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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两个女儿都有幸是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TJ)的毕业生。在高中四年里，她们遇到许多好老师。和她们关系最密切，对她们影响最深远的，可能是教生物学科的Dr. Paul Cammer.

Dr. Cammer的课程以难出名。开学两个星期，就会有一大半学生经历到他们“有生以来最差的成绩”。然而，更出名的是他教学的方法∶他基本上不教书，而是指定学生轮流研读科学文献到班上讲解，全班讨论。他的任务是问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指导学生如何参与讨论，如何做学问。他对家长的忠告∶“如果你要帮助你的子女，最好的办法是每天要他们教你他们学习的课程。你要认真学，问问题。”我们试过几次，女儿很有兴趣要教我们生物，也花功夫彻底了解，才能深入浅出地教我们这些门外汉。这个过程对她帮助很大。可惜我们不是好学生，几天後就赶不上进度。

家长没有成绩的压力，赶不上进度；相对的，学生在超高标准的期望下都发展出令人惊讶的才华。大女儿九年级第一次上他的生物课，就开始阅读科学文献。我读了指定给她的那一篇，倒抽一口凉气∶我靠著在研究所里学过的人工智能，大概可以懂八成；一个刚开始学生物的九年级学生，怎麽可能懂这篇牵连脑神经学和智慧的研究论文？我们看著大女儿挣扎了大概一个多月，每天埋头在一堆生物论文中，然後奇迹出现，她开始讲一堆我们听不懂的生物机构，已经练出“武林高手”的功力。

Dr. Cammer是明星学校里的明星教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到他得到什麽教师奖，学生对他有什麽评价，和他的学生发表什麽论文。很难想像他的高中生如何能从事“脑波控制轮椅”之类的研究，我只知道小女儿有一次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一场脑神经学的学术研讨会，他们这群高中生和大学教授，研究生，和专业研究员讨论得很开心。他们在Dr. Cammer的课程里学到的不只是科学知识，更是做人，应对，做学问和人生的技巧。

然而，Dr. Cammer往往输给升学主义。他说，有些老中父母一定要子女退掉他的课，因为担心子女花大量的时间修他的课，还得不到A，影响以後申请好学校的机会。他甚至几次写信给家长为学生求情，希望愿意留下来苦战的学生有坚持下去的机会。我听了感慨万千，因为自己也曾经活在升学主义的阴影下，浪费不少生命死磕几本教科书，记住的八股知识一辈子都没用，有用的人生智慧没机会学到。两个女儿修Dr. Cammer几门课，其实得到的B多於A，但是她们很清楚什麽是价值。毕业几年後，她们更体验到，成绩是一时的，做学问的能力却是一辈子的优势。

今年夏天，Dr. Cammer到加州拜访老友，路过我们家，谈到他的近况。他去年骑单车出大车祸，头部伤处只差分毫就会让他全身永远瘫痪。这件事给他一个很大的警惕，好像是“捡到剩下大约二十年有用的岁月”，要立刻著手做他这一生想做的事。他春季上完课後从TJ退休，接受北京一所高中的邀请，即将成为校长特别顾问，把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推广到中国。

“死记的教育无法培养出有创造力的学生。中国学生会独立思考，会问问题，也敢问问题，只要你给他们机会。我告诉他们，你们想发言，不用举手，也不用站起来，坐著讲就可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他说，上次他在中国示范教学，打破一切传统，所有老师都怯怯地看著他，但是学生很快就适应了，问了许多很好的问题。“他们应该要挑战我的知识，有勇气探索我不懂的领域。”

“我知道，我是去挑战中国几千年升学主义的传统。但是，总要有人敢开始”，他笑着说∶“我有什麽好怕的？这把年纪，又大难不死？”

也许，真的只有像他这样不怕死的老外，才有勇气去科举的首都和升学主义的传统对抗。美国大学申请制度比较灵活，除分数以外学生有很多表现的机会，Dr. Cammer在这里面对升学主义的压力和未来在北京面对的压力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但愿他和他的学生能突破困难，为将来中国学生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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