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国内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个人资料
  • 博客访问:
归档
正文

阎长贵:一年江青秘书, 八年秦城冤狱

(2021-06-15 06:43:10) 下一个

 

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先生2021年6月10日去世,享年84岁。
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阎长贵担任江青首任秘书,后被江青诬陷为“坐探”,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七年半,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平反后重新被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左一为阎长贵,右五为江青

 

送错一封信,即成阶下囚

 

  记者: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给江青做了一年的秘书。

 

  阎长贵: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记者:后来怎么失宠了?

 

  阎长贵:其实我从来没有被“宠”过。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为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看完的。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记者:这个女演员写信的目的是什么?

 

  阎长贵: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可我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送去。我是这样写的:“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说,这人是不是与您有什么关系—当然,这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由此一场灭顶之灾就降到我头上。

 

  记者:伴君如伴虎啊。

 

  阎长贵: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我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记者:是不是这个女演员知道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演艺界的事?江青对此很忌讳的。

 

  阎长贵:那不是的。

 

  记者:接着怎样呢?

 

  阎长贵:尽管江青严厉地斥责,但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杨银禄又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归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我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没趣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风华正茂的阎长贵

 

  记者:当时心情很乱吧。

 

  阎长贵:当然啊。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

 

  记者:汪东兴后来怎么跟你说呢?

 

  阎长贵:从此汪东兴再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记者:到警卫连就没事了?

 

  阎长贵:事大了。当时老婆孩子还在北京看病、休息,可我不能回去见他们了,也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能回去。

 

  记者: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下就变成被警卫战士看守的人,你能接受吗?

 

  阎长贵:怎能接受?但也没办法啊。1968年1月9日这一天,我沦为“阶下囚”,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时也是1月9日。

 

  记者:在警卫连还算比较宽松吧?

 

  阎长贵:开始几天,虽被看管,但并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开始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把这三个人连在一起并称 “坏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江青与姐姐李云露

 

  记者:你这时感到很害怕吗?

 

  阎长贵:当然害怕,而且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呢?我怎么是他们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呢?那时我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连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打倒了,这不是自折“股肱”吗?说实话,我当时把他们都看作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的……

 

  记者:政治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阎长贵:我当时年轻,又很单纯。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我尽心尽力去做了,但不能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冥思苦想做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又想不起什么错,而且我在心里一直是忠诚于江青的。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始,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意思是向我表明:对你要采取措施了。

 

  记者:你想到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

 

  阎长贵: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会坐牢。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来找我?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时谢富治对我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只模模糊糊觉得他是劝我老实交代问题,我连连点头说:“好,好,我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照他的口授,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

 

  记者:本来不是出差,你怎么这样写?

 

  阎长贵:这是陈伯达口授要我写的,我只能照着写。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渴望提审,可以与人对话

 

  记者:此前你听说过秦城监狱吗?

 

  阎长贵:没听说过,“文革”后才知道秦城监狱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

 

  记者:你说说刚进去的情形吧。

 

  阎长贵: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棉裤也是黑色的,没有扎带。

 

  记者:“没有扎带”是防止囚犯自杀吧?

 

  阎长贵:应该是的。等我换好了囚服,监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答应,知道吗?”我说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代号?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人”吧。

 

  记者:当时你想给家里写封信吗?

 

  阎长贵:想啊,我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志……”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志”也没有了。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待在这里面,看着这些东西,脑袋涨得斗大,一点睡意也没有……

 

  我后来知道,就在当天深夜,对我还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到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当时我爱人和孩子是从山东农村来北京看病的,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家属探亲宿舍。此次“抄家”,虽然利用了我写给妻子的那封信,但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记者:“抄家”之后,对你妻子和小孩采取了什么措施?

 

  阎长贵:连夜由警卫部队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招待所软禁起来,一关就是几个月。到了5月麦收前,在我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们送回山东老家。

 

  

记者:回老家后怎么样?

 

  阎长贵:全家在农村成了“反革命家属”,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限制。大孩子13岁,初中没读完就被赶出学校,被勒令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掘地、挖沟,什么都得干。我要特别感谢我妻子,当时有谣言说我劳改去了,也有人说我跑到苏联去了;好心人劝她,为了孩子的前途应与我离婚,但她坚决不离,辛辛苦苦抚养着两个孩子。1968年秋天,妻子和她的妹妹,带着我小儿子找到钓鱼台,钓鱼台不让进;找到《红旗》杂志社,《红旗》也不管……

 

  记者:你在秦城没受苦吧?

 

  阎长贵:皮肉之苦倒没受过(只被罚站过一上午),但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在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离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单身牢房是对人最致命最残酷的折磨;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不会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恶性循环,难受死了。想看看书、看看报吧,没有,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毛选》合订本(是林彪送的)都被没收了。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给我每天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本《红旗》杂志;还把没收的《毛选》退给了我。

 

  记者:秦城监狱生活怎样?

 

  阎长贵:早晨吃窝窝头、稀饭、咸菜;中午有时吃馒头或窝窝头,菜是大锅煮的白菜、萝卜,晚餐也一样。米饭很少吃到。印象是没吃好也没挨饿。过春节可吃到几个饺子,有时还发点水果。

 

  记者:你在那里最感刻骨铭心的是什么?

 

  阎长贵:监狱是残酷的。列宁在沙皇的监狱里能写书;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也能写书,如方志敏就写了《可爱的中国》。而我被关起来,开始书、报都不给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1、2、3、4、5……我后来找到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这顺口溜我做了很多,我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都编成顺口溜。关于《矛盾论》的顺口溜有一万多字,可现在不记得了;关于《实践论》的有两千多字,因为出监狱后追记下来,现在还保存着,如开头几句:“人的思想哪里来?马列主义有言申,不是天公凭空造,亦非脑中自相蕴……”如果当时把这些顺口溜都记录下来,也许还有点意思呢。

 

 

阎长贵(右)接受叶永烈采访

 

  记者:李锐不是在狱中写出了《龙胆紫集》吗?

 

  阎长贵:我真佩服李锐先生,自愧弗如。

 

  记者:在狱中你最渴望的是什么?

 

  阎长贵:渴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与人对话。

 

  记者:你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多,总共提审了多少次?

 

  阎长贵:不过两三次吧,也没问什么紧要问题。监狱里的一切都是突然的,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我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我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对我连念了两遍。

 

  记者:你听了相信这是真的吗?

 

  阎长贵:怎么不相信?我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这一天。当时我特别高兴,也不管到遥远而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改是什么滋味,因为我可以跨出牢笼了。心想,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里好。

 

  记者:决定让你去湖南农场了,你是否想到先回老家一趟见见父母及妻子儿女?

 

  阎长贵:我提出了,但未获批准,要我先到湖南去。到农场后,我不看天,不看地,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这七八年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当时,我恨不得一下飞到山东老家去,马上见到父母、妻子和儿子。

 

  记者:儿子读中学了吧?

 

  阎长贵:是啊。信发出第十天,我接到儿子写来的信,高兴极了。接着,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老少三代终于团聚了。这是八年来的第一次。全家看到我还活着,高兴之情无法言表。短暂的团聚后,父母回山东老家了,妻儿则和我在农场安了家。

 

 

农场五年,等来“彻底平反”

 

  记者:你在农场生活近五年,也很难忘吧?

 

  阎长贵:要我“到农场劳动和等待结论”,其实就是把我安排在农场,让我在农场安家落户。刚到时,负责押送的专案组的人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是真正到家了。”

 

  但我不知家在何方。好在湖南西洞庭农场的领导和职工们,从我到农场的第一天起,直到五年后离开,他们始终对我很好,使我感到人间除了江湖险恶外,还有爱和温暖。

 

  记者:这个农场是劳改农场吗?

 

  阎长贵:不是。西洞庭农场是一个很大的农场。它始建于1955年,总面积100多平方公里,农作物主要有水稻、棉花、甘蔗等。农场干部、职工以及家属,共有三万多人,有十多个分场和一个农科所。每个分场和农科所都有小学、初中,总场还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还有糖厂、纸厂、医院、商店;驻场单位有税务所、银行办事处、粮店、邮电支局等,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小社会。

 

  记者:你是北方人,会干南方的活儿吗?

 

  阎长贵:农场领导很照顾我,把我的家安排在农科所。我不会干水田活儿,就不要我到水稻班,让我到棉花班劳动。农场还特别为我订了一份《湖南日报》,每个星期让我学习一天;生活上需要什么,农场都给我买。我的被褥、蚊帐以及安家用的锅、碗、瓢、勺等,基本上都是农场给我买的。

 

  记者:你的“结论”什么时候下来的?

 

  阎长贵: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了人。对我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此二人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都是关锋的朋友,他们三人合作写文章,署名“撒仁兴”,名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记者:你签字了吗?

 

  阎长贵:这完全是妄加的罪。专案组逼着我签字,我想不通。我把那位演员的信转给江青阅示,说我有缺点有错误,影响了江青的身体和工作,我承认,但说是“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我不能接受。专案组见我不肯签字,这时又把江青抬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我自知辩解也无用,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

 

  记者:你的问题有了结论后,在农场生活有变化吗?

 

  阎长贵: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他见中央专案组给我作了这样一个结论,不便安排在宣传部,就和农场党委安排我去农科所学校教书。

 

  记者:你教过哪些课?

 

  阎长贵: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后,我还当过农科所学校校长。直到1978年,我才调去农场宣传部工作。

 

  记者:农场党委对你是很器重的。

 

  阎长贵:是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洞庭农场!我这次来湖南纯粹是为了看看当年的老领导老朋友。我跟人说: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我的案子后来转到中组部,中组部又把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在1979年9月终于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回《红旗》。

 

  记者:终于柳暗花明了。

 

  阎长贵: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都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我解决了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的“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都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是好人!他太老实了!”

 

  记者:其实老实人的悲剧往往是悲壮的。

 

  阎长贵:所谓“不让老实人吃亏”,其实是一种安慰说辞。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