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 名博

[席按]：和尚提起了百色的事，就不得不多说两句。其实百色起义整到目前这架势，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拔苗助长；第二，张冠李戴；第三，地方主义。

关于第一点，网友苍山如海的博文（见转载）有比较精彩的论述。就是“百色起义走的是朱毛红军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个尝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并不是什么“我国继延安和井冈山之后的第三块红色圣地”；从时间上讲，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也不可能是继延安之后创建的。百色起义的精神说破大天其实还是红军精神，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问题，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还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级人物，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具体执行者。因此，他自己的理论肯定没有指导那次革命，甚至那个时期人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邓小平理论这个说法。”

“百色起义也许是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第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但绝不是中国武装斗争的前十个里程碑。对百色起义的历史作用，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才好。主观刻意的夸大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容易数典忘祖。”

也就是，因为了邓小平后来的能个，才有了目前百色起义牛皮吹破天的壮举，标准的英雄创造历史，和成王败寇的封建历史观的余毒。

关于第二点，亲自参加了北京网络媒体百色行的记者陈湘安在《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行-百色印象》的博文中有如下的描述：12月11日，百色起义发动了。起义时，邓并不在百色。换句话说，起义军的领导人中，并没有邓小平。军长张云逸，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龚楚）。前委书记为陈导民（陈豪人）。当时并没有政委的设置。因此，现在的纪念馆中说邓小平任百色起义中担任红七军政委应该是在1930年2月以后的事情。

之所以有邓小平亲自参加了百色起义的说法，源于50年代邓小平如日中天五马进京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红七军老干部张云逸和莫文骅等人的回忆。和后来文革时江西井冈山展出的林副主席的扁担以及贵州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说法竟然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标准的、明目张胆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为打造领袖人物而肆意篡改历史的伟大范例。

关于第三点，正如网友红警苏红不懂爱（红袖添香）在她《中国十大主旋律导演（完整版） 》的博文里面所指出的：中国电影界以出奇大胆得不可思议著称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对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赞助都带有一种自我宣传的因素在内，如广西影厂邀请陈家林导演的《百色起义》可以看成是一个代表。也就是说，影片《百色起义》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西电影制片厂地方保护主义的心理在作祟，不过也实在是无可非议的。

那么，百色起义借宣传邓小平之便，突出地宣传了广西的哪些人物呢？第一，是韦拔群烈士，是顶天立地的一个好汉，也是一个响噹噹的农民起义领袖，确实值得宣传，可是百色起义的时候，他并不在起义的领导人之列，他所领导的数百广西农民军，也不占起义军的主体（广西第四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第二个是李明瑞总指挥，北伐战争中的一员虎将，百色起义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他的桂军老部下，起义后却一直被控制使用，以至于死都无葬身之地。第三个是雷经天，右江特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个人据说开始的时候走富农路线，1930年3月以后被中央代表邓小平为书记和政委的红七军前委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以生活腐化为理由辙了职（被嫁祸在另一个广西人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烈士的头上），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还差一点就丢了小命。第四个是参加领导了龙州起义和红八军的俞作豫，这人不听广西前委和中央代表邓小平的指挥，有一点儿闹独立，自以为是，结果是葬送了红八军。这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当然了，为了宣传的原因，这些历史的真实，包括总设计师在内，都被巧妙地花巨资扬长避矮，与时俱进的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百色的事，和总设计师一生所标榜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背道而驰，是标准了的打了红旗反红旗。也是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侼论：不管白的黑的，婊子也要，牌坊也要，钱也要赚足，天国也要进，反正捡到篮里都是菜，以至于八面玲珑，有备无患。

附：如何理解网络媒体传承的百色精神？

作者：苍山如海2007-7-2

29家北京网络媒体IT业界的精英，在2007年6月25日，齐聚百色，召开了“邓小平理论与网络文化建设”研讨会，追思革命先辈英雄事迹，探寻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思考民族网络文化发展之路，决心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贡献力量。为此，作出了宣言，决心要“传承百色精神，振兴民族互联网事业”，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指出“百色起义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9年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唤醒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富强而不懈战斗的意志，燃起了中国大地武装斗争的火种。百色精神薪火相传，不断鼓舞着后来的人们………”

这么多家的网络媒体，追思事迹，探寻起点，思考发展，传承精神，着实令人钦佩和感动。网络媒体，运用资本，控制舆论，这是他们未来的打算，但提出的传承“百色精神”，一时半会儿还真领会不了。红军的长征精神我们是知道的，那是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定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汇成的，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但是网络媒体要传承的“百色精神”是什么呢？想必这个“百色精神”不是当年的红军精神？或者是具有“百色”特色的红军精神？让我们如何去理解网络媒体这个“百色精神”呢？想起去年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在广西考察时，盛赞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我国继延安和井冈山之后的第三块红色圣地的说法，看着网络媒体这伟大的“百色精神”，又纳起闷了：想必是哪家的网络媒体精英，对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研究有了新发现？还是中国近代史也进行了“改革”？莫非百色起义真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莫非百色起义真是：“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唤醒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富强而不懈战斗的意志，燃起了中国大地武装斗争的火种……”。

其实，百色起义走的是朱毛红军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它是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个尝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并不是什么“我国继延安和井冈山之后的第三块红色圣地”；从时间上讲，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也不可能是继延安之后创建的。百色起义的精神说破大天其实还是红军精神，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问题，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还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级人物，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具体执行者。因此，他自己的理论肯定没有指导那次革命，甚至那个时期人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邓小平理论这个说法。

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力量由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而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因此，为了挽救革命，党决定用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南昌起义一个多月后，1927年9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东北部和江西西部领导了秋收起义，10月间到达了湘赣交界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新的斗争道路，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在此前后，在党的领导下，赣东北的戈阳、横峰两县；湖北的孝感、麻城、黄安等地；湖南南部的汝城、宜章、郴州、来阳等地；广东的海丰、陆丰；江西省的万安、太和、鄱阳等地，也举行了武装起义。此外，在江苏、河北、山东、陕西、河南等省的一些地区，也都爆发了武装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剑英等，乘两广军阀混战之际，领导了由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广州起义，在国民党各派的反动军队与帝国主义的兵舰联合进攻下，起义失败了，但是广州起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上述这些起义，虽然大多数为优势敌人所击败，但是它对敌人向革命的疯狂进攻给了有力的回击，扩大了党的影响，并保留下一部分武装力量，保存了武装斗争得火种，为以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准备了有力条件。它唤醒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富强而不懈战斗的意志，吹动了中国大地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从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到1929年12月前后，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湖北、广东、河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三百多个县，建立了大小十四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支约有十万人的工农红军，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而百色起义则是1929年12月以后的事情，是对上述起义的响应。

1929年3月，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战争，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战败，被驱逐出广西，由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主政。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任广西省绥靖司令。那时俞、李正酝酿反对蒋介石，他们全部释放了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罗小彦等人，并且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部队工作。经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推荐和中央批准，年仅25岁的邓小平便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于当年7月初到达了南宁。同时张云逸、叶季壮、陈豪人、龚鹤村、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也前往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

1929年8月中旬，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明确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等任务，并将广西省委改为广西特委，雷经天任特委书记。这次会议在广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它为开辟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建立红色政权制定了方针策略，在广西的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李急于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战而败。在此风云突变之时，根据中央"工农武装割据"的指示，中共广西特委，吸取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影响下，决定走毛泽东、朱德的井冈山斗争道路，提出把广西革命斗争的重点，转到左右江地区、转到农村去。把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拉到左右江地区，与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的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10月22日，陈豪人、张云逸率领党掌握的主要武装力量：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携带南宁军械库的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到百色，并立即筹划武装起义。11月上旬，党中央批准了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批准建立前委，统一党的领导。中央指定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李谦、韦拔群、雷荣璞、何世昌等为委员，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3人为常委，邓小平任前委书记。中央还规定，如果邓小平离开百色到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陈豪人担任。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然后到上海向中央汇报。

1929年12月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举行了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正式创建。张云逸担任军长，陈豪人担任政治部主任。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军部设在百色粤东会馆，前委和政治部设在清风楼。与此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选举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李南山、罗文佳、韦玉梅、刘伟梅等11人为右江苏维埃政府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雷经天为主席。1930年2月1日，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红八军，成立了中共左江特区委员会和左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严敏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王逸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建南任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兼左江工农赤卫队大队长。凭祥、宁明、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也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工农民主政府。至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诞生。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胜利，标志着左右江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湖南、福建、湖北、广东、河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三百多个县，建立大小十四块革命根据地后的第十五块革命根据地。

百色起义，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是中央的特派员。１929年12月百色起义之前，中共中央就曾指示，如果红七军、红八军在左右江不能坚持，则北上江西，汇合朱毛。百色起义后，邓小平参加了中央军委在香港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他在会上的“补充报告”中说：“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百色起义后颁布的《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和次年２月颁布的《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都明确指出：“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

红七军、红八军自建军之日起，就在全军普遍讨论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当时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得以发展，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朱德等人的配合，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学习中央苏区的经验。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其中：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这三方面是密切结合的统一整体。

但是，百色起义后，由于经验不足，部队还缺乏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理解，领导层在认识上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没有得到巩固，因此就没能变成“革命的圣地”。正像小平同志在《红七军工作报告》的最后一个部分，剖析红七军工作的失误和错误时，多次鲜明地强调了的：“当时红七军的中心错误，是以军事为中心，而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事实也证明小平总结是完全正确的， 1930年11月10日。红七军不得不告别根据地，红七军、红八军在左右江已经不能坚持，必须北上江西，汇合朱毛”。因此，红七军从广西河池出发，投奔中央苏区，转战1年，行程7000余里，历尽艰险、英勇奋斗，终于到达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8月，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邓小平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红七军派出五名代表参加大会，其中张云逸、韦拔群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为了表彰红七军的革命精神和功绩，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亲手授予红七军锦旗一面，上面书写着“转战千里”四个大字。

因此，我们说，百色起义，并不是“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唤醒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富强而不懈战斗的意志，燃起了中国大地武装斗争的火种”；百色起义，只能是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一次革命实践。百色起义也许是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第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但绝不是中国武装斗争的前十个里程碑。对百色起义的历史作用，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才好。主观刻意的夸大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容易数典忘祖。

如果说“百色起义”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还不如说，邓小平回国参加中国革命后，通过百色起义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从此以后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事实上也是如此，邓小平到苏区后，更加崇拜毛泽东，热爱毛泽东思想，甚至一度被打成“毛派”。而毛泽东也非常欣赏邓小平，几十年倾心培养、重用邓小平，并力排众议、步步提携，使邓小平能跻身于七常委行列，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毛泽东逝世后，各方面原因的影响，造成中国权力和理论的真空。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经历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运用革命的权威，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赋予社会主义观以新的内容：“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根本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可以说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当时健在的老革命家们及全党和全国人民认可的邓小平理论。也是当时健在的老革命家们及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对“两个凡是”理论，抛弃华国锋、拥护邓小平的根本原因。

虽然，邓小平后来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定音人，企业家人群的创造者，但《邓小平理论》却不是中国古词中的标题和词牌。中国的词，又称“诗余”、“长短句”、“倚声”、“填词”，是诗歌的一种形式，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以两宋成就最高。随着词格式和格律的规范化，使许多文人可以渐渐脱离乐谱而仅依照某个词牌所形成的固定的格律来填词，同一个词牌，格律虽相同，内容却可以相反。毛主席的《卜算子 咏梅》词，就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义而用之。”现代中国的所谓“精英们”经常“把邓小平理论当成古词中的标题和词牌来处理，他们任意标写题目、随时随意添加内容，并反其义而用之”、他们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吓唬老百姓、蒙人！

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正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想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吸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可能国内最著名的IT业界的精英们，想把百色起义赋予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IT精神？或许精英们立志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信念，想体现理想信念的先进性？其实，百色起义的革命前辈的理想信念十分明确，也十分坚定，他们革命的目的，决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要推翻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许IT业界的精英们也产生了革命感？也树立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或者是对网络媒体IT业的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在政治上作了进一步深化和创新？希望借邓小平发展理论把IT业推进到一个更加理想的历史阶段？

但人们今天又如何解读邓小平发展理论呢？又如何把邓小平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呢？中国有一位教授，叫董世明，是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学校社科部筹备组组长，法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他说：“邓小平的理论是针对当时特定的形势发展需要提出来的，经过后人的整理之后，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经过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是正确的、科学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经过后人的整理之后，邓小平的理论才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邓小平理论既然不是“词牌”，怎么能随意填词呢？谁整理的邓小平理论？整理中添塞了什么内容？整理的理论符合邓小平的原意吗？如果是所谓“精英”整理的理论，水分可就大了，那是必须要认真地理论理论的！……。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有个讲话，讲话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无论遇到什么风险考验，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胡锦涛的讲话，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展开了严肃的讨论，由于胡锦涛健在，社会精英还不敢象对待“邓小平理论”那样对“讲话”随意解读。这个讲话很重要！我们早就应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思想上早就应该保持始终清醒、政治上早就应该保持始终坚定、作风上早就应该保持始终务实。我们早就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

我们都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的“和谐社会”、建设的“和谐文化”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甚至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才能抓住社会主义价值需要、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关键，也才能在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中突出重点、抓住根本。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着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有个温州网民，匿名为网易博友46，对文章发表了评论，说：“共产党的存在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哀！理智的人都知道中国因为有共产党受了多少的苦死了多少的人。战死的和饿死的真的太多太多。不过现在我们没的选，只能先发展经济再开展民主。共产党都是垃圾，用屁股想都知道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过在落后和混乱时期用专政也是有好处的，最少不象伊拉克一样天天炸死人。伊拉克最需要共产党。”网易博友46说的话是垃圾，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这种人是一种类型，即无知,又愚昧，还胆大，挺恶毒！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思想造就的怪胎，但他也道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心里话：他们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要先发展“经济”再开展“民主”，他们的发展“经济”？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还不够那么强大！他们的所谓“民主”？就是想“换人间”！

因此，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象胡锦涛总书记讲话说的那样做：“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必须把科学发展、共建和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拿出一套办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否则，势必两极分化。历史的老人已经不止一次告诫我们：不尊重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不理会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势必脱离了人民。那时，无论你号称什么伟大人物的伟大理论，都是非常渺小、极其错误的，都将被广大人民所不齿，被历史所唾弃！

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我们还是真正的共产党吗？………。