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名博

编辑：易方兴

在望京的一家韩餐厅里，泡菜、大酱、苏子叶的香气里混进了一股忧愁。

已经是第11通电话了。36岁的韩国人朴南巡按下接听键，另一头讲起的又是店面的事儿。9月份，商场又对朴南巡的店铺提出了新的施工要求，装修费用也因此翻了一倍。

眼前，这个抱怨着的韩国女生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开餐厅的老板。朴南巡瘦小的个头藏在一身黑T、黑裤里，头顶着一束马尾，见谁都是和和气气，好像永远不会提高喉咙，永远不会说命令的语气。她也不太像个韩国人，讲起中文字正腔圆，讲到中国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详细到陕西面条的起源——大概因为她念的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还一路念上了博士。

地理位置上，望京在北京的四环以外，五环以里，距离首都机场与天安门都差不多10公里。这片17.8平方公里的五边形土地像一只风筝飘在城市的东北边。大概有30万人日夜穿梭在它钻石型的道路上，出租车司机们因此常在望京迷路。有时，他们还会遇上“老外”——望京生活着8000多名外国人，大多都是韩国人。这是写在北京朝阳区政府网站上2020年的数据。另一个在望京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这里韩国人最多的时候能达到7、8万。

“不过，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金成勋感慨道，他那双凸起的大圆眼睛眯了起来，整个人似乎都陷进了回忆。54岁的金成勋在望京美食城经营着一家名为“安客葱鸡”的炸鸡店。自2000年后搬入望京，他就没有离开过，算得上一个“老望京人”。

而他炸鸡店所在的望京美食城，也绝对算得上望京的“老地标建筑”。不止一位采访对象说起，他们都曾约朋友在美食城的一楼KFC前见面。但如今，KFC变成了一家串串店。就连美食城也在2017年从“韩式美食城”改名“望京美食城”。像名字一样，美食城里的韩餐厅老板大多换成了朝鲜族，就连一楼的韩国超市也不例外。

这家超市和美食城一样年长，开了十几年。“韩国人以前占顾客的80%，现在就只剩20%。”店长阿冰说道。这家韩国超市原先售卖的品类有7000多种，包括粮油零食、生活用品，甚至还有文具。“文具店老板也是韩国人，只是后来走了。”阿冰说道。

金成勋的炸鸡店就开在这家韩国超市对面。我见到他的那个下午，他的店里没有一位客人。

炸鸡店的生意并不好做。5月北京禁止堂食后，这家店的客流一直不好。或者说，早在7、8年前，当韩剧里的炸鸡热过去后，他的生意就开始下坡。金成勋的炸鸡店有过几次腾挪，最后一次，他和一家炸猪排店的韩国老板商量后合租下这家门店。四五十平米的店铺一半卖炸鸡，一半卖炸猪排，每月房租两万元。

那时，赚的钱交完租金，每人就只剩一万元了。炸猪排店的老板选择去了越南，而金成勋独自租下了整个店铺。他比炸猪排店老板幸运一些，至少，早些年他挣到过钱，还在这里买了房。

每个久居望京的人都能说出一些韩国人离开的故事。“以前开店的都是韩国人，如今美食城里的韩国老板只剩下两三位了吧。”一位朝鲜族老板说道，他在这座美食城里开了十几年的理发店。金成勋是他口中剩下的人之一，而在金成勋隔壁开连锁烤肉店的郑号锡，则是另一位。

32岁的郑号锡出生在韩国，但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在望京度过。大多数时候他就像在首尔一样，在满是韩国人的韩餐厅里吃饭，穿韩式的西装校服去国际学校上课，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韩国朋友占大多数。甚至到了服兵役的年纪，也要回到韩国进入军队。不同的是，“我有自己一个人的房间，天天学中文有专门辅导老师，家里还有保姆，这些在韩国得是有钱人家才能有的待遇”。

郑号锡已经是这家连锁烤肉店的第二代老板了。他的父亲几年前从望京搬去顺义，后来又说“想退休”，就从顺义搬回韩国，十几家烤肉店都留给了儿子。但90年出生的郑号锡有自己的志向，他想做一个线上专营的运动服装品牌。目前，这个创业计划找到了一群韩国合伙人，正在首尔筹备。

“那你会离开望京吗？”

郑号锡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起自己的线上品牌“以后一定会进入中国”，但也透露，自己最近正在处理留在望京的房产。

两个月后，这家咖啡馆就迎来了十周年店庆。可店庆的广告牌还没有撤走，酒吧老板Jason就在里头规划起了改造——这家咖啡馆1/3的区域以后会将用来当作夜间酒吧。

咖啡店不远处，望京西园3区大门边，一家中原地产已经开了19年。店里资历最久的业务员老杨说：“就连专门为韩国人办业务的朝鲜族中介，这两年也从四五家变成两家了。他们过去客户非常多，都不愁找。现在的话，新客户特别少，只能吃老本。”

似乎一切都在默默昭示：韩国人正在离开望京，望京正在褪去韩国色彩。

金成勋如今54岁，他一半的时间都留在了中国。

他坐在自家空荡的包间里，往不锈钢杯子里冲了两包产自韩国的麦馨咖啡，一边喝着自己国家的咖啡，一边讲起自己28年的他乡故事。

第一次来中国的时间是1994年，中韩建交的第三个年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语言班学中文。那时，大部分中国人对他的身份都充满陌生与好奇，有出租车司机得知他来自韩国后，还会追问一句：“那你是朝鲜人？”

新奇的目光里也带着善意。“当时每个中国人都对我很热情。”金成勋笑了起来，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记得，1997年自己特意跑去香港看回归仪式，但路上弄丢了护照，没有住处，热心的空姐就邀请他住进自己家。素昧平生，他就与空姐的爸爸睡一张床。

孤独也是有的。刚在中国打拼时，他独自租住在潘家园，一个月说不上几句韩语。“那时打开电视，看得懂的只有《还珠格格》，说的话还比较现代。”

大多数时候，金成勋过着和一般北京市民差不多的日子——跑去王府井第一家麦当劳排队；去国贸看独一栋的中国大饭店；后来又在北京林业大学旁经营着韩餐厅。只不过，和别家餐厅不同，他生意奇好，一个月挣1万人民币，那些进店的女大学生们还总爱问他，“知不知道韩国组合NRG、H.O.T……”

直到他遇见望京。

金成勋第一次听到望京两个字大概是在2000年。一位韩国朋友说自己搬到了“望京新城”，给朋友温居时，金成勋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20层以上的公寓楼。

“望京新城”，是当年不少韩国人所认知到的最早的、关于望京的“符号”。1997年前后，望京就作为北京市最大的一块规划住宅区，建起了望京新城101号楼，当时的开发商还邀请了200位韩国人入住。

这也是“望京”与“韩国人”建立联结的开端。一篇研究“望京韩国城”的论文里写道：“这些在望京置业的韩国业主，以求学者、投资创业者和在京服务于领事馆、外资企业者居多。随着‘望京新城’的建成和渐具规模，陆续有住在花家地和亚运村公寓的韩国人搬迁过去。口碑相传，‘望京’在韩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很多没来过北京的韩国人，都知道，望京是北京韩国人聚居最多的地区。2000年以后，大规模的韩国人来了。”

韩餐厅老板朴南巡在纸上画过那时的望京，“除了几栋比较现代化的公寓楼外，还有一片南湖农贸市场”。泡菜、韩餐、炒饭、刀削面、服装，全在市场里一起卖，但无论哪家的小摊贩都学会用韩语讲价。而在农贸市场更远一些的地方，望京仍是大片的菜地、玉米地——比如望京第一批住宅小区“花家地”，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盖房子之前，这里是一片花椒地。

“我相信中国会有很好的未来，但没想到过会发展得这么快。”朴南巡说。2002年，还在念高二的朴南巡，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在北大留学生办公室门口徘徊了30多天。“那时他们还没有接触过我这样的留学生，年纪小、高中也没毕业，很多手续不知道怎么办理。”

学校对韩国面孔仍感生疏。上课时，中国同学们第一次听到“朴南巡”三个字的时候发出了大笑。“怎么会有人叫南巡呢？”有人问，“我们一般说的都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朴南巡对同学提到的历史也是生疏的。

“来中国”是朴南巡父亲的决定。1939年出生的朴父经历过朝鲜战争，童年时会说着英语向过路的美军讨要巧克力。“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经历，他觉得学会外语和往外走是很有必要的。”朴南巡猜想。

朴父押注了中国，他喜欢中国的文化、历史，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国影片。朴南巡至今记得，家里放着由梁朝伟出演的58集电视剧《大运河》全套光碟，“妈妈看了好几遍”。她的幼儿园是在釜山的华侨村里上的，中文从牙牙学语的时代就开始浇灌。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个家庭看到了更多的未来。一年后，朴父对16岁的朴南巡说：“要好好在中国学习，不要太想家。”两人约定每年只回一次家后，朴南巡便转身上了来北京的飞机，一落地就是20年。

“中国的未来”几乎是所有韩国人到来的理由。哪怕是中国入世10年后，来北京留学的金娜恩提到故事的开头，说得也是“我爸爸当时觉得中国很有潜力”“他觉得来中国经济会发展得很好。”甚至是2018年来中国的现代员工池昌浩，他听说了很多韩国人在华创业成功的案例，在50岁的时候申请上了公司的海外派遣，带着妻子、儿子、女儿举家来到中国，住进了以韩国人多著称的望京。

而金成勋，当年住的就是望京里韩国人最密集的小区“望京西园”，一个月房租在3000元上下。20年后，他经营的炸鸡店几经迁移，又回到这里，月租却已经翻了四倍。

金成勋接着回忆着望京的这几年，可脑海中的那个韩国小伙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他总是摆摆手对我说“记不得了”，他的语调一直温和平淡，并保持着韩国人特有的轻声细语。

不过，有些时刻，他又好像猛然清醒，眼里闪着亮光地讲起故事。

2002年，对很多在望京的韩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举办了韩日世界杯。那个夏天，韩国市民自发地为球队应援，“红魔”拉拉队占领了整个首尔广场。而在遥远中国的望京各小区里，也会响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当时有中国邻居说，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是韩国队进球了。”金成勋大笑起来。

当年只有12岁的郑号锡也一直记得韩国打入四强的那个夜晚。他和家人以及一群长辈，在二十一世纪的饭店里观看了比赛。啤酒、呐喊、还有肆意庆祝的人群充斥着那个夜晚。席间，他认出，人群里还坐着韩国大明星安七炫。“但谁都不理他，那时大家嘴里喊的是另一个名字，著名球星安贞焕。”

几乎所有的受访对象，都用“热闹”形容十多年前的望京。

“我觉得，望京最早的夜生活就是我们带来的。”金成勋一脸骄傲地说。繁华、热闹也带来了飞涨的房价。《中国青年报》曾提到，2008年，“望京的房价已经从几千元一平方米，涨到了1万5左右，房租也创了新高”。

北京奥运会是另一个标志性节点。2008年，“北京欢迎你”唱遍大街小巷，望京也一样。

“开奥运的时候，能明确地感到，早些年中国人对自己的好奇感已经消失了。”金成勋回忆道。那一年，因为奥运会，北京的道路宽阔了，一些楼房被修整一新，公交、地铁抵达更多的地方，走在路上的面孔也来自世界各地。

作为奥运会志愿者，朴南巡在鸟巢场馆外，见到了此生最多的人潮——“围栏里满满的人，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

郑号锡则作为奥运观众去看了一场棒球赛。他说，韩国人喜欢棒球，那天赛场边坐了许多同胞。不知哪位大叔在观众席唱起了《阿里郎》，一拨接一拨人加入，一声比一声响亮，最后球场上空都飘荡着这支朝鲜半岛的民歌，“那个时刻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和自己的国家在一起。”

同样地，坏事也会把世界各国的人联结在一起。

2008年，从美国开始引爆的金融危机，席卷到韩国，韩元贬值，也连累着在望京的韩国人们，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曾在2009年发表过一篇报道，讲述韩元贬值下韩国人的离开。文章中写道：“出租房子的人多，真正租房子的人少，望京的租金下降了许多，差不多有1000元到2000元。”韩国人租不起房子，望京房东挣不着钱，疼痛感从全球的大环境传递到每个普通人的神经末梢，就像冰点那期报道的标题一样——《韩元咳嗽 望京感冒》。

这也是“同住地球村”的代价。

为了“融入中国社会”，朴南巡曾经历过一段坎坷的学习生涯。她记得大学上的第一堂专业课，由于她不流畅的中文，老师让她从教室离开，“你们不要过来上课了，你们先去学习语言”。她怨自己中文不够好，不够好到让去表达自己。那个时候，由于两个国家历史、文化的不同，观点的分歧往往在各种时候出现，但她都不与人争辩，“不敢”。她也不理解周围的同学，为什么那么专注念书，有的到大二都没离开过校门，没有去过颐和园、王府井。

奥运志愿者工作结束后，朴南巡选择了回国。到了韩国，从机场回家的路上，看着窗外，她突然就后悔了，“韩国好小，好单一”“建筑不大、路也不宽”。对她来说，那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逼仄，而是一种见过广阔世界后的不想回头。

她决定回中国，她想理解中国。

央视纪录片导演贾丁，也曾置身在中国人和韩国人两个群体间，但他打破“不理解”只花了6个月。

2012年，中韩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贾丁接到台里给的任务，“拍一部韩国人在中国生活的纪录片”。这就是《望京》这部片子的全部要求，没有固定地点，也没有固定主人公。

与贾丁一同发愁的还有韩国KBS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们，他们同时也要拍一部中国人在韩国生活的纪录片。两拨人在北京相遇，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拍片。一次交流会上，一家媒体记者提到了望京有一支7080乐队。“完全没有名气，只说是一群7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起来的韩国人”，但贾丁决定去见见。

在望京某个小区的地下室里，贾丁见到了7080乐队的五位成员。

10年前很多事，贾丁都记忆模糊，他不记得那个地下室在哪个小区，也不太记得乐队成员们的准确名字。但他清楚记得初次见到他们的场景。“那个地下室用隔音棉包成了排练厅，同时还是一家音乐培训学校，学萨克斯、架子鼓的孩子进进出出。”“大家坐在一起，喝着咖啡、抽着烟就开始聊。我发现跟他们的聊天一点也没有障碍，因为他们都会说中国话。”

乐手们排练起来，80年代的韩文歌旋律悠扬，尽管一句歌词都没听懂，但贾丁觉得，那五张步入中年的面孔真挚又沉醉，“很打动我”。于是，纪录片的主角就这样敲定了。

贾丁也因此第一次关注了主角们所住的望京，“韩国城是我认为的那个时候的望京中心地带，也应该是韩国人认为的”。

贾丁口中的韩国城是一家位于望京里的的两层商铺，外墙上挂着“韩国百货 望京韩国城”的红色大字，里面挤满标写了韩文的餐厅、理发店、蛋糕店、手机店。很多韩国人的第一台智能手机就在韩国城里购入，比如朴南巡、金娜恩。而纪录片主人公之一的朴圣镐当时交了一位中国女友，她就在韩国城里销售来自东大门市场的衣服。

几乎每个采访对象都对这座商场有自己的记忆。朴南巡记得自己在这里买下了一台三星智能手机。楼里还有家名叫“阿姨家”的小菜店，卖得泡菜酸辣爽口，特别正宗，“老板娘还说自己上过KBS”。不到一分钟，朴南巡就找出了当年的报道。金娜恩记得自己刚来留学不久，没有朋友，认识的姐姐每个月都会领自己到韩国城来吃饭，地下一家韩餐厅让她怀念至今，那是花30元，就能吃上炒年糕、汤饭自助的“家乡味道”。

贾丁跟着主人公们去了韩国城，也去了南湖农贸市场、跆拳道馆、汉语培训学校……这些早已在城市变迁里从地图上消失的地方。他在望京住下，真的生活了起来。“常常一天的拍摄结束后，我们就收起摄影机，与7080乐队一起去聚餐、喝酒。”他印象中，韩国人爱喝二锅头。摄制组人还没到齐，他们就一杯又一杯地喝到迷离。饭后大家还会去KTV，听7080唱那些韩文老歌，萨克斯手朴圣稿兴致很高，有时当面来一个一字马。“我们都震惊了，这哥们太牛了。”

2012年仿佛又回到贾丁的眼前，他把与望京韩国人的那半年的相处形容成“拍纪录片最好的状态”。

“我没觉得他们是韩国人，他们也不觉的我是中国人，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他们说话音调有点怪模怪样。”他记得乐队中有个女主唱，来中国八个月，汉语说得不好，“但她提到自己年轻时是校花，在校晚会上唱很好听的歌，常有男孩子追她。她讲起这些伴随着不流利的汉语，却是骄傲的神情。大家的情感是相通的，完全一样。”

韩国女生朴南巡则在走遍大半个中国后，才明白这种“一样”。再次回到中国后，朴南巡继续在北大考古专业念研究生。一有空就去旅行，去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也去四川、云南的小村子。走到新疆时，一个放羊的男孩问她：“你的中文为什么那么好？”她回答：“因为我在北大念书呀。”“我以后也想念北大，姐姐你要等我。”那一刻，男孩的眼睛像是蒙了层潮湿的薄膜。朴南巡突然想到自己埋头苦读，不愿出校门的同学，“很多中国人上北大是拼了命的，学习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那是北京不能带给她的感悟。距离新疆2700多公里外，LG、摩托罗拉、爱立信等跨国企业已经相继在望京的各座大厦中建立自己的中国总部。一时间，望京聚集了北京65%的高收入人群和约1/3的外籍人士，成为当年亚洲最大的国际居住区。

郑号锡记得童年时大人们都说“望京会是第二个西单”。成年后，他站在望京西园的高层里俯视未开发的用地，好奇“这些地得值多少钱”。

问题的答案在2010年终于揭晓。远洋集团经过84轮角逐，以40.8亿元拿下大望京村1号商业用地。仅仅过了两天，保利集团又以50.4亿元的高价圈下2号商业用地。而最后一块3号商业用地则被绿地集团以25.8亿元斩获，其中绿地中心3号楼后来被阿里巴巴整栋买下，挂上了硕大的橙红色logo，一直闪耀至今。

望京没有成为传言里的第二个西单，却有望成为第二个CBD，并被正式写入《北京市规划委“十二五”规划》中，定名为“大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

那是韩国人不熟悉的望京，带着浓烈的中国商业气息。互联网黄金年代也从那一年开启，阿里、美团、Uber、携程都在这片土地上划分着各自的势力范围，熊猫直播、A站、陌陌、小蓝单车则在风头正劲时入驻这里，标榜着自身新兴经济体的生命力。

中国互联网的潮汐涨落对韩国女生金娜恩来说，既遥远，也贴近。比如，她不知道曾驻扎过望京的每日优鲜，在今年7月的一个夜晚“原地解散”了。但她也直接感受过ofo的起落。和很多中国用户一起，她还排在退99元押金的路上，“一打开手机，看到排队人数显示好多位数，连数都不想数就关上了”。

今年30岁的金娜恩过着最普通的韩国年轻人在华生活。2011年，她来到中国留学，先上语言班、再读中文系，为了毕业，她蒙着头狂背古文，成天泡在汉字里。顺利毕业后，她进入望京一家韩国动漫公司当设计师。求职时，四年努力给了她回报，她可以和中国客户沟通，做其他韩国设计师干不了的活儿。

不过，没有前几代韩国人的那种幸运，她的工资并不足以支撑2016年的望京房价。尽管当时她的工资已经过万，但一间她看上的一居室月租就要7000元。“住不起，住不起。”金娜恩的声音低沉下来。她是个性开朗的女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喜欢用瞪圆的双眼表达震惊、不解和认同，声音也跟着这些情绪起起伏伏。

韩国人在街边，偶尔能感知到这种中国式理想里的狂热。互联网最热闹的那几年，望京soho与合生麒麟社之间形成了“扫码一条街”。金娜恩记得，几十家小摊贩在树荫下摆开，摊前就贴着二维码，总有人扯着嗓子喊着“扫码关注就能获得纸巾、耳机。”金娜恩从不扫码，但她也学会叫滴滴，骑ofo，并把它们归类为“回韩国都会想念的中国技术”。

那些年，无论是玻璃幕墙后的中国互联网人，还是陆续住进各小区的韩国人，每个人都浸泡在信心与希望里。

朴南巡算是最近一批搬入望京的韩国人。

2015年开始，她先跟着哥哥住在燕郊家里。燕郊曾经被许多韩国人看作第二个望京。韩国餐厅、韩国超市、便利店、电影院全被复制到小镇上。房地产企业直接为韩国人量身打造了一个新的小区，取名“首尔甜城”。在望京租金涨到九千、一万的时候，首尔甜城里的三居还在3800元一个月徘徊。燕郊又有大巴直达CBD商圈、中关村。出城、回家从来不是一件难事。

但燕郊终究成不了第二个望京，因为它没有能够赶上当年望京飞速发展那个时代。

与此同时，望京在这些年里，正逐步转变为一个综合型新城，韩国元素在逐渐褪去的同时，一批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均选择进驻望京——包括阿里、美团、陌陌、携程、奇虎360等等，背靠丰富的住宅产品，完善的商业配套，望京已经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还是有韩国人继续看好未来的发展，选择留在望京。2021年4月，朴南巡搬进望京，开了一家地道的韩餐厅。北大15年的考古专业被抛下了。原因有很多，比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考古队里的尴尬，比如作为领队的压力让她不断掉发，“但至少我给大家做菜时是开心的”。

朴南巡把餐厅开在望京的一个原因是，其他商圈地区的招商经理不能接受一家不知名的新韩餐品牌入驻。就连五道口也因为韩国留学生减少，韩餐厅不再有吸引力，而拒绝了朴南巡的加盟。

朴南巡最初联系上招商经理时，对方说：“前面还有好几店排着队呢。”但他后来又说：“望京以韩餐厅为代表，前阵子我们商场已经关了两三家，还是得有。”

这差一点成为了朴南巡餐厅的命运。一年多时间，她的餐厅一共关了三回。今年最难的时候，一天流水只有194元，只来了两拨客人。朴南巡总是坐在店里，盯着空荡荡的商场发呆。到了夜晚，她根本睡不着，只能研究菜谱，计算成本，听着望京半夜里突然响彻天空的喊叫，还有汽车摩擦着路面的声响。想着，听着，天就亮了。

直到一些隔离在家的韩国居民们打来电话，说要订团餐，朴南巡卖出了平日70%的营业额，终于得以渡过经营难关。但失眠的问题一种延续到现在，“我们餐厅还在回本阶段。”

尽管热闹的生意肉眼可见，一些机场、商场已经给朴南巡打来邀请电话，但她知道，在不确定的时候，做什么决定都要小心翼翼。

两条街外，望京美食城里的炸鸡店老板金成勋也想做一些决定。

他想回国了。他快三年没有回家了，讲到故乡韩国，那双凸起的大圆眼睛变红了。金成勋设想过，如果离开望京，回了韩国，就在济州岛开个小餐厅。他的很多朋友已经搬去济州岛生活了。

“那也开韩餐厅吗？”

“对啊，济州岛不是也有很多游客吗？”

“但现在游客应该也少很多了吧。”“也是，也是，那还是留在这里吧。”金成勋笑了笑，眼睛却没有眯成缝。

金成勋讲起那个去了越南的炸猪排店老板。“他在越南也没挣到钱，那里的房子没涨几年就卖不出去了。最后就回了韩国，还是开韩餐厅，也不知道干得怎样。”

金成勋的妻子是中国人，作为跨文化家庭，他的儿子正在望京的国际学校读初三，女儿则在一所中国学校念高三。这是金成勋作为父亲，留在望京的唯一理由——因为外国人身份，他的孩子在高考时都比大多数本国学生会更轻松些，“为了孩子我也应该留在中国”。

如果回家的话，你会想做什么事呢？

“那可太多了，要全部说完，今晚你可回不了家。”同样三年没回家的金娜恩聊起来却像个许愿的小孩。她眨着眼睛，笑意盈盈地说：“要说起来的话， 第一个是见家人和朋友，无条件的好嘛。第二个是去餐厅吃地道的韩餐，第三去家门口便利店，吃一堆不营养的膨化食品，第四去韩国CGV电影院，第五去韩国的Hot Place，比如新沙洞、圣水洞、汉江等地方打卡、购物，还要去美容室，头发也要剪嘛 ，还有去OLIVE YOUNG,在打折季买一堆化妆品,然后还会进行健康检查……”这份“回家必做”的心愿清单，她目前写到了30个。

“我真的好想回家啊。”有一天，金娜恩看了一档《Seoul Check-In》韩国综艺，歌手李孝利与朋友们回忆过往，屏幕上出现了几帧画面是旧时的汉江、江南（韩国地名）。金娜恩的眼泪突然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无论在哪里，乡愁都是所有异乡人面临的共同命题。

但她没想过一走了之式的离开。“留在中国还是很多好处。这里不用太在意别人，非常舒适，非常自在，可以直接在路边吃着串子，不用太在意人与人之间的上下级……”“我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 ，和这里一起度过了我20多岁的光景，这里仍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地方。”金娜恩也讲述着自己对北京的眷恋。

晚上10点30分，望京的街道上流淌着霓虹灯光，车队从横七竖八的道路拐向城市的各个方向。望京之名，取自“瞭望北京”之意。这个名字的最开始，昭示了这片区域与北京城中心的一种距离感。而如今，它却真正成为了北京繁华的一部分。出租车司机们感概着：“北京最容易堵车的地方，一个国贸，一个西二旗，另一个就是望京。”

站在望京繁忙的路口，娜恩与我作别，和同伴商量着去处，可能是去朴南巡开的那家韩餐厅，也可能是去金成勋、郑号锡所在的望京美食城。尽管选择在慢慢变少，但这里依然是韩国元素最多的城市一隅。

在望京西园、大西洋新城、华鼎世家等小区里，还挂着许多陈旧的韩文招牌，房产中介、民宿、餐厅、洗衣店……小区里总有家超市货架上还摆放着农心、三养这样的韩国拉面，以及初饮初乐、真露这样的韩国烧酒。超市里的售货员们也保留本能，见人先说“安宁哈赛呦（?????,韩语你好)”，就连小区路边爱护花草的路牌上也尚留着韩语。只是出了小区大门，从更广阔的世界涌来的喧闹声，大多仍是中文。

热闹的间隙里，居民楼逐渐安静下来。望京西园四区内，晚风吹过绿化带，树叶摇动起来。沙沙作响的矮木丛里立了一块大石头。大石头背后，是高耸了近20年的公寓楼群，楼内，韩国住户来来去去，一如这更迭变换的时代。夜色中，望京的灯火渐次熄灭，无论这群韩国人最后的落脚点在哪儿，他们都带着石头上刻下的心愿，那是一个大写的中国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