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讴：中印边境冲突60年祭

 

作者简历

 

张讴，1959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著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等。

 

中印边境冲突60年祭

 

作者：张讴

 

概要：1962年10月20日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成了两国关系的一道伤口，至今仍未愈合。印度民众如何看待那场战争？战前预想与结果差距有多大？胜败得失，不可不察。

 

边界对峙的中印军人

 

当邻居对同一件事的认知大相径庭，且无法说服对方时，通常会敬而远之，或老死不相往来。若是邻居间的栅栏出了问题，双方都会主动凑过来，直至掰扯清楚。这正是邻国对待边界线的态度。

 

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印度人经常与我争论中印边界问题。他们的观点相当一致，认为中国在1962年“侵略了”印度。我说，藏南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啊。那位爱写诗的仓央嘉措，是西藏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他的故乡就在达旺。

印度人接着质疑，西藏政府与英印政府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已经承认了“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要遵守这个条约。我说，西藏代表确实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了，但是中国政府代表没有签字。对方打断我，声音变得严厉起来：如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何中国政府同意西藏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西藏代表为何能在三方协议上签字？这说明“麦克马洪线”涉及到了三方领土，而不仅仅是中印两方。请问，中俄签订边境条约时，让黑龙江政府代表签字了吗？没有吧，这说明西藏有自主权！对方步步紧逼：既然中国认为“麦克马洪线”以南是自己的领土，在1962年也拿到手了，为什么还要退回去？是心虚吗？此刻，对方成了一位怒不可遏的受辱者。

当两个人的证据和立场不同时，很难说服对方。在尴尬的冷场中，对方神情一变，居然唱起歌来。我以为对方被刚才的争论气懵了。仔细一打听，原来歌词是“让我们拿起枪，射击中国”。这首歌曲有些耳熟。记得在西孟邦，一个青年人对着我唱这首歌，还不停地挑动眉毛，现在我才知道了歌词内容。

1962年对印反击战战斗场景

 

1962年印军战败，如同在印度人心上捅了一刀，至今仍在滴血。从1968年开始，印度高中和大学都要讲中印边界冲突，培育印度国民的“受辱”和“仇华”心态。印度各政党相互撕扯指责。无论哪个党派，一旦成为执政党，那在领土问题上都是相当一致。

中印边境谈判至今未取得进展，与印度高层的激昂情绪不无关系。“保卫领土”是他们赢得民众选票的有效方法。这恰好应验了德国《战争论》里的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家的游戏。”即使中方提出用边境东段的9万平方公里，换取西段阿克赛钦的3万平方公里，印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更有印度媒体指责中国是欺软怕硬的“变色龙”。这些媒体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宣布不承认以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一系列割让领土条约。香港岛、九龙岛、新界当时仍在英国管辖之下。澳门在葡萄牙人手里。新中国没有从苏联那里讨回多少土地，没有与英国和葡萄牙谈判香港和澳门的归属问题，却只盯着中印间的领土纠纷。两国间的领土纠纷，尚不及沙俄掠走中国领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印媒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悲愤。

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1962年的罪人》一书序言中说：“1962年，中国军队大败印度军队。这确实让人捶胸顿足，需要我们寻找失败原因。然而，印度并没有认真反思，为何骄傲的印度军队被中国人打得一败涂地。事实上，那个遭受心灵重创的政府被事态发展吓懵了，以至在中国面前选择了投降的说辞。”费尔南德斯认为，1962年的两军交手只是一场战役。中印边境纠纷远未结束，鹿死谁手尚未揭晓。

进入21世纪后，印度有了脱胎换骨的说法。中央邦教育委员会编写的历史教材认为，印度才是中印边界冲突的赢家：中印边境冲突如同邻村争夺一片田产，中国说那片田产自古就是自家的，印度说那片田产是上辈人传下来的。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入侵者，最后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打赢了战争，却具备失败者的一切特点——没有拿回土地。印军战败了，除了没有胜利之名外，却保住了胜利者应得的果实。

印度领导人在前线

 

“自古以来”究竟有多古

边界纠纷皆因一方不承认另一方的证据。若以“自古”为准，究竟上溯到哪个年代才算“古”？这实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族群和国家的诞生，通常经历过兼并或武力征服，边境也会随之变化。现今许多国家的边境线，与100年前并不一致。若翻看300年前的世界地图，很多国家尚未诞生呢。

就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归属而言，双方都有证据。中方说，清政府官员于1892年在喀喇昆仑山口竖起界碑，界碑东侧是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印方说，早在1840年，来自克什米尔的税收官，曾两次去拉达克和阿克赛钦一带收税。在边界谈判中，国际公认的原则是，法律文件距现在愈近，则效力愈强。其前提条件是，双方必须认可同一份文件，否则就是各说各的理。

喜马拉雅山脉纵横交错，发源于大山深处的河流切割出多个山口，形成了河流谷地和湖泊。共同的信仰和生活习俗，逐渐让藏人有了固定的聚居地和牧区，形成了西藏与邻国的传统习惯线。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达旺，便是藏民的活动中心之一。

西藏是藏传佛教文化中心，其影响力辐射到了周边山地王国。山地王国的经济重心则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下，大吉岭、噶伦堡与加尔各答有着繁忙的经贸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只是“地理名字”的印度，组合成了一个散装国家。为了防止这个散装国家再次四分五裂，就需要有一圈“紧箍咒”，即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线。

印度三面环海，唯北方与多国接壤。英国殖民者持续向北推进，打破了山地王国相互制约的格局。英国人以保护者的姿态，为它们调停纠纷、划定边界。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等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拉达克曾是西藏的属地。1834年，锡克王国出兵入侵拉达克，攻占了首府列城。拉达克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成为锡克王国的一部分。1845年，东印度公司指挥的英印军队征服了锡克王国，其领土被兼并。东印度公司在1858年被英国议会撤销，由总督来管理印度。1865年，印度测量局派出测绘员约翰逊前往拉达克。他依据山脊和山口方位，把西藏的阿克赛钦等领土划归克什米尔，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约翰逊把测量报告和地图发表在1867年第37期的《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

英属印度政府一直想把西藏变成中印间的“缓冲区”，把西藏经营成进入中国腹地的通道。1888年，英军在隆吐山击败藏军，亚东开辟为商埠。1903年10月，英国军官荣赫鹏中校率英军进入西藏，再次击败藏军。次年，荣赫鹏中校与西藏政府签订《拉萨条约》，英国商人获得贸易特权。到了1913年，英国人决定以条约形式来确立英属印度与西藏的特殊关系。

英语Tibet的发音源于“吐蕃”。吐蕃曾是一个面积辽阔的独立王国。唐朝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是中国睦邻友好的古老手段。直到1247年的“凉州会盟”，西藏才正式纳入元朝版图。民国初年，各省军阀混战。西藏政府起了独立之心，但仍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之内。

依据国际惯例，当中国西藏与邻国发生边境纠纷时，应由中央政府出面谈判解决。西藏代表只能算是中国外交使团的成员之一。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人邀请了袁世凯政府代表和西藏政府代表，举行了英、中、藏三方会谈。袁世凯政府不仅没有抗议，反而派代表出席此次会议。西藏代表与中华民国代表，终于有了平起平坐的机会。

1914年7月，英、中、藏代表再次聚会西姆拉，准备签订《西姆拉条约》。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在《西姆拉条约》后面，附上了边界东段的地图，声称英方依据“分水岭”和“山脊稜线”等地理概念，划出了西藏与印度的边境线。这条线从传统边界向北推进，圈走了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麦克马洪主持了此次会议，那条边界线又称“麦克马洪线”。

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三方”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陈贻范，第四人为麦克马洪，第五人为伦钦夏扎

西藏上层有了独立之心后，便开始迎合英国人，以期获得保护。西藏代表伦钦夏扎和英国代表麦克马洪都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确认。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未在正式文件上签字。麦克马洪在给伦敦的最后一次报告中称：“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在《西姆拉条约》签署后，英印军队于1943年越过传统习惯线，进入了邦迪拉、德让宗、瓦弄。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全面继承了英国人留下的遗产，还接过了其在西藏的特权。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后，这些驻藏机构才陆续撤走，但是留下了边境纠纷。

中印争议地区分为三部分，东段是藏南地区的9万平方公里，中段地区的2000多平方公里，以及西段的近3万平方公里。中段有四块争议地，有两块是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侵占的，其余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印方逐步蚕食的。由于地理环境形成的雪山线与分水岭不一致，进而引发了划界分歧。中方主张雪山线，印方主张分水岭。

西段的争议焦点是阿克赛钦。阿克赛钦中间低周边高，周围山峰的海拔在5000米以上。印度政府派地理和法律专家前往英国外交部档案馆，找到了约翰逊的测量报告和地图。这就成了印度政府坚持阿克赛钦是印度领土的依据，并指责中方没有契约精神。

中印边界问题示意图

国民性格决定其国家命运。受印度教思维的浸淫，印度教徒有一种天生的自大心态。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很少顾及对方的感受。身为婆罗门种姓的尼赫鲁总理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存在了，印度政府只是从英国人手里继承了那些“条约”。若邻国提出质疑，便是对印度的蔑视，会伤害其尊严。

边界冲突升级

在英国的殖民地国家中，印度的地位名列第一，被视为英国王冠上的明珠。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总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新中国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在国际上相对孤立。尼赫鲁政府于1950年就与中国建交。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尼赫鲁坚持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中国。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有些领主害怕中共在西藏进行土地改革，带着自己的领地契约逃往印度。1951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十七条协议”。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阴法唐将军说：“落实这些协议是非常艰难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千方百计想把我军赶走。”

1955年，中国开始修建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公路，此公路穿越了阿克赛钦。印方拿出了约翰逊标出的经度、维度和山脊，证明这条新藏公路穿过了印度领土。中方表示，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约翰逊线。1956年起，中国政府历经一年半的时间，建成了高等级的新藏公路。这引发了印度政府的不满。

中印士兵对峙

 

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访问印度，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领土纠纷。印方认为，中印之间在东段不存在领土争端。如果要谈判的话，那就要谈判阿克赛钦的归属问题。1959年3月，解放军从西南、西北调集3个师进入西藏平定叛乱。这又引发了印度的强烈关注。周恩来总理当年11月7日表示，为了缓解争议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印在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建立军事缓冲区。

尼赫鲁政府再次声明，边界问题不容谈判，印度只与中国讨论中国撤军问题。英国《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麦克斯维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中印对待边境纠纷的态度，就像两辆车迎面开来，中国提议两辆车都停下，而印度只要求中国让开。

达赖在1959年3月出逃印度后，印度政府以贵宾礼仪款待。达赖在穆索里（Mussoorie）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西藏在1951年是作为主权国与中国签署“十七条协议”的。达赖于1960年在印度成立了“流亡政府”。中国政府认为印度如此礼遇达赖，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中印关系急转直下，边境局势愈发紧张，先后发生了“郎久事件”和“空喀山事件”。

大量印军沿着山路不断向边境争议地区行进

 

“前进政策”拉开战争序幕

中印边界谈判陷入僵局后，印度开始采用蠕动方式，不开一枪，不断向前蠕动，以期最终挤走中国军队。正是靠着“不合作运动”和“绝食”战术，印度政治家迫使英国殖民者离开了印度。

1961年11月2日，新德里提出了“前进政策”，即沿着“麦克马洪线”建立35个军事哨所，由阿萨姆步枪队前去驻守。其代号为“昂卡尔行动”（Operation Onkar）。印度资深记者曼克卡尔写道：“新德里即兴制定了没有牙齿的‘前进政策’。这似乎更多是在安抚印度公众舆论，而非真正遏制中国在我们北方边境的威胁。”

当时的陆军参谋长提玛亚上将不赞同“前进政策”。他是二战中唯一指挥过战斗旅的印度将领。第33军指挥官乌姆罗·辛格中将认为，这些新建哨卡与后勤保障严重脱节，难以从此地发起进攻。国防部将克节朗地区从第33军管辖区划走，交由临时组建的第4军负责，任命考尔中将为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是尼赫鲁的亲信。他立刻带领一支巡逻队，前往东部地区视察。

1962年9月4日，阿萨姆步枪联队越过克节朗河，在克节朗河北侧的尺冬建立哨所，却借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多拉山口来命名。中国边防部队通过扩音器向印军传话，希望印军退回到克节朗河以南，不要携带枪支进入北侧，以免造成局势恶化。

塔格拉山在克节朗河北侧，自然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这一地理位置得到了印度第4步兵师师长尼兰詹·普拉萨德少将的确认。他在回忆录《1962，达旺的陷落》中写道：“麦克马洪线”一直是依据山脊走向划分的。到了西侧的兼则马尼一带，“麦克马洪线”被划成了一条直线。塔格拉山脊实际上在“麦克马洪线”北侧。这与印度陆军地图的标识相吻合。

为了查明印军在“麦克马洪线”一带的活动，西藏军区派遣了山南军分区一个连队，在塔格拉山脊构筑了工事。印军先遣队看到中方军队在塔格拉山脊的活动后，立刻向上级谎报军情，说有600多名中国军人正在准备包抄过来。9月9日，国防部长梅农召开军事会议，令“王牌”第7旅在48小时内向前推进，把中国军人从塔格拉山脊赶走。此次军事代号是“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 ，又译来克亨行动）。

恶劣环境让印军行动迟缓

当地已进入初冬，湿气弥漫。考尔中将要求他们立刻出发。第7旅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率领第1／9廓尔喀步枪联队和第2拉其普特营，奉命出发。这些军人主要来自恒河平原，不习惯高寒地区。他们穿着单薄秋装和帆布军鞋出发，背着枪支弹药和三天军粮。每两个人还分不到一条睡毯。有的战士被冻伤，有的患上了肺水肿。第7旅负责通信的中校更为抓狂。他们携带的蓄电池无法供电，手摇发电机被征调来的民夫不慎掉进深谷里, 根本无法找回来。

达尔维来到克节朗河附近，考察这里的作战地形。克节朗河是一条极易徒涉的溪流，大致呈东西走向。此地既无战略纵深，也无天然屏障，构不成战略要地。达尔维向第4师师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师长表示赞同，认为第7旅应该在南侧的多拉山口建造防御工事。考尔中将对着地图研究一番，否定了这一建议，坚持在10月8日执行“里窝那行动”，甚至讥讽“前线军官畏战”。两天后，达尔维派出了一支百余人的先遣队，驻扎在塔格拉山口西侧的尺冬，为第2拉其普特营的进攻提供侧翼掩护。

躲在阵地的印度士兵

 

中国军人早就注意到了印军的动向。10月10日凌晨，中方出动了一个步兵连，向尺冬发起攻击，印军很快溃败下来。达尔维请求停止执行“里窝那行动”。考尔中将说自己无权命令部队撤退。任何撤退的命令，必须由新德里发出。考尔中将在10月11日飞往新德里，得到的答复是，继续执行既定政策。

在中印边境西线，印军也在实施“前进政策”。印军哨卡向前推进，对中国新藏公路构成威胁。1962年5月30日,中央军委要求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制定作战方案。6月9日, 新疆军区组成康西瓦前线指挥部, 负责中印边境西段战役，何家产少将担任总指挥。在边境西段，中国军队开始反印军蚕食的活动，中方建立哨所，与印方哨所形成“犬牙交错”之势。

中印边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尼赫鲁于1962年10月13日出访斯里兰卡前，他在新德里的帕拉姆军用机场对媒体说：我已经向军队下令，把中国人“赶出我们的领土”。这个日期交给军队来决定。印度资深记者曼克卡尔写道，“毫无疑问，反对派的鲁莽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把总理逼进了死角，迫使他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僵化态度，最终让他命令军队在错误时间和地点与中方开战。”

印度炮兵在向我军射击

 

对于中方来说，除了印度政府咄咄逼人的态度外，国际局势和天气原因也是促成开战的条件。1962年10月初，美国空军的一架U-2侦察机，发现古巴正在修建导弹发射基地。在得到古巴开始部署核弹头的情报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封锁古巴。“古巴核弹危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人再关注中印边界的潜在冲突。此时，喜马拉雅山进入初冬。若再晚开战，将会面临大雪封山的困境。

10月14日,西藏军区前线指挥所（简称西藏军区前指）设立在错那县的麻麻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任总指挥，统一指挥边防军在克节朗、达旺方向的作战。西藏军区基本指挥所（简称西藏军区基指）位于拉萨市，负责指挥东线中部地区反击作战，同时策应主战区。

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0月19日深夜，外交部副部长耿飚接到命令，立刻召见印度驻华代办。这位代办睡得正香。任凭礼宾司的人员按门铃、敲门、打电话，都叫不醒他。实在没有办法，礼宾司只好叫人翻过围墙，到屋内把这位印度代办从床上叫起来，递交了照会。内容是中国边防部队即将开始反击，既让印方知道了中方意图，又让新德里来不及反应。

中国边防部队指挥官在国境线上观察印军动向

第一阶段战役

关于1962年中印边境战役，中印两国军事专家都有详细记述，但是差异甚大。我梳理了双方的资料，在此只做简要陈述。

在边境东线的排兵布阵上，两军兵力相当。根据阴法唐将军的回忆，印军在克节朗地区部署了3000多人，在棒山口至达旺地区部署了2700人，在珞瑜和下察隅地区部署了8个营，整个东线印军兵力约2.2万人。中国边防部队包括419部队和11师两支野战部队之外，另有山南、林芝、昌都军分区的部队，总兵力2万多人。

克节朗是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中央军委要求务必打好克节朗战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边境反击战。中方兵力包括419部队、11师第32团第2营、山南军分区一部和炮兵、工兵各一部，共10300人。

印方在克节朗地区部署的兵力，只有中方兵力的三分之一。作战主力是“王牌”第7旅，另配备阿萨姆步兵第5营和炮兵、工兵等部，兵力为3000多人。

10月20日凌晨，中国军队已经在夜幕中迂回到敌侧翼。154团计划攻击印军右翼，155团攻击印军左翼。他们悄悄隐蔽起来，等待作战命令。57团、11师第32团一个营及山南军分区配合作战。

克节朗战役示意图

北京时间10月20日7时30分，印度当地时间凌晨5点钟。张国华将军一声令下，两发信号弹升起，克节朗战役打响。中方炮兵群的120毫米和82毫米迫击炮、75毫米和57毫米无后座力炮，以及各步兵连属的60毫米迫击炮，共190多门火炮，炮击克节朗河南岸的印军阵地。

中方炮火炸断了印军的通讯系统。印军顿时乱作一团，只能各自为战。第9旁遮普联队位于克节朗河第二和第一号桥南侧，他们凭借地堡群，一度阻击了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部队随后集中火力，用火箭筒、火焰喷射器摧毁了地堡群。印军很快向后溃散。

在中国部队的夹击下，第2拉其普特营很快陷落。靠近扯冬的第7旅指挥部不得不撤离。达尔维和助手转入密林深处躲藏。到上午9时，中方击垮了印军第7旅两个主力营。印军的中部和右翼防线完全崩溃。

印度军人在向我军射击，远处炮火在燃烧

 

20日下午1点半，中国部队向章多发起总攻。廓尔喀步枪联队难以抵抗中方的猛烈火力，迅速后撤。当天21时，中央军委下达了可以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命令，中国军队即刻纵深挺进。22日清晨，藏字419部队步兵第154团在林地搜索时，第二连的连长吴栓柱和彭副连长发现了印军身影。他们率领战士包围了这股印军。达尔维和警卫人员共9人举手投降。

时任藏字419部队政治部主任的魏克上校回忆说，他们在龙布普宿营时，才识别出了达尔维的身份。当时达尔维没有穿军装。他的衬衣口袋里有一张照片。那是他与第4军军长考尔的合影照。达尔维准将是被俘印军中级别最高的军官。

25日，中方军队进入达旺。驻守此地的印军只抵抗了一阵，便渡过达旺河向南逃去。阴法唐将军曾到过达旺寺。他说，“我们几个领导专门去看过，拜访过该寺的一位负责人。达旺、德让宗一带的老百姓有藏族、门巴族等，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都与西藏其他地方一样。”

中国地图上标注的达旺位置

在中印边境的西线方向，中方的陆军第4师步兵第10团3营、步兵第11团3营，骑兵第3团、步兵第2团、阿里骑兵支队守哨卡分队，以及炮兵、工兵等兵种部队，实施反击作战。中国炮兵首先用迫击炮和加农炮，打击加勒万河谷等地的印军据点。由于印军地堡进行了巧妙伪装，中国炮兵未能重创印军地堡。中方地面部队不得不靠近地堡，用喷火器和爆破筒逐个摧毁。

新疆部队第4师战斗力强悍。印军主力第114旅参加过二战，曾经在缅甸对日作战3年，精通山地作战。这场战役打得极为惨烈。直到10月24日，中国军队才击溃了印度步兵第114旅，拔除了印军侵略据点37个，收复了大部分被蚕食的领土。

我边防部队大军云集

 

第二阶段战役

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希望尼赫鲁总理积极回应中方的三项和平建议。为了表示诚意，中国政府命令军队全线停止军事行动。印度政府则提出了谈判条件，“所有边界线需要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状态，否则不会进行谈判。”

在印军战败后，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取代了正在养病的考尔中将，担任第4军军长。第4师师长普拉萨德被撤职，接替他的是帕坦尼亚少将。第62步兵旅、第4师炮兵旅都更换了旅长。正当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在色拉准备防御计划时，国防部又告诉他，考尔中将已经痊愈，仍旧担任第4军军长一职。11月13日，考尔中将亲自在瓦弄指挥。

中方也增强了军事力量，中央军委指示第54军军长丁盛少将亲率130师，直接从四川赶赴前线。这支部队原拟参加达旺方向作战，后因印军向瓦弄方向增兵，考尔中将亲自督战。中央军委决定将130师投入瓦弄作战。

中国地图上标注的瓦弄位置

印军在瓦弄地区建造了马蹄形地堡群。11月16日，第54军军长丁盛指挥陆军第130师、昌都军分区步兵第153团，以及炮兵、工兵等兵种部队，用迫击炮、无坐力炮和火箭筒，摧毁了印军的地堡。离开地堡后，印军顿时失去了战斗力，四散溃逃。

在西山口——邦迪拉战线上，中方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即419部队、陆军11师两个团、55师，另有山南军分区4个连、炮兵、工兵等部共1.8万人，由西藏军区前指统一指挥。中国军队贯彻了刘伯承元帅的“打头、切尾、斩腰、剖腹”战术，实施迂回包围战术。

西藏军区前指决定，战役总攻时间为11月18日8时30分，在此之前，各部队根据各自的作战任务，迅速穿插到指定位置。11师的两个团进行了7天5夜的急行军，绕到印军主力后面，切断了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堵截敌人的南逃退路。

当419部队、55师歼灭西山口一线的印军后，又与11师部队南北夹击德让宗之敌。此时，印军才发现自己早已落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他们害怕重蹈第7旅的覆辙，分别向邦迪拉以南等方向逃窜。

我军攻入印军阵地，清除对方设在中国领土的据点

 

在中方第11师第33团围攻邦迪拉时，考尔中将强令第48旅进入邦迪拉，接应帕塔尼亚师长。第48旅长认为，此时应该坚守阵地，而不是贸然出击。考尔中将根本听不进去。48旅只得抽调两个连前往邦迪拉，留下来的军人负责构建防御阵地。被派出去的两个连，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中方军队击溃。

第11师第33团一鼓作气，攻克了库查，直逼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此时，部队接到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转入分片清剿。在清缴行动中，419部队第154团发现了被击毙的霍希尔·辛格准将。他是印军第62旅旅长，也是印军丧命战场的最高级别军官。

在中印边境西线战役中，康前指统一指挥陆军第4师步兵第10团3营、步兵第11团3营、骑兵第3团、阿里骑兵支队守哨卡分队，以及炮兵、工兵等兵种分队，扫除了印军的最后6个据点。西线反击战于11月18日开始，两天后结束。

印度军队一片慌乱，不知道中国军队在哪里杀出来

 

印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印度首都后，震动了印度朝野。有消息说中国军队即将攻打提斯浦尔，那里是印度东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提斯浦尔的官员不辨真假，他们用高音喇叭发表演说，号召民众抵抗即将到来的中国侵略者。讲演完毕后，这些官员却携带家眷，率先逃往加尔各答方向。

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11月22日起，中国部队全线停火；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在声明中表示：印度武装部队也必须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泰晤士报》报道说，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让人松了一口气，不如说令人大吃一惊。

在这场战役中，中方取得了军事上的压倒性胜利。根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的女儿张小康和战史研究者共同编写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一百问》：中方共歼灭印军8853人，其中击毙4885人、俘虏3968人。中方军人牺牲722人、负伤1697人。中方还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包括加农炮、榴弹炮、山炮、迫击炮等。

准备逃跑的前线印军

 

中印两国红十字会很快达成协议，中方释放全部战俘。当印度方面派人来领回收缴的武器和战俘时，中方禁止印方带着军旗过来，也没有让印方举着代表投降的白旗，而是让印方举着绿旗过来。绿色是和平的意思。

印方分析失利原因

印军战败后，印度朝野一片哀鸿。印度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被撤职。在第一阶段失利后，国防部长梅农已被解职。反对党纷纷要求尼赫鲁辞职。尼赫鲁深受打击，其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他在克什米尔休养了几个月，于1964年5月回到了德里。5月27日上午，尼赫鲁突患中风，导致心脏病发作，当日下午病逝。

多家智库探讨了印军失败的原因：印度独立是通过非战争方式取得的。当时的印度领导人都是独立运动领袖和律师，而非军事家。中国国家领导人都经过了战火的历练，几乎都是“军神”，习惯用治军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二战期间，印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立下赫赫战功，当时的印军将帅皆为英国人。

大批印军被俘

印军战败反而激发了印度人的民族意识。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身份认同感不强。战场失利提升了国民凝聚力。印度政客也从失败中尝到了“甜头”。只要国内出现危机，印度政客势必拿边境说事儿，先来一通“嘴炮”。这可以有效转移国民的注意力。

印度前国防部长梅农回忆说，议会“寸步不让”的原则，使得政府无法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印度媒体更是把政府逼进了死角。开战前，印度媒体已经开始欢呼，印度军队将取得拿破仑式的伟大胜利。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认为，1962年印度军队的战败，“是战争高级指挥的失败，反对党派的失败，参谋本部（包括我在内）的失败；也是公众舆论和报界的失败；就印度政府而言，是彻头彻尾的失策。”

国防三军参谋学院（DSSC）校训为“用智慧打仗”，在实际中是“按照领导意图打仗”。克节朗河地区不适合进攻。考尔中将却坚决执行“前进政策”，最终一败涂地。第7师师长普拉萨德写道：“真痛心，正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敌人所需要的一切挑衅，至少在克节朗前线是这样。”

被俘虏的印度军人

印度外交部对西藏问题的严重误读，影响了两国关系。印方解密的文件显示，外交部要求驻华大使潘尼迦告诉中方：印度方面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不知是发音不准确，还是听者未听清楚，抑或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宗主权”（suzerainty）被误读成了“主权”（sovereignty）。两个词的发音确实很接近。起初，中国政府颇为欣慰，后来尼赫鲁总理纠正了这一说法。中方认为印度对西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潘尼迦的大使任期只有两年，就被调回国内。英迪拉·甘地的政治顾问普拉萨德说，潘尼迦的这个失误，既不能被遗忘，也不可原谅。这个“误读”让印度付出了惨重代价。

印度军事情报机构缺乏专业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第4师师长普拉萨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印度情报局提供的情报说，中国人不会进行过界打击。当第7旅在克节朗河谷驻扎时，达尔维旅长推测中国在塔格拉山脊上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却说，那里只有大约200名“装备落后且半饥饿”的中国军人。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都不会越过克节朗河。达尔维旅长在回忆录《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中写道，中方在20日清晨5点整（新德里时间）开始炮击印军阵地。“这终结了多年的错误推测、几个月的焦虑，也让多少天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也是混乱、恐怖的一周的终结。”

印军士兵成为解放军俘虏

 

没有后勤保障的战争，注定是一场军事灾难。西部指挥官道尔特·辛格中将说，印度军队无法守住已有的阵地，更不要说强行进攻了。印军的枪支和火炮都是二战时期的装备。印度空军空投了上百吨的军需品，半数以上物资滚落到了山涧深谷里。其中C-119运输机飞行速度过快，空投的物资损失最多。在食物短缺下，印军还要压低供应标准。牛奶、糖、盐等早已耗尽，大米和豆类罐头仅够维持四五天。

印度空军有制空权。印度空军未出动战机轰炸中方阵地，让印度陆军陷入了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当时印度不出动飞机，是印军高层担心中国空军轰炸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从中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新德里上空。第7师师长普拉萨德认为，印度空军唯唯诺诺，是造成印军战败的又一原因。他后来才知道，中国飞机从海拔5800米的机场起飞，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飞行。

印度高层对领土问题格外敏感，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这种应激反应是“印巴分治”带来的心理创伤。印度独立前夕，穆斯林联盟认识到，印度教人口远超穆斯林。选票政治让穆斯林政党难以执掌国家权力。穆斯林联盟于1940年3月通过了《巴基斯坦决议》，决定建立穆斯林国家。末代总督蒙巴顿在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反复斡旋，两大党都不肯让步，最终走向了“印巴分治”。印度不仅失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制造出了充满仇恨的邻国，并打了三次印巴战争。

印度女学生在紧急军训，随时准备巷战

 

中国部队后撤的后果

中国以胜利之名撤退，后果始料未及。面对印军的“前进政策”，中国实行了自卫反击战。其目的是阻止印度在边界线上制造摩擦，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前。未曾想印军溃败得如此迅速，一下子就撤出了藏南。阿克赛钦、班公湖也被中国军队收复。这大概超出了中央决策者的预料。此后边境谈判的艰难性，也超出了中央政府的预料。

战争结束后，中方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实控线20公里外。以当时的中国军力和国力来看，长期驻扎藏南确实困难。尼赫鲁对印度媒体说，中国军队后撤，是因为供应线不足，而且面对觉醒的印度民族，中国担心陷入全民战争。

中方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部队撤出了藏南地区，基于四点：其一，国内形势不允许中国军队长期与印度作战，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在北方和东南部。台湾局势、中苏关系恶化、大跃进失败，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只能与印度打一场有限战争；其二，喜马拉雅山冬季时间漫长，从12月中旬到来年4月，山口被大雪封闭，部队后勤给养难以保证。中国军队只能快进快出；其三，通过这次战争，中国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也向印度表明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决心和能力；其四，此次战争也向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表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达赖喇嘛分裂中国的企图不会得逞。

在得到撤退的命令后，很多参战军人想不通。在战前动员时，他们要求反击入侵的印军，夺回“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军人士气高昂，奋勇追杀。他们在高寒缺氧地区开始作战，穿着厚厚的棉衣，一直向南打，气温越来越高，军人士气也越来越高涨。很多战士脱掉了棉袄。当收复了被占领土后，却要军队马上后撤。部队又要开始爬山，气温越来越低，氧气越来越少，这如同将士的心情一样。政工干部不得不给战士做思想工作，说后撤是党中央的决定，目的是把尼赫鲁总理逼到谈判桌前。

印军战俘与中国管理人员联欢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历史，但是可以反复讨论和研究。中方后撤有其合理性。只是撤退到哪个位置，则有必要推演一番。中国军队不撤过“麦克马洪线”，恰好与中方否定其合法性的主张相一致。若中国军队驻扎在达旺东南的西山口，进行重兵防守，也绝非不可能。达旺一带出产水稻和多种水果蔬菜，军队粮食可以保证自给。西山口是连接达旺与西卡门地区的关隘，地势险要。后来，印军在此建立了军事要塞。

中方的后勤保障并非完全不能解决。几百年来，从错那到达旺之间有一条骡马道，始于西藏境内的错那县，经过吉米塘、康拉钦，沿着娘江河谷，通往达旺，往南到德让宗、邦迪拉。这是一条传统的贸易路线，也是达旺藏民前往拉萨的通道。第4师师长普拉萨德咨询过拉加瓦德准将，能否从实控线修建一条通往达旺的公路？这位准将说，可行，但是需要三个月。中国军队在收复达旺后，仅用用了22天，就修筑了一条简易公路。

中国军队按既定方针撤退后，印度军队重新占据了克节朗河以南，在藏南地区驻扎有多个山地师。1986年，印度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印度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该“邦”的经济投入，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已达100万。半数以上人口是印度教徒、孟加拉人等。

我军缴获的大量印军武器装备

 

在边界西段，原本已经被收复的阿里地区巴里加斯450平方公里土地，又被印度军人占据。加勒万河谷成了中印对峙的前线。印度政府成立了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在那里部署了重兵和高山作战装备。

中国军队占据着阿克赛钦的大部分领土，保障着新藏公路的安全和畅通。通过这条西南部的大动脉，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可以相互支援。阿克赛钦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距离新疆喀什约460多公里，距离拉萨约1200公里，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约500多公里，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约499公里。从地缘战略角度看，阿克赛钦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它还维系着中巴两国之间的“全天候”合作。

印度一直在谋划着自己的“利益边界”，试图把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都拉入“大印度联邦”中。1968年，锡金首都甘托克爆发了示威游行，反对把锡金变为印度“保护国”。印度军警镇压了示威运动。受印度支持的锡金国大党在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锡金“自愿”加入印度。

2003年，中印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会谈结果是，中国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换取的条件是印度正式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约束在印度活动的藏独分子。从2005年开始，中国官方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不再有锡金国的位置。一个山地小国的命运，就无声无息地湮没在了历史中。

中国边防部队凯旋而归，边疆人民夹道欢迎

 

边境谈判进展缓慢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953年5月访印，他对中印关系做出了预判：中印两国有漫长的边界线，在发展道路上存在竞争，此种竞争“从长远来看还将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人类”。从目前的中印关系来看，这种判断颇有预见性。

印度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模式。新中国是靠党的军队打出来的，党拥有至高权力。印度是通过非暴力运动独立的。印度军队由英国殖民者创建，曾经奉命逮捕过尼赫鲁在内的独立运动领袖。印度军队不忠于任何党派。印度“对外宣战”的决策权掌握在政府内阁手中。印度国防部长通常由总理兼任，或总理的亲信担任，但必须是文官。军人只有执行权，没有决定权。总参谋长可以向政府内阁提供建议。

印度军队并不完全信任那些政治家，认为政治家更多考虑自己的选票，有“瞎指挥”的嫌疑。正因为印度高层不懂打仗，反而给了军队“独立运作”的机会。军费不足一直困扰着军队建设。军方通过炒作邻国的军事威胁，迫使政府大幅提升军费预算。自1962年以后，印度大量采购西方武器装备，提升了本国的武器研发能力。

1963年元月，拉萨，中国边防部队从前线胜利归来

 

中印高层一直保持接触，双方还有军长级会晤。这种沟通一直存在偏差。中方一直在谈规则，要求双方都要遵守规则，不能越过实控线。印方认为，不打破这个规则，就无法继续谈判。洞朗对峙、加勒万河谷冲突，都是由印度军人越界挑起的。

2020年4月，印度边防部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靠近中方一侧修路建桥，遭到了中国边防军的阻拦。当年6月，中印边防军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当时印度政府并不知情。任何军事冲突通过媒体放大后，总能挑起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政府只得出面辩护，否则有可能在下次全国大选中，被选民一脚踢开。

在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纠纷时，占领方通常会拥有更多话语权。在战场上拿不回来的土地，在谈判桌上也不会拿到。

中央政府当初的“宽容”政策，最终让领土争端影响了自己与两大邻国的关系。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中国未及时收回钓鱼岛。如今，钓鱼岛成了中日关系的一根硬刺。邓小平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现在解决不了钓鱼岛问题，说明我们这代人的智慧不够，那就把争议交给下代人来解决吧。中印边境纠纷的解决，大抵也是这个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