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瑰 | 禁锢年代的青春启蒙

禁锢年代的青春启蒙

梅瑰／文

1

　　小时候姥姥给我洗澡，总会盯着我的脚发愁：每天在外面疯跑（她把室外的嬉戏捉迷藏、跳皮筋、踢毽子等通称为“疯”），脚长得太快，新做的鞋没穿几天就小了。
　　生于清朝的姥姥是“捣”着双“三寸金莲”进的城。五六岁就被裹残了脚，几乎没体味过疯跑傻玩儿的乐趣，看不惯新中国的女孩儿很正常。可我妈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竟然也完美传承了姥姥的衣钵。
　　看到我妈厂里的漂亮姑娘从门前路过，姥姥就会用家乡话评价：“看这闺女白生生的多大一对眼，长得真齐整！”
　　老妈则会接一句：“她就是太疯！招惹着厂里一帮小青年天天围着转。你看电镀车间的XX长得齐整，人稳稳当当还不爱打扮，一看就是个好闺女”。
　　同一个“疯”字，在母女俩口中含义却不尽相同：姥姥多是看不惯女孩儿的活泼好动，我妈则更多指向女性的品行。
　　这些看似无心的评价，潜移默化中为我树立了道德标杆：正经人家的女孩儿就该衣着朴素，举止沉稳；疯丫头总爱招惹男孩儿，让人看不起。
　　初谙世事，就从长辈口里灌输了诸多清规戒律。于是，我小小年纪就开始分“男女界限”，还用笔在课桌中间画下“三八线”。且老实本分地遵循长辈教诲，在男孩儿面前从不敢放浪形骸。

2

　　十二岁那年，我在公园的石凳上，完成了关于女性“初潮”的启蒙。
　　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和同学一起到公园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待载歌载舞的“洗衣歌”落幕，我们正等着听“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呢，隔壁单位的造反派却开启了高音喇叭。辩论双方唇枪舌剑，其间还穿插着高分贝的歌声，吵得人啥也听不清。大家被扫了兴致，决定提前回家。
　　起身的刹那，石凳上一片鲜红。一个女生的裤子后面也沾满了血迹。傻丫头们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惊吓中夹杂着几分疑惑：看场演出咋弄得血乎流啦上战场似的。又见那同学吓得哆里哆嗦，说话都带着哭腔，以为她身上哪儿破了，都一起帮着找伤口。
　　好在一众“青涩小苗”中，竟混有一株“早熟庄稼”。她问了那同学几句，就开始给大家上启蒙课：“没事儿，她这是来例假了。”边说边挥手在众人头上划了一圈：“是个女孩儿都要有这一遭，你们谁也躲不过。要不高年级的女生老爱说，这辈子托生个女的真倒霉。”
　　说完，她叹了口气，脱下外衣系在那“倒霉鬼”腰间，遮住了“事故”现场。
　　被一番洗脑后，大家带着满脸惊诧，对高年级姐姐的那套说辞深表认同。自此，“倒霉”就成了生理期的代名词。
　　回家的路上，同学们都垂着头默不作声，脚步也不像来时那样欢快。
　　在此之前，无论老师还是家长，从没人给我讲过青春期的相关知识，更没人告诉我青春期对人的成长和心智成熟有多重要。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生命要经历怎样的成长蜕变，才能化茧成蝶。
　　只是在十岁出头时听小伙伴说，女孩儿大了“事儿可多”。至于为啥“事儿多”，都有哪些事儿，她也说不清道不明。因为她只在大人议论时，偷听了一耳朵。
　　自小学三年级读了《十万个为什么》，我就一直渴望长大，祈盼着能早日进入中学，学好数理化，解读大自然中的更多“为什么”。
　　自从经历了这一幕，尤其是听了“早熟庄稼”的那番话，“倒霉”就像一颗绑在身上，不知何时引爆的炸弹，搅得我终日忧心忡忡，惴惴不安。对“那一天”的到来充满恐惧。

3

　　恐惧并不能阻止生命的成长，该来的终归要来。
　　大地回春，草长莺飞。我们年轻的身体也像拔节的庄稼快速舒展。稚嫩的脸庞上，青春痘像被洒了化肥四处点缀；原本在一个学习小组厮混的愣头青，嗓音开始变得黯哑低沉；傻丫头们也像被神奇之手点化，开启了“女大十八变”，身躯也日渐丰盈。
　　青春期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
　　上中学后，我也进入了“多事之秋”。先是在惶恐不安中迎来了“倒霉”。虽然见证了公园的“红地图”，依然吓得战战兢兢手足无措。羞涩中夹杂着几分羞耻，我没敢告诉妈妈。
　　那时，我书包里通常只有几枚分币，够买块橡皮或一根冰棍。对老妈保密就没钱买卫生用品。姐姐们都在乡下修地球，无奈中只能先找同学救急。
　　我拽着闺蜜去买“那东西”。俩人在马路边磨蹭到商店快下班才进门，你推我搡谁都不敢上前。最终被见多识广的售货员看出了端倪，指着柜子最底层的物件说：“是不是要买这”？我俩脸臊得像戏里的关公，交钱拿货后，连三赶四逃将出来。
　　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变成了瞎话篓子：买作业本，买墨水，学校包场看电影……每每从老妈那儿骗来几张毛票，集腋成裘，以备不时之需。
　　半年后，我在生理期与一场疾病相遇，被老妈抓了现行。还好，她老人家宽宏大量，埋怨了几句就赦免了我的“欺瞒之罪”。
　　物质匮乏的年代，有段时间，卫生纸也成了紧俏货。商店里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进一批，且每人只让买两包。
　　某天放学路上，看商店外排起了长队，说是卫生纸到了。我和好友连忙站到后面。看看前面队伍里除了女同胞，还有不少大老爷们。我俩心里直纳闷，大男人咋也买这东西？又觉得被异性窥到了秘密，羞得始终低着头，只敢看在地下匆忙觅食的小蚂蚁。
　　没多久，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正好赶上我“倒霉”。长途跋涉中，大腿根被磨得鲜血淋漓，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因为路途遥远，人数众多，拉练的大部队后面通常会跟着辆车，病号可以坐在上面随行。我心里百般纠结，几次鼓起勇气想去坐车，又怕别人问起来难为情，这种事总觉得说不出口。最终，还是咬着牙、拐着腿一直步行到目的地。

4

　　那段时间，我开始变得神经兮兮，对身体的每个细微变化都充满恐惧，觉得咋那么丢人现眼。为了掩饰发育后的难堪，我在学校总是含胸垂首，再热的天也穿成里外三层。回家路上，也恨不能找顶破帽子“遮颜过闹市”。
　　伴随着身体的变化，我的思想也开始分岔。先是迷上了我妈厂里的一位转业兵。他住我家东头，长得眉目俊朗，线条柔和，一点也看不出军旅生涯的磨砺。且为人寡言沉稳，说话声极具磁性。
　　我们那排房共用一个水龙头，正对着转业兵的屋门口。白天，我人五人六地坐在教室上着课，心里却猫抓似的盼着放学，好到厂门口等着看他下班。回家也没心思看书，勤快地包揽了所有洗涤活计：洗菜、洗衣、刷碗、刷鞋……找各种理由在水池边停留。
　　醉翁之意从来都不在酒。我手里干着活，眼睛却不时瞟着那间小屋，耳朵也恨不能竖成小白兔，捕捉着从那儿传来的每一丝声响。
　　就这样半痴半呆地守候了小半年。
　　直到有一天，小屋门口出现了一位身怀六甲的少妇。看那转业兵盯着少妇的温柔目光，看那女人挺着大肚子仍为他洗衣刷碗，我魂牵梦绕心心念念的精神依托，在那一瞬间像被洪水裹泥携沙吞噬，没留下一片残渣。
　　心中的酸涩无人诉说，只有舔舐着伤口独自疗伤。好不容易从这失魂落魄的“单相思”中走出来，我又开始了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那年的七一是党的五十华诞，学校准备举办赛诗会隆重庆祝。要求每个同学都写首诗，为党献上最美的赞歌。
　　除了背得溜熟的领袖诗篇，我只读过几首鲁迅的诗词。在我眼里，诗歌是如此的高大上。虽说顶着高中生的帽子，但实则腹内空空。提笔写诗真把我难为得要死。
　　可赛诗会是学校压倒一切的政治活动，我不能也不敢敷衍。没办法，只得从铺天盖地的口号标语中，东拼西凑胡诌了几句。谁知，竟被老师推荐到了全校大会上。
　　在我前面朗诵的，是一位高年级的才子。只见他领袖般器宇轩昂走上台，一口标准的播音腔，时而黄钟大吕慷慨激昂，时而热泪盈眶浅吟低唱，迷倒了台下诸多师生。我屏住呼吸，眼不错珠痴痴地看着他，唯恐漏掉一个字。心中更不时伴着他的抑扬顿挫，激荡起崇拜的涟漪。
　　正沉浸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就听到司仪点我的名字。就在走上台的瞬间，和正往下走的才子相遇。他竟然微笑着冲我点了下头。
　　都说少女的心事不能猜。这微笑让我觉得一阵眩晕，幸福得简直要“过去”。迷迷瞪瞪对着麦克风，不知道怎样念完了那首“诗”，又如何晕乎乎地走了下去。
　　回到家，我反复咀嚼和他相遇的那个瞬间，一遍遍回味他那春风般的笑颜，就像抱着个蜜罐不停吸吮，心里满满的都是甜蜜。
　　长夜已深，他的身影仍飘荡在玫瑰色的梦境中。思恋从这个夜晚萌发，且开始蓬勃生长，光芒璀璨。
　　接下来那段时间，我像被妖魔摄了魂魄，每天飘在云里雾里。下课铃刚响，我就冲出教室，在校园里寻寻觅觅。只要远远看到他的身影，就情不自禁地追随过去。哪天见不到，就像丢了魂，啥也干不进去。
　　我不知道咋会走火入魔成了这副样子，想起姥姥和我妈议论过的漂亮姑娘，真恨自己变成了她那样的疯丫头和坏女孩儿。理智告诉我不该这么做，可只要踏进校门，就鬼迷心窍般控制不住想见他。
　　那时我弟弟也进了这所中学。他吹拉弹唱自学成才，很快就加入了宣传队。不久，有个女生向他传小纸条，不知为何保密工作出了纰漏，被工宣队发现并通知了双方家长。
　　我的父母和那个年代的多数家长一样，严肃而又正统。文革中他们被批斗监管，成了过河的泥菩萨。本就自身难保，更不愿招惹其他麻烦。听说有这种事，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弟狠狠训了一顿。
　　弟弟满肚子的不解加不服：“别人给我传纸条，关我啥事，为啥吵我”？老爸一句“学校那么多男孩儿，为啥只给你传纸条”？我弟可不敢自豪地回应：那是哥们儿有魅力！只能委屈得两眼含泪。

5

　　学校工宣队有位女师傅，不知是否经过爱情滋润，有没有丈夫孩子，但精神世界绝对纯洁无暇。她每天黑着张阶级斗争脸，耳朵竖得像两根天线，眼睛虽小却瞪得明察秋毫，像极了电影里宁死不屈的女共党。
　　一次学校开大会，她一声断喝，就把人敲打得心惊肉跳：“最近学校风气不好，有的同学不好好学毛选，整天胡思乱想。男女生还偷着传小纸条，这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学们要提高警惕，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要‘早恋’，更不能犯生活作风错误”。
　　她在说完这番话扫视四周时，眼睛竟然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爸爸训我弟的那句话立马蹦了出来，并被我现场翻译为“那么多女生，为啥偏在你身上停留”。
　　实际上，有了我弟挨吵的前车之鉴，加上自己生性怯懦，我对那才子也就远远看着动动“心肝眼儿”，顶多臆想着和他相遇的细节，幸福地流几滴“哈喇子”。传小纸条？借我个胆！
　　虽然没偷鸡，但我却心虚得如同留下脚印的黄鼠狼。觉得工人阶级咋就那么目光如炬，一眼就看穿了我那点肮脏的小心思。
　　想想父母谨慎做人半辈子还落得自身难保，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屈辱。风雨飘摇中，他们勉强支撑这个家已是心力交瘁，我再也不能雪上加霜给二老添麻烦了。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得头破血流。才子就留给“白天鹅”们觊觎吧，自己不过就是朵人见人嫌的“苦菜花”，只配在犄角旮旯里默默开放，独自凋零。
　　女师傅的眼神就像把“凌迟”的小刀，彻底斩断了我的自尊，我的幻想，我的心猿意马，眼神游移。也让我痛下决心：从今往后要心无旁骛，一心向学。

6

　　中学校园里，满眼都是风华正茂玉树临风的少男少女。正是人生最爱美的年龄，却偏偏赶上了史无前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
　　从电影《新闻简报》中我们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下，无论开国元勋还是红卫兵，满眼都是绿军装。他老人家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文质“彬彬”：“要武嘛”！
　　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更是把这“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每次亮相都是头戴军帽，一身绿色妆扮。昭示自己“不爱红装爱武装”，随时准备上井冈。
　　而在街头漫画中，头号走资派的婆娘则变成了戴着乒乓球“项链”，拖着条弯曲大尾巴的美女蛇。这两个反差巨大的形象，为我们的审美和着装树立了样板，指明了方向。
　　军装成了年轻人竞相追逐的时髦。即使没有“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穿起来也绝对拉风。谁头上若能顶个军帽，更要防备小流氓抢劫。
　　我们学校四周机关云集。解放前，许多家长都曾是正规军或打游击的部队官兵。如今虽说进了城，戴上官帽混出了人模狗样，家里通常还会有几件队伍上的留存。赶上了文革，无论新的半旧的洗到发白的，这些压箱底的军装纷纷重出江湖，又见天日。
　　我上幼儿园时，恍惚见过老爸拿出一支手枪擦拭，文革中，又知道了他是随大军南下来到此地的。可翻箱倒柜也没能找到一件军装。只能害着“红眼病”，看同学们在校园里一身绿色“飒爽英姿”。
　　那时的风气是以艰苦朴素为荣，你想不朴素都不行。只有样板戏里的李铁梅小常宝可以莺歌燕舞，分外妖娆一番。普通人穿红戴绿被讥讽为“红配绿，浪不足（方言念‘居’）”。一个“浪”字，就足以和“小流氓”画上等号。付出的有可能是被批斗甚至被判刑的代价。
　　我的一位女同学，就因为穿了双花尼龙袜子，被指责是爱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穿戴打扮。邻居家姐姐穿了件色彩比较鲜艳的花衬衣，加上身材苗条溜肩细腰，走起路有几分婀娜，就被起了个外号“蝴蝶迷”。
　　我妈的审美如同吃斋的老和尚，就一个“素”字。可这次却被邻居阿姨撺掇，和她一起买了同款。我把这花衣裳喜欢得不行，美滋滋穿起来“烧包”。听闻那姐姐被说成了《林海雪原》中的女匪首，吓得连忙脱了压箱底。
　　高中语文课本破天荒地收录了《木兰辞》。老师只敢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让我们学习花木兰“男扮女装上战场，替父从军保家乡”的爱国情怀。可同学们却分明读到了她回乡后，迫不及待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爱美之心。
　　再看校园里无论男女，平时除了军装，多半是一身灰蓝，活脱脱印证着诗中所说：“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封闭的年代里，没有比较就没有痛苦，比较后痛苦会成倍放大。
　　有一天，我妈神秘兮兮地拿回一张照片，说是厂里的大学生回京探亲带来的，后面还有许多人排队等着看。在这张照片里，我看到“旗手”烫着卷发，站在公园的绿荫下目视前方。而她身上穿的竟然不是军装，而是长长的“布拉吉”。
　　那时，我的同学都正是二八年华，可不缺“不高不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一百一十六”的“美娇娥”。但自文革开始，就都和裙子绝缘了。看着照片我想，既然“州官”都能燃起熊熊烈火，百姓点根蜡烛咋就成了封资修，真把自己委屈得恨不能改名叫窦娥。
　　尽管思想的桎梏随处可见，但“爱美之心”就像烧不尽的野草，总会从污淖中悄悄露头，蓬勃向上。
　　野营拉练路过乡间小道，一位同学追着摆臀踱步的大肥猪跑了老远。我问她为啥，答曰：我就想看看它是不是双眼皮。笑得我只顾捧着肚子，竟忘了向这活宝求证，那老母猪是否长得赛貂蝉。
　　离学校不远的工厂有许多支援内地的上海职工。即使在最压抑的年代，她们也努力保持着“东方巴黎”的腔调，从不将自己混同于北方“土老帽”。
　　厂里有个漂亮女工，总是身穿剪裁得体，面料挺括的服装，彰显出与众不同的优雅气质。上下班的路上，可没少吸引异性的目光。
　　夏日炎炎，她色泽淡雅的衬衣里只穿了件胸罩，细长的带子吊在胸前隐约可见。我的一位同学大热天的也想“反潮流”，和她一样的清凉打扮，却招得同学们在背后指指点点，恨不能被戳断脊梁骨。说她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女性的秘密。吓得多数女生即使三伏天把自己闷出一身臭汗，也总是保持着三层标配：胸罩、背心和衬衣。
　　都说校园是爱情小苗最好的培养基。实际上，中学生间的所谓“早恋”，多半是情窦初开的青春躁动和朦胧好感。但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连爱情这个词都成了“黄色”禁区。异性间表达好感，更是被看做“资产阶级拉拢腐蚀青少年”的新动向。
　　但最高指示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也抵御不住荷尔蒙的肆意泛滥。大自然中的“异性相吸”，用在人类社会，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有段时间，班里男生时常会在课间集体合唱：“一颗颗火红的心呐暖我胸膛……”。听得我一头雾水。
　　后来，消息灵通的同学告诉我，班里一位男生喜欢某个女同学，而她的名字恰好与“火红”谐音。于是每当她走进教室，男生就一块儿拿他俩“起哄”。
　　我从小就傻乎乎脑子不够数，那能想到这句样板戏里竟藏着猫腻。更想不到这青涩的“初恋”（也许是单相思），竟被表达为集体的戏谑和狂欢。
　　这出青春期的恶作剧，在精神空虚又备受压抑的同学中频频上演，直到这位女生离开（当兵、转学？）才算落幕。

7

　　在全国学解放军的浪潮中，学校也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我这“黑五类”也有幸成为一位男性班干部的帮扶对象。某天放学后，他让我留下，说要和我“交流学毛选的心得体会”。
　　我俩在教室里正襟危坐。一张桌子犹如冰炭水火，划出了一条分界线。他满口标准化语言，我也循规蹈矩应对。
　　偌大教室里只有我们俩，空气中自带几分暧昧。我深知“红与黑”绝对不能瞎馋乎，所以没有丝毫邪念，心里一片澄明。虽如此，偶然四目相对，彼此的语调和神态就开始不自然，心里更是莫名其妙地生发出罪恶感。
　　为了避免尴尬，更为了落实自己“心无旁骛，一心向学”的誓言，我索性把头低到了九十度，两眼始终盯着不知谁落下的一块橡皮。
　　时间就像忘了上弦的马蹄表拖拽不动，我只有一分一秒地煎熬着。原本是正大光明的谈心，却把人拘谨得如同等待宣判的囚徒，在自己铸就的牢笼中度日如年。

8

　　几年前，我有机会到国外亲戚家小住。某天傍晚，到一个学校附近散步，正遇到一群中学生在野外露营。
　　绚烂的晚霞下，少男少女们在绿草地上无拘无束地打闹嬉戏，个个秀发飞扬，活力四射，就像一群欢快的小鹿。
　　这幅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美好画面，让我窥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青春底色，禁不住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同为地球人，共住地球村，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里的青春竟会如此不同。
　　想想我的青春期，最高指示统领一切，阶级斗争贯穿始终，精神桎梏和思想牢笼无处不在。看不到诗和远方，终日在跌宕起伏的大动乱中煎熬。
　　搽雪花膏照镜子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作祟，体育课穿双白球鞋会被当做奇装异服，穿漂亮衣服被扣上追求腐朽生活的帽子，读文学名著被批为崇拜封资修，唱爱情歌曲被说成黄色下流，开会起个哄吹个口哨被斥为小流氓。甚至青春靓丽的容貌，活泼外向的性格，都成了招惹异性想入非非的原罪。
　　在一个个匪夷所思的罪名下，我的青春期极度压抑、扭曲和苦涩：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科学知识的启迪，读不到先哲圣贤的书籍，没有追求美的权力，不敢穿自己喜欢的花衣服，不能唱自己喜爱的外国歌曲，更不敢表达对异性的朦胧好感。
　　荒诞年代里的精神禁锢，不仅扭曲了我对于青春和爱情的最初认知，也塑造了我保守的审美甚至样貌气质，成为我与异性交往时自卑拘谨的性格源头。
　　因为错把生理期当成肮脏和羞耻，宁愿忍受痛苦也要拼命掩饰，为此落下了一身病痛。直到今天，还在为当年的愚昧无知买单。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也要像这些孩子那样，在绚烂如火的夕阳下，在绿草如茵的大地上，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无忧无虑地自由呼吸，欢快奔跑；尽情地仰望星空，寻找那个最适合自己的芬芳灵魂。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时光无法倒流！
　　如今，大半生征程匆匆而过，残余的光阴只手可数。行进在暮色苍茫的大地上，唯有蹒跚的步履渐行渐远……
　　仅以此文回放一个五零后的青春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