有，有！”她终于想起来了，说，“衡阳军分区有位后勤部副部长，姓苏，就是从湘南军区调过来的。”
苏部长现在在哪里，季奶奶不知道。季奶奶把儿子的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去问她儿子。
季奶奶儿子的电话不是忙音，就是没人接。
好不容易打通了。接电话的是季奶奶的媳妇。她说，她爱人不在家。苏部长她认识的，住在某个开发区的干休所里，具体地址不清楚。
衡阳有十几个开发区，我们通过114查号台查，电话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终于打听到，在“立新”开发区干休所里，有个姓苏的老干部。
我们打车去苏部长家。这是到衡阳第三天的下午。
到了苏部长家门口，我们敲门。敲了好长时间，没人答应。
楼上楼下的人都被惊动了。他们说：“你们找苏部长啊？苏部长在家的，他耳朵不好，听不到。他老伴在那边打麻将，你们有事找他老伴好了。”
赵老师立马上去找苏部长老伴。我守在这里，继续敲门。敲啊敲，苏部长终于听到了，开了门。
这是一位英武的老军人，高个子，大脑袋，小眼睛，腰板笔挺，穿着花衬衣，看上去有八十来岁。我赶紧自我介绍，说明上门拜访的目的。我拿出爸爸的照片给他看。
他瞄了一眼，摇摇头说，不认识。
这时，赵老师把苏部长老伴找来了。我和赵老师站在门口，解释了半天，老俩口才让我们进门。
我们扯着嗓子，哇啦哇啦地大声说话。可是苏部长听力实在太差，一问三不知。
好不容易“抓住”一个苏部长，怎肯轻易放弃。我们大声喊着：“苏部长，你再想想，衡阳解放后，咱部队有个干部与一个日本姑娘结婚，生了一对双胞胎……”
苏部长木然的脸突然有了表情。他拍了一下手，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对，我跟新娘子挺熟的，她是咱部队卫生所的护士，日本人，长得非常漂亮，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说到这里，苏部长又拍拍脑袋，说：“对了对了，那是在益阳军分区，新郎是部队的领导，叫拓德柱。新娘子叫‘藤别’，他们结婚是林彪批准的呢！婚礼我在场，办得很热闹，我是忙前忙后干活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生父生母的姓名。我的心要跳出来了！我屏住呼吸，追问道：“双胞胎后来呢？”
苏部长思路通畅了，冲口而出说道：“一个让衡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周刚则抱走了，一个被湘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杜福宝抱走了。”
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苏部长，我就是杜福宝抱走的孩子。”是的，杜福宝是我的养父。
啊？苏部长吃惊地看着我，接过我给他的老照片看了又看，说：“嗯，看出来了，这个人脸熟，是杜福宝，对，对，就是杜福宝！”
他抬起头盯着我左看右看，感慨地说：“你长得像拓德柱，你姐像‘藤别’，双胞胎小时候都很漂亮。你姐姐头发卷卷的，像洋娃娃，周刚则喜欢得不得了，起名叫周娜娜。娜娜可是周刚则两口子的心肝宝贝哦！”
我急切地问：“他们现在在哪里？”
“周刚则是一九五七年转业的，”苏部长说，“调到哪里我不清楚。不过，老周有个警卫员叫廖忠怀，还在衡阳，你们找他一问就知道了嘛。”
苏部长说，我和亲生父亲很像
我问我生父是怎么死的。
苏部长说：“我那时是个小管理员，领导的事情不清楚。”
生母结婚才一年，一对宝贝女儿才满月，丈夫突然死了。生母回日本，双胞胎女儿不能带走，一个人回到遥远的日本。想到这些，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啊流……
从苏部长家出来，我擦干眼泪，和赵老师去找廖忠怀叔叔。
廖叔叔的家也在干休所，一问就问到了。廖叔叔不在家，到他深圳的儿子那里去了。我们打电话到深圳，与廖叔叔联系上了。
在电话里，廖叔叔说，周刚则是他的老首长。他知道，娜娜是老首长的女儿。不过，他后来抗美援朝去了，回国后再也没有与老首长联系。
廖叔叔听老战友说，老首长后来转业到地方，文革中患脑溢血去世。
赵老师在军史资料上找到了拓德柱，职务是益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时间是1951年。
那么，生父的档案会在哪里呢？
我们赶到益阳军分区。益阳军分区曾经撤销过，划归常德军分区，后来又恢复了。益阳军分区发生过一次火灾，好多档案资料烧没了。我们没有找到生父的任何档案资料。
我想看看当年益阳军分区的所在地。军分区的干部带我们去看旧址。
当年的老房子早被拆光了。军分区的干部指着面前的一所学校说，部队南下到益阳后，这里曾经是部队卫生队的医院。
没想到这里曾经就是我生母工作过的医院。我和双胞胎姐姐也许就出生在这里。
我环顾四周，浮想联翩。我想像着这里曾经的老房子的样子：木板房？红砖平房？还是楼房？
晚饭后，我和赵老师散步，又一次走到那所学校的门口。这时天还亮着，学校很清静，传达室的大伯悠闲地在门口转悠。
赵老师上前问，大伯，你知道这个地方以前是益阳军分区的医院吗？
大伯反问，你们是哪里人？
赵老师说，我们是杭州过来的，小时候在益阳住过，这次到湖南办事，特意过来看看老地方。
大伯自豪地说，我当然知道。我在益阳军分区当过兵，现在退休了。
赵老师便坐在花坛边上与大伯套近乎，他有意将话题引到部队南下刚到益阳那几年。
大伯说，原先益阳军分区后勤部、医院都在这个地方，现在早拆光了。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他指着前面一条马路，说，这个地方以前有座坟墓，埋着一位军分区的后勤部长，是自杀的。
为什么要自杀？赵老师马上追问，我警觉地竖起耳朵。
大伯说，说是多买了肥皂毛巾什么的，还有说是他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粮票不够吃了。我真想不通，怎么会为这种小事情自杀呢？
赵老师回头看看我。我盯着大伯问，大伯，这座坟迁到哪里去了？
大伯说，三年前修马路，把这座坟墓平掉了。
这位想不开而自尽的后勤部长，想必就是我的生父了。他竟然就埋在眼前的这条马路下面！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生父的自戕事件已经被传说得走样。发粮票是1955年之后的事情，之前部队的官兵全部都是供给制，父母与双胞胎怎么可能粮票不够吃呢？
难道是生父的在天之灵引导我走到这里并碰到这位大伯？我惊谔极了，感觉非常神秘。我双手合十对着马路默默祈祷：爸爸，您保佑我找到您的档案，找到我的亲姐姐吧！
在益阳住了一个晚上，我和赵老师赶到常德军分区，希望能查到益阳军分区移交过来的档案资料。问来问去，还是没有。
赵老师便托一位在湖南省军区管理档案的朋友，请他帮忙查找。湖南省军区也没有我生父的档案。
一个星期过去了。赵老师有公务在身，我也接到了杭州电话，公司有要紧事情等我回去处理。我们决定先回杭州。
在去长沙机场的出租车上，赵老师接到了湖南省军区朋友的电话，说，拓德柱的档案有下落了……
回到杭州，我抓紧把公司的急事处理完，6月11日，又约上赵老师一起飞到广州。我们先坐火车去深圳拜访廖叔叔。廖叔叔八十岁了，见到我们非常高兴。
廖叔叔介绍了好几位广州军区的战友，让我们去找他们。
我们回到广州。廖叔叔的战友们热情地招待我们，帮助查找我生父的资料。
生父的档案果然在军区档案馆，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
拓德柱：生于1921年；住址，陕西省绥德地区子洲县老君殿区阳坬村；出身贫农；1951年2月结婚，妻子别当，生于1924年，文化程度初小；出身贫农……
管档案的同志给我们看拓德柱的照片：看上去三十来岁，穿解放军军装，戴大沿帽，面容瘦削，眉眼透露出坚毅。
这就是我的生身父亲！五十多岁的我第一次看到生父的样子。我坐在椅子上，泪水糊住了眼睛。
苏部长说我的生母叫“藤别”，管档案的同志说档案上记载的是“别当”。也许，“藤别”是生母名字的中国读音？“别当”是生母的日本名字？
我想知道组织上对生父的处理意见。管档案资料的同志说，拓德柱的档案里没有关于他自杀评价和结论的记录。
此刻，我已经大致了解，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生父是部队老资格的红军干部，他与部队卫生队的护士相爱结婚，可能是组织介绍，也可能是自由恋爱，也可能遇到了阻力，惊动了部队的最高层领导。因为那时候中国人是不准与外国人结婚的，部队更严格。
终于能与自己心仪的姑娘结婚了，为了表达内心无比的幸福快乐，生父多买了几斤糖果，多花了一点钱。
可就是这个行为，一年以后引起了非议。他受得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却受不了和平年代的委屈，不惜甩下妻子女儿，拔出手枪自戕，以死明志。
我心中一声声地呼喊着：爸爸，妈妈，女儿来找你们了。
爸爸，你为什么要扔下妻子女儿？妈妈，你为什么要抛下女儿回到日本？为什么？我心里翻江倒海，难以形容啊。
我擦干眼泪。我要继续找双胞胎姐姐，必须要找到。而要找到姐姐，得先找到姐姐的养父周刚则。
赵老师提出想查找其他有关资料，以及周刚则的资料。管资料的同志说，拓德柱的资料只有这么多。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档案资料全部移交给地方了。
廖忠怀叔叔曾经说，老首长周刚则转业到广东省地方，不是在韶钢（韶关钢铁集团），就是在省政府什么厅当厅长。
从广州军区出来，我们先打电话到韶钢。这个电话一直没人接。
广东省的化工、轻工、重工、机械原先都有厅级行政机关。机构改革后全都撤销了。厅局级干部的档案归省委组织部管。我与赵老师决定去广东省委组织部。
到了广东省委大院门口，没有介绍信不让进。
大门一侧有信访办的牌子，有人进进出出。赵老师问了一下，说不要介绍信。我与赵老师便大模大样地闯了进去。
一位年轻的男同志主动上来接待我们，他姓梁。
我对小梁说，我们一不是来申诉、二不是来控告。我们来的目的是……我忐忑不安地解释，有点语无伦次。
我以为小梁会不耐烦，会急着打发我们走。不料他耐心地听我讲完，说：“我理解你们找亲人的心情，你们不要着急，我帮你们联系联系看。”
他翻开电话簿，找到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史志办的电话号码，用他的手机一一拨通。
小梁打电话讲广东话，叽哩咕噜，我听不懂。
过了半个多小时，省史志办回电话了，说我们提供的名字找不到，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叫周钢哲的副厅长，六十年代末去世了。
根据周钢哲的简历、职务、年龄、去世日期，我们断定“周钢哲”就是“周刚则”。“刚”与“钢”、“则”与“哲”是同音字。
既然周钢哲有了下落，小梁办了手续让我们进了省委大院。
在省委组织部，我们找了档案利用科陈科长。
陈科长让我们坐下，说：“厅级干部的档案不可以随便查的，我要请示一下。”
说完她就打电话。广东话，我们听不懂。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下班时间都过了，她才放下电话。
陈科长说：“我把情况向领导汇报了，你们明天带信访办的介绍信来这里办手续，由信访办的同志带你们去省档案馆。”
第二天上午，我和赵老师兴冲冲到信访办找小梁开介绍信。
小梁很为难，说此事不归信访办管，开不出介绍信，再说他也是下面市县派到省信访办挂职锻炼的干部。
小梁已经帮了大忙，我们不能再麻烦他。赵老师便打电话给陈科长，请她想想办法。
陈科长也很为难，说要请示领导。等了半个多小时，陈科长回话说：“我请示过领导了，对你们表示同情与理解。这样吧，我给自己开封介绍信，我带你们一起去查。”
我、赵老师和陈科长一起打车到广东省档案馆。陈科长进去查，我和赵老师在外面等。
等了一段时间，陈科长出来了。
陈科长说她查到了周钢哲的档案，但里面没有登记家庭住址，也没有小孩的信息。
有周钢哲妻子的名字，叫孟翠芬。
与陈科长道别后，我们立刻打车去广州市公安局寻人处。
寻人处的电脑资料库里没有我们要找的孟翠芬。有两个1952年1月出生的周娜娜跳了出来：一个生于浙江省衢州市，一个生于广东省王华县，这两个周娜娜肯定都不是我要找的的同胞姐姐。
赵老师推测，孟翠芬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周娜娜可能出国或都改名字了。
我们请公安局接待的同志再帮忙找找。这位同志说，如果找到了，她不愿见你们的话，我们也不会把她的资料告诉你们的。
我们把广州朋友的电话给了接待同志，便回到了杭州。
又一个星期过去，广州朋友来电话了，说公安局确定找不到我们要找的孟翠芬和周娜娜的线索。
山穷水尽了？
赵老师拨通了另一位广州朋友的电话，托他寻找周钢哲家人的下落。如果还不行，他准备向当地媒体求助。
过了几天，这位广州朋友来电话了。他在广州大撒网，东托西托，一位朋友的朋友找到了一位省级机关退休的老干部，周钢哲当副厅长时，他是办事员。他知道周厅长爱人已经去世，女儿在哪里工作不清楚，儿子在原机械厅的下属单位工作。
太好了，又有线索了！
赵老师在电话里一再道谢，同时请朋友帮忙联系周钢哲的儿子。
朋友不负重托，亲自登门拜访那位老干部，要到了周钢哲儿子的电话号码！
我大喜过望。我相信，找到了周娜娜的弟弟，就一定能找到周娜娜。我相信，这个周娜娜就是我失散50多年的同胞“姐姐”。
不过我很快冷静下来，到底是不是姐姐，还有待确认。我与赵老师商定，先由赵老师出面与娜娜的弟弟联系。
电话通了。赵老师把来龙去脉讲给娜娜的弟弟听。
电话那头，娜娜的弟弟说：“周钢哲、孟翠芬是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周娜娜是我姐姐以前的名字，文革时改名了。”
赵老师把照片和资料都传真过去。弟弟把这一切告诉姐姐。
娜娜不相信。父母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她是抱养的。她看了我的照片，认为我和她长得不像。现在骗子太多，突然杭州冒出个双胞胎妹妹，太离奇了，天方夜谭似的。
经娜娜同意，赵老师与她通了电话。赵老师详细说明了我的情况，特别强调，我的公司运转良好，家庭经济状况相当不错，满世界找姐姐，只是想了却心愿，等等。
娜娜终于同意与赵老师见个面。7月11日，赵老师单独去广州与娜娜见面。
娜娜看了赵老师带去的一大堆资料、照片，突然想起她妈妈去世时，爸爸一位老战友的女儿曾经对她说过一句话：“现在你可以去找你日本妈妈了。”当时她莫名其妙。
看了赵老师带去的资料、照片，娜娜有点将信将疑。赵老师建议做亲子鉴定。娜娜同意了。
接到赵老师要做亲子鉴定的电话，我马上去杭州萧山机场，当天晚上就飞到广州。
我看过许多双胞胎的故事。有对双胞胎，从小分开，在不同的家庭长大，多少年以后他们碰上了，长得还是相像，连动作、习惯都一样。有一对双胞胎，高考分数都一样。还有些双胞胎，听说相互间能心灵感应。
我的双胞胎姐姐会和我一样吗？我心潮起伏。
我和娜娜在宾馆见面。我们冷静地互相打量。娜娜身高1.55米，我身高1.6米；娜娜比我胖，我皮肤比她白；我是O型血，娜娜是A型血。我们的容貌也长得很不一样。
到广州的第三天，我和娜娜一起去中山医科大学做亲子鉴定。给我们做鉴定的是法医鉴定中心的陆教授，他是法医鉴定的权威。
做鉴定的时候，娜娜问我，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百分之百是亲姐妹。
赵老师对娜娜说：你俩肯定是双卵双胞胎。虽然你们的相貌不是很像，但你的笑，你的手势，还有一些细微动作跟杜大姐很像。第一次见面我就断定你是杜大姐的亲姐姐。
亲子鉴定结果二十天后揭晓。
左边是娜娜，右边是我
电话铃响了。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娜娜的声音：“是真的。”
啊！虽然这个结果不意外，但我仍然像被电流击中一般，对着电话大叫一声：“姐姐！”我放声大哭起来。
爸爸妈妈去世以后，孤单的感觉一直笼罩着我，直到此刻。我像一只断线的风筝，晃晃悠悠地从空中飘落，而此刻，维系着我的那根长线突然又收紧了起来，我瞬间迎风而起。
公司同事被惊动了，大家都来祝贺我。
两个月来，我在浙江、湖南、广东三地奔波往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失散50多年的双胞胎姐姐，大海捞针竟然成功了！
是真的！
我请娜娜姐姐到杭州来玩，她马上来了。
我和娜娜姐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姐姐的养父母非常疼爱她。文革中周钢哲被打倒，一次开会时不幸突发脑溢血离世。孟翠芬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早些年也去世了。
弟弟是孟翠芬妈妈的外甥。弟弟生在农村，生活很苦，得了重病，来到广州治病，吃、穿、住，周钢哲夫妇全包了，还负担了治疗的全部费用。时间长了，就当儿子养了。
娜娜姐姐是高级工程师，穿着朴素。我带姐姐去西湖游玩，特意陪她逛女装街，给她买了好几套时装。
姐姐回广州后来电话说，她穿上我买的衣裳，朋友、同事很羡慕，都说杭州衣裳漂亮。
我终于找到了姐姐
这一年的9月，姐姐去美国办事。回国后，10月5日，姐姐赶到杭州和我一起去湖南衡阳，我们要当面感谢苏部长、季奶奶他们。
我们登门拜谢季奶奶。季奶奶老远看到姐姐，说：“你是孟大姐的女儿娜娜么？”
娜娜姐姐激动地快步上前，与季奶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拍电影吗？我呆住了。
原来，娜娜姐姐一家去广州之前，衡阳军分区司令是罗平爷爷，政委是周钢哲。他们两家是最贴近的邻居。季奶奶与孟翠芬妈妈亲如姐妹。
我仿佛看见了五十多年前的情景：我和娜娜还是两个懵懂无知的婴儿，每天享受父母亲怀抱的温暖……有时，我们会从父母臂弯里被小心地递出去，被部队的叔叔阿姨们小心地接住，逗着，大家快乐地笑着。
接住我们的叔叔阿姨中有苏部长有季奶奶。相隔五十多年的重逢啊，我笑出了眼泪。
姐姐第二次来杭州玩
双胞胎姐妹重逢了，苏部长夫妇像找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高兴，不准我们住宾馆，一定要住到他们家里。
我们到的那天，苏部长夫妇在衡阳市最好的饭店定了酒席。苏部长一步不挪地守在饭店，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到来。苏部长与我们的三个爸爸都是战友啊。
在酒席上，我们姐妹俩与长辈们会面，满包厢欢声笑语，喜庆欢乐的场景足以告慰我们的生父和养父母在天之灵。
苏部长老伴开心地说，湘萍，就你来了以后，老苏得相思病了。老是跟我唠叨你们的生母“藤别”，说“藤别”长得怎么怎么好看，跟他关系怎么怎么好，我都要吃醋啦！
苏部长老伴嗓门大，苏部长挨着她坐，听清楚了。他哈哈大笑，说，那可不。“藤别”的漂亮赶上电影明星了，她有文化又有技术，不知有多少人追求她！我跟她关系是挺好的呀，我那时是个小管理员，哪里敢痴心妄想！
大家开怀大笑。
又说起我们的“藤别”妈妈。苏部长老伴说，169医院成立50周年时，来了50多位曾经在部队卫生所工作过的战友，都是日本老头老太太。
啊？我大吃一惊！
中国人民解放军169医院成立于1947年，前身是部队卫生所。解放战争时期随“四野”南下，定址衡阳。
在这群日本老太太中，会有“藤别”妈妈吗？我们知道得太晚了。现在该怎么与他们联系呢？这些日籍解放军老兵有认识我们的“别当”妈妈吗？“别当”妈妈还在世吗？她在哪里？
还有我的生身父亲，小小年纪参加革命，成长为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遗憾风云突变，英年早逝！他在陕西的老家怎么样了？那边还有思念他的亲人吗？这么多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天天翻江倒海，牵肠挂肚。
我还将继续寻找
这里应该是“原平县”而不是“平原县”
我就是原平人。
问老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