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法国电影传奇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于瑞士家中逝世，享年91岁。
在生命的尽头，他没有受到疾病的折磨，而是因为“感到精疲力尽”，选择了安乐死，在亲人的陪伴下，体面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早年间，戈达尔就表达过，不希望在弥留之际没有尊严地被拖上轮椅，如今也算是得偿所愿。
这位一生都在打破常规的大师，最终连死亡都是如此自由和反叛，就像他的电影一样。
没有剧情、剪辑跳跃、甚至噪音也能入镜，看他的电影，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他的敌人、朋友甚至影迷也未必真正懂他。
但是这些都无法撼动他在影坛的地位。《精疲力尽》《狂人皮埃罗》《法外之徒》等，每一部都是教科书级别的作品。
他走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称他是“最反传统的新浪潮电影人，发明了一种绝对现代、极度自由的艺术”。“我们失去了一件国宝，一个拥有天才的远见的人。”
国内许多名导也深受戈达尔的影响。奉他为偶像的王家卫悼念：“天行而神会，游艺而道存。感谢高达，永远的战士。”
贾樟柯则引用了戈达尔的名言：“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
“成为不朽，然后死去。”这是戈达尔成名作《精疲力尽》中的台词，如今也成为了他真实的人生写照。
01
从影评人到导演
偷过钱、进过监狱
戈达尔的一生都是自由反叛的。他的出现，挑战了好莱坞的拍摄和叙事套路，为电影注入了新生命。
1930年，戈达尔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银行家的后代。当年法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巴黎荷兰银行，正是戈达尔的外公开的。
虽然拿的是上流社会贵公子的剧本，戈达尔却很离经叛道。大学入学考试连连失败后，他彻底迷恋上了电影，没事就泡在影院。
后来考上了巴黎索邦大学，他也索性不去上课，而是天天往拉丁区的电影俱乐部跑。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比他更疯狂的影迷，包括后来同样成为大师的特吕弗、雅克·里维特等。
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没日没夜地聚在一起聊电影，个个锋芒毕露，见解毒辣。他们最痛恨的，就是当时盛行的那类制作精良却平庸无聊的片子。
1950年，19岁的戈达尔为《电影公报》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以影评人身份出道。后来，他又和特吕弗、侯麦、里维特等人一起，成为了《电影手册》的撰稿人。
因为“不务正业”搞起了电影，戈达尔的父母拒绝在经济上支持他。他也够我行我素，居然直接从家里偷钱，拿这些钱去资助朋友里维特拍他的处女作。
后来，在母亲的安排下，戈达尔到瑞士一家电视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又在公司偷窃，还进了苏黎世的监狱。
1959年，戈达尔重回电影界。这一次，他不再以影评人的身份出现，而是做了一名导演，将自己对电影的期待变为现实。
他执导的第一部长片《精疲力尽》，把所有人都看懵了。大家第一次知道，电影还能这么玩。
影片的成本极低，预算仅7万美元，讲述了一个有关犯罪、黑帮、逃亡的故事。戈达尔非常嚣张地说，“拍电影你所需要的仅仅是女人和枪。”
而做到这一点，意味着电影里几乎没有任何所谓专业的设备，不租摄影棚，不用人工光源，连摄像机都是手持的。
他经常当天想好对白，让演员边演边改，并加入即兴创作。
还有很多颠覆性的尝试，比如突然断掉的镜头、不连贯的叙事等。
这一切都气坏了当年的所谓电影专家，他们大骂戈达尔，说他玷污了电影。
凭借《精疲力尽》，他获得了第1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奖。这部影片也成为了法国新浪潮的开山之作。
看他的片子，观众困惑的同时，也深深为之着迷：原来电影可以如此自由、有生命力。
在他的所有死忠粉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大导演王家卫。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墨镜王之所以总是戴着墨镜，就是受了戈达尔的影响。
《重庆森林》有《精疲力尽》的影子，《阿飞正传》用到了《法外之徒》的台词。
包括胶片跳接、手持摄像、即兴台词等拍摄方式，也被王家卫继承了过去。
戈达尔还有一位忠实拥趸是《低俗小说》的导演昆汀。昆汀将自己的制作公司命名为A Band Apart，正是向戈达尔的同名电影《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致敬。
1994年《低俗小说》发行后的一次采访中，昆汀说道，“戈达尔教会了我打破规则的乐趣、自由和快乐……戈达尔之于电影，就像鲍勃·迪伦之于音乐。”
虽然很多人欣赏戈达尔，但对于他身边的朋友来说，他的尖锐叛逆，有时候就是一种伤人的特质了。
《精疲力尽》一炮而红后，法国新浪潮电影发展得如火如荼，戈达尔也创造了《小兵》《女人就是女人》《随心所欲》《狂人皮埃罗》等数部经典。
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为了声援他们，戈达尔不仅投拍了大量政治电影，还带上许多电影人到戛纳影节宫前抗议，死死拽住电影荧幕，不让它升起。
此时的戈达尔，因为想法越来越激进，与昔日好友、同为“新浪潮五虎将”之一的特吕弗出现了分歧。
1973年，特吕弗的电影《日以继夜》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戈达尔却认为这部影片在向好莱坞转变，颇为不满，写信把特吕弗痛批了一顿。
特吕弗也早对戈达尔的激进积怨已久，写了封20页的长信怼了回去。
此后，两人又互掐了数年。戈达尔在采访中称特吕弗“不知道如何制作电影”。特吕弗回信嘲讽道，“你应该拍一部自传，叫《狗屎依然是狗屎》。”
戈达尔的另一位朋友、有“法国新浪潮祖母”之称的导演阿涅斯·瓦尔达，2017年拍了部纪录片《脸庞·村庄》。她和另一位艺术家开车穿越法国村庄，一路上记录下他们遇到的人和事。
本来纪录片的最后一站要去戈达尔的家，两人明明早已约好了，戈达尔却放了鸽子，始终闭门不见。
老太太很伤心，称戈达尔“就是个混蛋”，但她又“很欣赏、很喜欢他。”
新浪潮的光辉岁月就这样落幕。戈达尔曾经的朋友们，有的不再坚持最初的理想，有的学会与这个世界和解。只有戈达尔，还是那么反叛。
03
看不懂戈达尔
为什么还爱他
戈达尔高产，从影至今制作了100多部影片，获奖无数。
2010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他，但他拒绝亲自到现场领奖，给出的理由是年事已高、不适合远行。
这么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和主流的电影体制妥协，反骨仍在。
不是所有人都能懂戈达尔，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迷恋、追随他。
2014年，他的新片《再见语言》在戛纳电影节播出，整座小城万人空巷。
毕竟，这可是50年代的传奇、电影史的活化石，如今居然还在继续拍电影，谁不想去膜拜呢？
片子颇具争议，很多人吐槽看不懂。但当晚，观众席还是掌声雷动，爆发出“戈达尔万岁”的欢呼。
类似的情形还在重复发生。几年前，上海电影节放映过戈达尔的经典作品，无数观众冲着他的名字买票，最后影院里睡倒一大片。
2018年，《影像之书》在戛纳首映，依然吸引了无数影迷朝圣，但电影宫里很快响起阵阵鼾声。
有人批判戈达尔是故意变得晦涩难懂，彻底抛弃了观众。但这部影片最后还是获得了那一届的“特别金棕榈奖”。
很多时候，戈达尔已经不再能用看待普通导演的眼光评判。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符号，象征着一种先锋的尝试，也象征着电影的黄金年代。
尽管他晚年的作品偏实验性和小众，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仍在努力探索影像的边界，从未放弃过颠覆和革新。
时代变了，世界变了，身边的人也变了，只有戈达尔没变。他这一生，都在捍卫自己对电影艺术的坚持。
2020年，戈达尔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面向全球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一场直播，主题为“新冠疫情时期的影像”。
他穿着细格纹衬衫，外面是一件绿色针织背心，戴黑框眼镜，手里还夹着雪茄，依然是文艺界的天花板。
其实直播内容和疫情关系不大，闲谈居多，但还是吸引了众多影迷围观。大家都觉得，能听到他说话，已经足够。
那一年是戈达尔的90岁生日，他的精神很好，助手还透露，他正在筹备两部新片。
如今斯人已逝，这两部未完的作品，也成了他留给世界永远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