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名博

       完成《由抱厦至唐破风之美学思考》一文后，有读者反馈想了解笔者文中关于日本法隆寺很可能是中国工匠杰作这一提法，这是笔者两年前去奈良京都观光后写在散文集《京都散记》中面对千年古寺的即兴联想，因散文叙述随意，在此笔者以论文形式清晰完整地作以阐述：千年法隆寺极有可能是中国工匠被邀去日本而建造，以下笔者分四部分加以阐述，一，关于遣隋使现存文献考证中国工匠被邀赴日本的渡海条件。二，解开三个疑点。三，敦煌风格壁画的“拷问”。四，梁思成先生的遐想。
 

         如果说今天还能看到人类在四千年前造出的金字塔，在二千年前造出的古罗马斗兽场，那么一千四百年前建成的法隆寺，这一世上现存最古的木造建群。众所周知保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木构古建筑现存完整的仅有四座都在山西，最古的是唐建中二年即780年所建的南禅寺大殿，而法隆寺还比它早了173年。如此古老的木造建筑能躲过千年的灾难或腐化，除了人为保护和修补，不得不感叹是上天之恩赐或者是信仰中“佛力加持”。笔者之所以怀疑法隆寺建筑群不大可能是日本本土工匠所建，这也是亲临实地，站在这样古老大殿和佛塔前的感性认知，和笔者所了解的日本历史上有关文献差距大到难以置信的地步，简单的说日本从农耕文明的弥生时代一直到十七世纪江户时代之前，普通庶民还是以茅草屋顶的一层建筑体居多，日语称“茅葺”（かやぶき），如果在一千四百年前出现如法隆寺这样体量的建筑，对于日本平民甚至贵族亦如遍野千里的沼泽地上突然耸起一幢摩天大楼，而同时代的中国土地上，如唐代杜牧描写南北朝时代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寺庙阁楼已处处可见，笔者就是生念起这一疑问，在重新查阅文献，反复思考和自我否定的焦结中，慢慢拨开云雾见识光明。
 

          要建立起隋朝时代中国工匠被邀来日本建造法隆寺的可能，首先要缕清这样的可能若是真实而所具备的时间和渡海条件，了解日本遣隋使历史就是解开疑问之钥匙。遣隋使和后来的遣唐使与一位日本古代著名人物有关，他就是圣德太子<聖徳太子／しょうとくたいし>，据《日本书纪》592年推古天皇即位，当年立其侄儿圣德太子为皇太子辅佐朝政。圣德太子执政后力推向当时隋朝派遣使者团，接受高于本土的文明国都的洗礼， 他先后五次派遣“遣隋使”全盘学习当时中国政治制度，文化和经济活动，笔者通过阅读圈定第一次和第二次遣隋使活动和法隆寺建造年代有讨论的可能，依法隆寺建成于607年看，第一次遣隋使始于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书纪》无记载，但中国《隋书   东夷传倭国传》记有高祖文帝与日本遣使的对话：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
 

         该次使团归国后促成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第一次遣隋使团回日本时间不详，但第二次遣隋使团依《日本书纪》记载是607年，可见第一次使团归国在建造法隆寺之前，而第二次遣隋使团是建完法隆寺同年出发，至此中国工匠随船邀来日本建造法隆寺有时间的吻合，至于随遣隋使团的工匠完成法隆寺建造后是否同船回国已不得考，笔者认为工匠的技艺传承需要年月，这不是一本佛经一套典籍书本所能解决的。参阅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佛教的有关史料，当时渡海出国都属于“因私出入境”均属违法惩办对象，隋唐唯一官派赴日本使团是遣隋使第二次，综合《隋书   东夷传倭国传》和刘善龄著《细说隋炀帝》，大业四年九月，为回复多利思比孤，派裴世清等十三人出使倭国回礼。在百济渡海最后在竹斯国登陆，小德阿辈台带数百人出迎，十天后大礼哥多毗带二百骑出迎。推古天皇出朝欢迎之后宣谕和问礼，翌年一月他表示朝命完成请准回国。推古女皇设宴欢送，派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通事鞍作福利与学生高向玄理陪他回国，向炀帝入贡的八个学生也是遣隋使。据韩国《三国史记》记载，裴世清在前往倭国时受到百济武王的接见。

        上文记叙裴世清使团经朝鲜半岛渡海赴日本这条路线就是日本五次遣隋使选择的路线，当时百济国和日本国关系和睦，渡海航线比后来遣唐使选择的航线要安全很多，而遣唐使渡海时代，朝鲜半岛百济被新罗国吞并后，新罗对日本抱有敌意，使后者被迫放弃原有航道。其次必须指出的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活动除了派遣学生登上大陆学习，同时也邀请隋唐各方人才东渡，最有名的是鉴真和尚弘法，还有据日本奈良《东大寺造立供养记》，十二世纪末东大寺一度毁于战火。据日本镰仓时期九条兼实所写的日记《玉叶》：日本寿永元年（1182年），高僧重源已经筹集了最先需要完成的东大寺大佛修建所需的资金以及材料，但一直找不到能够胜任这一重任的杰出工匠。其时听说南宋铸师陈和卿在日本，于是邀请陈和卿参与东大寺的重建。作为工程总负责人，陈和卿根据重源提出的基本设想，一手承担了从规划设计至具体估料、算料、施工等工作。在重修东大寺期间，重源极力想要引入宋代明州寺院建筑风格，但又担心引起朝廷和寺院的不满。因此重源和陈和卿依照当时明州寺院的建筑样式再合作创造出了全新的、被后世称为“大佛样”的建筑样式。由于陈和卿为东大寺重修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189年日本官方赐三个庄园让陈安度晚年。
 

         从陈和卿主持重修东大寺记叙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工匠至少在南宋帮助当地修建佛寺楼阁不是少数，其次至少在南宋时代，日本当地工匠还不能单独承担像东大寺这样佛殿的建造。这对反思法隆寺建造是有想象空间。 当然不能肯定在第一次遣隋使团归国船上有中国匠人，但两国史料严重缺陷也不能推测没有。因隋唐时代渡海或如玄奘大师西域求法出关都属于“违法行为”，还有中国历代史书均为帝王政治史，本身关于民事活动记载不多。下文笔者从法隆寺建筑入手，将国内学者一直认为属于日本工匠建造范畴依次将以推翻而还以真相。

                <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